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九世纪末以来明代文学研究概貌
早在清初，就有一些学者对明代文学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和理性的反思。如钱谦益(1582—1664)的《列朝诗集小传》、黄宗羲(1610—1695)的《明文海》、王夫之(1619—1692)的《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及《明诗评选》、朱彝尊(1629—1709)的《静志居诗话》等，都对明代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想和文学流派作了精彩的总结与批评。到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的《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明代文集提要，对明代文学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批评，自成学术系统，对20世纪以来的明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明代诗文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从19世纪末开始，与整个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变化同步，明代文学研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其总体演变的情况来看，这一百多年来的明代文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创期(1896—1919)、展开期(1920—1949)、变异期(1950—1977)、多元发展期(1978—现在)①。
在明代文学研究的始创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取代诗文研究的正宗地位，小说戏曲研究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显学。这一现象标志着明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趋向。出于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小说戏曲的社会影响力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人坚决扬弃小说戏曲为“小道”的传统观念，极力提高小说戏曲的社会地位。随着文坛上“小说界革命”的展开，人们开始用一种崭新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尤其着眼于“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②。正如王国维(1877—1927)所说的：“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③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研究亦复如此。
整个中国文学史学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最初正式使用“文学史”的名目，并借鉴西方近代编写文学史的体例，自撰《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认为是林传甲(1877—1921)，其书始印于1904年，但该书仅叙及宋代。而黄人(1866—1913)的《中国文学史》，亦于是年动笔，约完成于1909年，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新型的文学史著作的兴起④。该书在近世文学中叙及“明前期文学”、“明次期诗录附诗余”、“明之新文学”、“明人制艺”，构成以诗文为主体的文学史内容，基本未出《四库全书总目》的范囿。1912年，王国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后改名《宋元戏曲考》)，作序说：“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①所谓“此学”，即中国戏曲史学。该书的问世标志着戏曲开始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其后，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914)、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张之纯《中国文学史》(1915)等文学史著，在叙述明代文学史时，尚依循传统，仅限于诗文。而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第一次卓有胆识地在文学史中列“明之戏曲小说”一章。从此以后，小说戏曲研究便成为明代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到明代文学研究展开期(1920—1949)，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明代文学研究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首先，由于文学研究界以小说戏曲为正宗的观念取代了以诗文为正宗的观念，因此在明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格局中，小说戏曲所占的位置越来越显著，乃至成为明代文学的正宗、主流，而诗文反而成了旁系、支流。从文学史的撰写情况来看，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1926、1929)、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28)、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刘麟生《中国文学史》(1932)、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1933)、谭正璧《新编中国文学史》(1935)、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1936)、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1938)、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1949)等著作，在明代文学部分，论述小说戏曲的篇幅大都超过了论述诗文的篇幅①。这样一种文学史著的写作格局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在断代文学史著中，钱基博的《明代文学》 (1934)和宋佩韦的《明文学史》(1934)仍以诗文为主，但这种现象实与商务印书馆同套丛书中另有戏曲史、小说史著作，避免重复有关。
与之相关的是，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也在小说戏曲研究，尤其是在小说研究方面得到了创辟。1923年底和1924年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分上下册先后出版，被公认为打破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以朝代更迭为经，以类型划分为纬，以代表性作品为经纬交织的 “节点”，寓史识于描述之中，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小说史研究范式。这种小说史研究范式具有强健的生命力，直至今日仍为许多文学史家所沿用。从1920年开始，胡适陆续撰写了 《水浒传考证》(1920)《三国志演义序》(1922)《西游记考证》(1923)等文章，以本事考辨与版本校勘为根基，贯穿历史的眼光与母题(motif)研究的思路，采用“历史考证法”，倡导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风气，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中影响巨大。这一时期的许多学者，如郑振铎、孙楷第、马廉、余嘉锡、王古鲁等，将清代考据学方法与历史考证法相结合，在明代小说戏曲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如社会学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等，也在这一时期小说戏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些新文化人认定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有着深远的血缘关系，如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便径直将公安派、竟陵派称作“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并说：“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②因此，对晚明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公安派和晚明小品的研究，成为一时热点，从而突破了《四库全书总目》划定的明代诗文研究格局。与之相关，自从1927年陈中凡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后，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39)、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1934年，下册1947年，1948年再版)等相继问世，对明代诸家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研究成为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从1950年到1977年，是明代文学研究的变异期。这一时期大陆地区的明代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无可争议地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例如20世纪50年代组织了一些有关明代文学的讨论，以讨论名家名作为主。讨论的结果，汇集在几部讨论集中，有《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水浒传研究论文集》《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以及《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以上1957)、《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二集》(1959)，均由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在这些讨论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广泛深入的运用，文学的思想内容(包括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的主题思想、人民性、人物形象等)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人们对明代文学的社会历史内容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但是当人们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运用趋于极端时，便出现了“文革”中像“批水浒”那样的闹剧，从而丧失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大陆地区有一批学者继承重资料、尚实证的治学态度，脚踏实地，勤奋耕耘，致力于明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例如明代的大量通俗小说、文言小说、戏曲作品等，得到整理出版，有的还出版了多种版本;许多戏曲小说作家、作品的考证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相对来说，明代诗文的整理出版较少。而在台湾地区，这一时期明代文学研究则基本上延续了20世纪初以来的传统研究范式，主要采用校点笺注和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①，“旨在发掘文豪诗哲之人格特质、心声密意”①。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输入波及古代文学研究，才有所改变②。
从1978年以来，明代文学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发展期，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是如此。一方面，由于文学观念的剧烈变化，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独立意识日益强烈，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今文学的关联与比较研究等，也都成为明代文学研究中无可置疑的“题中之义”。在海峡两岸，由于传统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受到强烈质疑，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引进以及与中国传统批评方法的融合，在明代文学研究中热极一时，多元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尝试蔚然成风，学术研究范式面临着再次转型。许多研究者不懈地致力于从外部拓展明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大量引进西方现代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理论和方法，从而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单一模式，倡导一种广义的文化批评。与此同时，更有许多研究者转向文学的内部研究，倡导审美批评、艺术批评和文本批评，从美学、艺术学、叙事学、语言学等角度研究明代文学，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内外兼治”、“中西并用”，提倡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以解决明代文学的实际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学术环境的宽松和研究经费的相对充足，在这一时期的海峡两岸，明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空前兴盛，在明代文学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考证、史料搜集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此外，集成式的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类型文学史的编撰，在这一时期也层出不穷，争奇斗艳。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样，明代文学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
注释
① 参见邓绍基、史铁良《明代文学研究》第一章《绪论》第1—19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②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2页(第一卷,198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③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教育世界》1906年139号。收入《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册第95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上海古籍书店1983影印。④ 关于林、黄二部文学史的详细论述,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九章《中国文学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①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收入《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① 关于上述文学史著的章目,参见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及吉平平、黄晓静《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②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第2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新版。① 参见赵孝萱《五六十年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概况》,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1950—2000)》第1—27页,学生书局2001年版。① 龚鹏程《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序》,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1950—2000)》卷首。② 参见周益忠《七十年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概况》,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1950—2000)》第29—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