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文献·《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
现存《文心雕龙》最早刻本，即元至正十五年刻本中《隐秀》“澜表方圆”下至“朔风动秋草”的“朔”字共400字原阙。此本每半页10行，行20字，缺400字，正合一板。《古今图书集成考证》谓“此篇‘澜表方圆’以下阙一页，《永乐大典》所收旧本亦无之。今坊本乃何焯校补”。黄叔琳本《隐秀》篇就是根据何焯本校补的，并称：“《隐秀》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者即阙此叶，此后诸刻仍之。胡孝辕、朱郁仪皆不见完书。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椠本抄补。后归虞山，而传录于外甚少。康熙庚辰，何心友从吴兴贾人得一旧本，适有钞补《隐秀》篇全文。辛巳，义门过隐湖，从汲古阁架上见冯己苍所传功甫本，记其阙字以归。”这里提到了与《隐秀》篇补文流传有重要关系的何焯(义门)、何(心友)、钱谦益(虞山))、冯舒(己苍)及钱允治(功甫)等人。按钱允治跋：“此书至正乙未刻于嘉禾，弘治甲子刻于吴门，嘉靖庚子刻于新安，辛卯刻于建安，万历己酉刻于南昌，至《隐秀》一篇均之缺如也。余从阮华山得宋本抄补，始为完书。甲寅(1614)七月二十四日书于南宫坊之新居。”据此而知，钱氏是现在《隐秀》篇补文的最早过录者。此本后归钱谦益，冯舒曾借去托谢恒抄了一部。《隐秀》篇自“始正而末奇”句起直至篇末赞文则是冯舒自己抄的。这在冯舒本跋文中有清楚的交待。绛云楼大火后，钱氏本失传，赖冯氏本流传，今存国家图书馆。又按徐渤万历己未跋：“第四十《隐秀》一篇原脱一板，予万历戊午(1618)之冬客游南昌，王孙孝穆(即朱谋，字孝穆)云：‘曾见宋本，业已钞补。’予亟从孝穆录之。”这个校录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又何焯康熙庚辰跋：“康熙庚辰心友弟从吴兴贾人得一旧本，适有抄补《隐秀》篇全文。除夕，坐语古小斋，走笔录之。”从上述题跋而知，《隐秀》篇补文的来源主要有三个，即钱允治补抄本，朱谋所见宋本和何焯从其弟处所见贾人旧本。
明人好作伪书。因此，明人所见补的这四百字《隐秀》篇补文，清代以来的绝大多数学者以为不可靠。纪昀是最有力的判定者。他在芸香堂本卷首例言及《隐秀》篇评语中再三称：“此篇出于伪托，义门为阮华山所欺耳。”“此一页殊不类，究属可疑。‘呕心吐胆’似摭玉溪《李贺小传》‘呕出心肝’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周朴‘月锻季炼’语。称渊明为彭泽乃唐人语，六朝但有征士之称，不称其官也。称班姬为匹妇，亦摭钟嵘《诗品》语。此书成于齐代，不应述梁代之说也。且《隐秀》之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似乎明人伪托，不如从元本缺之。”又曰：“癸巳(1773)三月以《永乐大典》所收旧本校勘，凡阮本所补悉无之，然后知其真出伪撰。”这些看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了系统的阐述：“是书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至明宏(弘)治、嘉靖、万历，凡经五刻，其《隐秀》一篇，皆有阙文。明末常熟钱允治称得阮华山宋椠本，钞补四百余字，然其书晚出，别无显证，其词亦颇不类。如‘呕心吐胆’似摭《李贺小传》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论周朴语;称班姬为匹妇，亦似摭钟嵘《诗品》语，皆有可疑。况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阙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氏所称，殆亦影撰，何焯等误信之也。”近现代学者对《隐秀》篇补文持否定态度的以黄侃、刘永济、杨明照、周振甫、王达津等人为代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详此补亡之文，出辞肤浅，无所甄明。且原文明云‘思合自逢，非由研虑’。即补亡者，亦知不劳妆点，无待裁熔，乃中篇忽羼入‘驰心溺思、呕心、煅岁’诸语。此之矛盾，令人笑诧。岂以彦和而至于斯?至如用字之庸杂，举证之阔疏，又不足诮也。案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征引者。惟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之文。今本既云出于宋椠，何以遗此二言?然则赝迹至斯愈显，不待考索文理而亦知之矣。”为此，他又特意补写《隐秀》所阙400字，颇得时人重视，徐复、赵西陆甚至还为黄侃补文作笺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同意纪昀、黄侃的辨伪，并补充说：“文中有‘彭泽之□□’句，此彭泽乃指渊明。