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文献·先秦两汉文学的原始典籍·先秦文学原始典籍·历史散文
先秦时期的历史类散文是先秦文献的基本构成部分之一。不论是偏重于记言或偏重于记事,在记载历史的同时,都往往着意于历史事件过程的细致描绘;或者表现活跃在事件中的人物,描写他们的性格和情态。这些,都使历史著作带有明显的文学色彩,成为文学演进的证明。主要著作有如下几部。
《尚书》,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件汇编。上起远古,下迄春秋中叶。因记上古之事,故称“尚书”。后成为儒家经典,又称《书经》。全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前两部分为后人追记,后两部分多为当时史事记录。汉代人认为《尚书》为孔子所编定,现多认为非出一人之手,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流传,到春秋战国才最后定型的。《尚书》原有百篇,由于秦代的禁毁和散佚,汉初伏生所传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只29篇。后来由于壁藏图书的发现,于是有《尚书》古文经46卷57篇(并见《汉书·艺文志》),产生了今、古文《尚书》的区别。在流传过程中,古文《尚书》在东汉曾盛行,马融、郑玄都曾为之作注,但至西晋散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自称得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59篇46卷,奏上朝廷,成为《尚书》之通行本。但自宋代开始,一些学者对此提出怀疑,于是出现了伪《古文尚书》的公案。经过明清学者的考证,特别是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出现,最终证明《古文尚书》为真伪杂糅之书。其同于《今文尚书》者为真,多出之篇章,为梅赜之伪作。至此,《尚书》真伪之争,始有一较为确定的结论。现存《尚书》之可靠文献,有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不但是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中国早期散文的重要作品。由于产生时代早,文辞古奥,又多当时口语,故而难于诵读,唐代韩愈已有“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之叹。但其记言中体现的人物情态和形象语言,及其文体特征,对研究先秦散文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春秋左氏传》,或称《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凡30卷,是以《春秋》为记事大纲的编年体史书。《春秋》,据传是孔子据鲁史记笔削而成,并以之作为教材,教育学生。后世有的学者对此提出怀疑,以为实际应当是鲁国史官编写,是当时“百国春秋”中幸存的一部,但因孔子用于教学而流传。它以春秋时期鲁国国君在位的年代为序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凡12公242年。《春秋》采用提纲式的记事,语言简约,用词考究,后人难于具体了解。因此,后世遂有说明性著作。因《春秋》为“经”,这些说明性著作遂称为“传”。汉代原本五家,但后世只流传《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邹氏传》亡佚),合称为“春秋三传”。在这“三传”中,《公羊传》《谷梁传》都是“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以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要目的的著作。但《春秋左氏传》与之不同,因而在与《春秋》的关系、真伪、作者等方面,后世多有不同意见,成为今古文经学争议的焦点著作之一。汉代古文经学家认为《左传》传《春秋》,而今文经学家认为《左传》不传《春秋》。这种争论的影响直至现在。客观而论,《左传》大体上以《春秋》为纲以记事,详述史实过程,应当与《春秋》有密切关系;时间亦起自隐公元年,但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并记载鲁悼公四年(前464)晋荀瑶帅师围郑事,而及于晋知伯之亡(鲁悼公十四年,前454),比《春秋》多出13年及鲁悼公时事,这是所谓有“传”无“经”的部分。但也有有“经”无“传”的情况,这说明它不是专注的解“经”之作,而且也与创作年代有关。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此种说法唐以前无异议,唐以后则或以为左氏、左丘氏为二人,《左传》为左氏所作,非左丘明;或以为《左传》为子夏或子夏弟子作、吴起作;或以为战国魏史官作;或以为作非一人、成非一世。康有为甚至认为乃汉刘歆伪作,莫衷一是。然诸说概多推论,少确证,故当以司马迁之说为是。《左传》是先秦时期可靠的历史资料,虽略于典章制度,但详于记事,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学价值。除其本身在记事、写人、语言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文学表现外,还被认为是记事散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羊传》,11卷,传为齐人公羊高撰。公羊高,子夏弟子,传《春秋》义,四传至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子都最后著录成书,即今本《公羊传》。《公羊传》逐字逐句阐说《春秋》大义,虽少事实,但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礼仪制度。汉代今文经学,以公羊派最盛。
《谷梁传》,11卷,传为谷梁赤撰,赤或作喜、嘉、俶、寘、淑,与公羊高同为子夏弟子。《谷梁传》为其后世弟子于汉代整理成书。其释《春秋》与《公羊传》体例略近,但解说及详略时或不同,同属汉代今文学派,文字较《公羊传》质朴。
《国语》,《汉志》载21篇,包括《周语》3篇、《鲁语》2篇、《齐语》1篇、《晋语》9篇、《郑语》1篇、《楚语》2篇、《吴语》1篇、《越语》2篇,是现存最早的国别史。所记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约在公元前967至前453年之间。《国语》或称《春秋外传》。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记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现在一般认为,《国语》中的有些记述虽然可以与《左传》互为补充,如《齐语》中记载管仲相齐称霸、《吴语》与《越语》反映吴、越争霸的情况等,但实际与《春秋》无直接关系。它应当是八个诸侯国和地区的史料汇编,大约在战国时期编成,编者也不能确指。它在记述中以人物的言论为主,通过人物对话反映历史;所记也不系统,多为片断的记述。在文学上,有些片断说理充分,能体现人物性格,语言比较流畅平易。
《战国策》,为记载战国纵横游说之士的言论和活动的历史资料集。原来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不同名称,篇章多寡不一。西汉刘向将其统一整理为33篇,“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故定名《战国策》。它包括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个国家和地区的史实,记载“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并见《战国策书录》),也就是起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迄于前209年秦二世即位。通过“士”阶层的活动,反映了战国时期复杂的斗争和矛盾。作为历史著作,《战国策》多有夸张失实之处,记载史实也不够全面详细。但在文学上,《战国策》多用铺排夸张的描写手法,多用比喻和寓言故事说理,语言铺张扬厉、生动流畅,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这些使它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整理出版的 《战国纵横家书》,是《战国策》的同类资料,可资参稽。
《晏子春秋》,记载晏子事迹和言论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于“儒家”著录《晏子》8篇。《隋书·经籍志》始题《晏子春秋》。今本分内、外篇共8卷,215章。本书虽列于诸子,实同传记,其记载晏子行事、思想颇驳杂,故后世有归属儒、墨之争(柳宗元)。《四库全书总目》称:“《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四库简明目录》云:“列之儒家,于宗旨固非。列之墨家,于题材亦未允。改隶传记,庶得其真。”晏子(?—约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后期著名政治家,齐大夫,相景公。主张省刑薄敛,以节俭力行名世。《晏子春秋》以短小的故事形式,通过记载晏子言行事迹,体现晏子的思想和人物风貌、性格特征,颇多戏剧性情节;语言或简当明快,或幽默风趣;于生活细节中寄寓正大深邃之道理,颇富文学意味。以其所记多近传说,故或视之为我国最早的短篇小说集。现在较好的注本是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