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宗教对元代文学的影响·宗教与元代文学
元代文人对宗教观念的认同，更清楚地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
由于地域和社会的原因，元代宗教对文学的影响，一般说来，杂剧突出地受全真教和佛教禅宗的影响;散曲较普遍地受全真教的影响; 正一道教主要影响南方诗文，后期杂剧中心南移后，对杂剧也有一些影响;文学理论则主要受禅学影响，也受道家哲学及道教的影响。
杂剧受宗教的影响既复杂又明显。据统计，现存元杂剧作品中，表现禅宗思想的作品有5种，表现全真教思想的有13种，其他表现佛、道二教观念的作品13种，还有表现鬼神迷信的作品12种，共计43种②。如果现存元杂剧按大约160种计算，则表现宗教观念的作品所占比例实在很大。表现宗教观念和宗教意识的神仙道化剧，在元杂剧中占有很大比例。元代还出现了以写神仙道化剧著称的大戏曲家马致远，在他现存的7部作品中，就有5部属神仙道化剧，以至于人们称他为“马神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神仙道化剧中所写神仙，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而是人间的隐士。如马致远《黄粱梦》中的钟离权，他在剧中唱道：
俺闲遥遥独自林泉隐，你虚飘飘半纸功名进，你看这紫塞军、黄阁臣，几时得个安闲分，怎如我物外自由身。
俺那里地无尘，草长春，四时花发常娇嫩，更那翠屏般山色对柴门。雨滋棕叶盛，露养药苗新。听野猿啼古树，看流水绕孤村。
表现的是文人隐士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剧中宣扬的愤世、出世思想，具有现实批判精神。
在散曲中，有大量“叹世”、“遁世”之作。躲避世路险恶，全性保真，珍视生命，追求人生适意，厌弃争斗，蔑视富贵，追求无拘无束、任情任性，成为元散曲的基调。与此相应，直白显露，真率放达，一泄无余，成为元散曲的主体风格。这些都与全真道教的影响有关。如张养浩的【中吕】《朝天曲》：
挂冠，弃官，偷走下连云栈。湖山佳处屋两间，掩映垂杨岸。满地白云，东风吹散，却遮了一半山。严子陵钓滩，韩元帅将坛，那一个无忧患?
再如乔吉的【中吕】《山坡羊·寓兴》：
鹏搏九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惯。事间关，景阑珊，黄金不富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白，也是眼;青，也是眼。
全真教的精神对散曲的影响最为突出，而全真教对文学的影响也最突出地体现在散曲中。
元人词有相当一部分是道士所作，其中充满了所谓的 “道情”。元人还编有《鸣鹤余音》八卷，收唐以来作者39人词作，作者多为全真教士或全真教所尊之教祖。《四库全书》说它：“所录多方外之言，不以文字工拙论，而寄托幽旷，亦时有可观。”《道藏提要》概括其内容说：“所收词赋诗歌，皆阐全真教旨。或叹人生无常，世间火坑，劝人出家修道;或抒避世出尘，逍遥林泉之清闲逸趣;或剖析玄理，发明心性，咏修心悟性之旨要。尤以阐发内丹之作为多。”这类作品在唐圭璋所编《全金元词》中占相当比例。当然，也有的论者认为，这些“词”其实不能算文学作品。
隐逸诗人是宋元之际诗人群体的主体，而表现避世的田园之趣，以及追求清净与养生，也就成为这一时期南方诗歌的重要主题。他们的诗歌深受南方道教和佛教禅宗的影响，我们看谢枋得的《和道士陈天隐》：
明知儒道本同流，未了因缘不自由。紫府寥阳随念到，红尘辛苦几时休。精神常与天来往，躯壳不知谁滞留。穹壤岂无陆修静，知君认得故吾否?