然细检全书，品列成文，未及陶公只字。盖陶公隐居息游，当时知者已鲜，又颜谢之体，方为世重，陶公所作，与世异味，而陶集流传，始于昭明，舍人著书，乃在齐代，其时陶集尚未流传，即令入梁，曾见传本，而书成已久，不及追加。故以彭泽之闲雅绝伦，《文心》竟不及品论。浅人见不及此，以陶居刘前，理可援据，乃于此文特加征引，适足成其伪托之证。”杨明照《〈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王达津《论〈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并见《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等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证据，用以辨伪：第一，从版本上看，钱允治所见阮华山藏宋椠本，朱谋所见宋本均不见传，且未见明清公私著录，特别是钱抄又缺《岁寒堂诗话》中所引刘勰佚文，这在版本上首先令人起疑。第二，从论点上看，补文中的“呕心吐胆”、“锻岁炼年”等与《神思》《养气》等篇提出的“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的观点相左。第三，从体例上看，《明诗》提出李陵班婕妤诗为伪，以后再未提及，补文却论及二人诗句，正与《明诗》矛盾。且补文只论诗，不及文，与《比兴》《丽辞》《夸饰》等篇兼论诗文体例不符。第四，从称谓上看，刘勰对历代作家的称谓除于列朝君主称谥号或庙号，曹植称思王，或陈思，屈原称三闾、司马谈称太史、班姬称婕妤外，其他作家只称名或字，绝无称其官的，而补文却称陶渊明为彭泽，与全书称谓不符。第五，从用字上看，《文心雕龙》是“本末”、“始终”连用，从来不用“始末”，而补文却有“始正而末奇”之语。始末一词似不是六朝人习语。又，“波”与“若远山之浮烟霭”，似从明人画论中来，“妆点”也不是六朝用语。第六，从风格上看，在所补的78句中，除句首或句末共用了五个词语和“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两句外，其余全是追求形式的俪句，无一单篇，这在全书中绝对找不出类似的第二篇。经过这些学者的深入辨析考证，《隐秀》篇补文系明人伪撰的看法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庶几已成定论。
但是，问题似并没有最终解决。近年，詹锳连续发表《〈文心雕龙·隐秀〉篇的真伪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2辑)《再谈〈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1期)等文，从版本和内容两方面考订《隐秀》补文非明人影撰。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中的一章《文心雕龙的隐秀论》，对诸家的辨难逐条反驳，坚持认为《隐秀》篇补文系刘勰原作。先说版本，称明天启七年(1627)冯舒校、谢恒抄本《文心雕龙》(今藏国家图书馆)的钱功甫跋：“余从阮华山得宋本抄补，始为完书。”这本上有冯舒跋：“余从牧斋借得此本。”那么这个宋本转到钱谦益手里，钱的书被烧，已没有了。梅庆生天启二年(1622)六次校定《文心雕龙》本(藏天津人民图书馆)有《隐秀》补文附朱郁仪跋：“海虞许子洽于钱功甫万卷楼检得宋刻，适存此篇，喜而录之。”这也是阮华山本。嘉靖汪一元私淑轩刻《文心雕龙》本(藏北京大学)有徐��跋：“王孙孝穆云：‘曾见宋本，业已抄补。’”是朱孝穆见过的宋本。清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四跋《文心雕龙》：“胡夏客曰：‘《隐秀》篇旧脱四百余字，余家藏本独完。’”这样，举出宋本，有阮华山藏本、朱孝穆所见本、胡震亨子夏客家藏本，都不传。周振甫认为还无法驳斥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提出的怀疑，为此，詹文想从版本上来证明补文的可靠，仍不足信。詹文又从文字上证明补文的可信，指出桓谭《新论·祛蔽》称扬雄作赋，“梦见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与“呕心吐胆”一致;《后汉书·张衡传》称他“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与“煅岁炼年”可互相印证;说“匹妇”抄自《诗品》，不成理由;鲍照《鲍氏集》卷四有《效陶彭泽体》诗，怎能说“六朝但有征土之称”呢?这是驳纪昀批语的。但周振甫认为刘勰讲扬雄惊梦、左思练都事，作为文思迟钝的例子，不是宣扬“呕心吐胆”、“煅岁炼年”的。刘勰在《养气》里提倡“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反对“销铄精胆，蹙迫和气”，与“呕心吐胆”，“煅岁炼年”不同，说明詹文从文字上证明补文的可靠，仍不足信(见《文心雕龙注释·隐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