——其一
岂不逍遥自采真，世间何地可容身!碧桃秋月原无物，丽日祥风只爱春。天上尽多知己友，尘中安得见心人? 赤虬一跃蓬莱近，又恐丹丘有宿因。
——其二
禅道情趣在他们的诗作中表现得相当普遍，似乎禅道有助于他们的诗情，方凤就有诗云：“手把《南华》读一过，诗思陡涌如春波。”(《答柳道传饷笋》)
散文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为佛、道而作。清人陆世仪批评宋濂：“宋景濂一代儒宗，然其文大半为浮图氏作。自以为淹贯释典，然而学术为不纯矣。不特非孔孟之门墙，抑亦倒韩欧之门户。”(《思辩录辑要》后集卷一三)岂止宋濂，虞集、黄溍等等，元代文人，率多如此。元代文士对宗教观念的认同，使他们丢掉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千古圣训，改变了鄙视“街谈巷议”、“小说家言”的观点，在为释子道徒们所写的碑传塔铭等文字中，将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写进了他们的高文大册，而又言之凿凿。如刘将孙《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事状》记大师神奇事：
初至岩数夕，蛇虎交至，了不为动。山神启曰：“吾眷属为师守此久，师既来，吾将何适?”师曰：“此荆棘荒秽，非汝栖止。山前地平宽，吾为汝卜居焉。”是夕，乡人咸见秉烛负载，老幼扶携，自岩而出……惠州河源县洲上有巨舰插沙岸，祥符初，南海郡僧造砖塔，叩于师曰：“此舰甚济事，然不可取，愿师方便。”师曰：“此船已属阴府矣。”僧再三恳请，师书偈与之，僧持往船所，应手拔出。运砖毕事，有巨商借之运米，即为恶风漂去，不知所往……又尝作禅果院佛殿，日既卜，匠请曰：“材虽备，而溪曲多山，牵挽数日方可达，殆不能应期。”师往视之，曰：“果然，当奈何? ”乃以拄杖指山，咄曰：“权过彼岸! ”山即随杖中断。
——《养吾斋集》卷二八
类似的文字，在很多元人文集中都可见到。元人文集中的不少文字，简直就可作小说观。还有一些文字，虽不记禅道之事，却体现了禅道精神。
在文学批评理论中，以诗喻禅，讲妙悟，讲境界，自唐以后，已成为中国诗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为大多数论者普遍接受。元代文人对此进一步阐扬，元人刘将孙说：
诗固有不得不如禅者也。今夫山川草木，风烟云月，皆有耳目所共知识。其入于诗也，使人爽然而得其味于意外焉，悠然而悟其境于言外焉……夫岂独如禅而已，禅之捷解，殆不能及也……诗者则眼前景，望中兴，古今之性情，使觉者咏歌之，嗟叹之，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登高望远，兴怀触目，百世之上，千载之下，不啻自其口出。诗之禅至此极矣。
——《养吾斋集》卷一○《如禅集序》
阐述了诗与禅的联系与区别。刘将孙用他脚踏实地的理论，将诗的真实与禅的神秘区分开来了。可贵的是，他还用具体的实例让我们认识了诗境是如何“悟入”的。在《彭丙公诗序》中他现身说法，谈了一次“悟”的经历：
往年侍先君子须溪先生居高山绝顶。一日昧旦起，见万山之外，微明湛然，远如水光，已而紫翠金彩，棱露百叠。良久，则云收天澹，山尖如染，其下雾气方冥蒙如晦。心窃如有所省。因请曰：“诗宜得如此景趣，意者画手犹难之也。”先君子欣然证之，曰：“诗道具此矣。浓者欲其愈浓，淡者不厌其更淡。”繇是观于诸家，始略得浓淡真处。尝历举唐诗，至“黄鹂深树春，潮过雨急进”，见问曰：“此入何品画?”对曰：“水墨。”乃掉首否否：“此生色画也。”良久乃悟。然未悟固不识其妙，既悟亦不能得于言。
——《养吾斋集》卷一一
这段文字，前半谈创作论，后半讲鉴赏论。就创作论说，我们不一定赞赏他“浓者欲其愈浓，淡者不厌其更淡”这一具体诗论主张，但他把“禅”、“悟”理解为人在受了自然和生活的启示后对艺术的顿悟，则是很有意义的，是相当接近于人类在艺术创作中的思维活动规律的。而他论鉴赏的这一公案，我们看了也很受启发，对诗的品评，也有心领神会的感觉。
在元代之前或以后的各个朝代，影响文学的宗教一般都只有佛道两教，元代则不然。在元代，除了佛道两教与文学的关系特别密切外，伊斯兰教(答失蛮)、基督教(也里可温)都对当时的中国文学发生着影响，著名的答失蛮诗人有萨都剌，著名的也里可温诗人有马祖常。今天的学者就已指出伊斯兰文化对萨都剌诗歌的影响，认为他把自己经商的经历写进诗里，就显示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差异; 他诗中较少羁旅之愁和地域偏见，就不同于汉族文化的恋土重迁，其创作心态就源于阿拉伯人喜欢迁徙的民族性格等①。
宗教与文学，历来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自汉代佛、道兴起以来，文人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从来不像元代这样普遍。释道文人化，元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像全真教那样，“具有士人隐修会的性质”(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在中国宗教史上绝无仅有。元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因此也就显得更为密切。
注释
② 见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第九章附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① 罗斯宁《民族大融合中的萨都剌》,《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