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文献·隋唐五代文学的典籍·总集·《全唐诗》和《全唐文》
不作选择地网罗一代作品，尽可能全备地汇聚于一书，宋代已初见端倪。如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收唐人绝句逾万首;赵孟奎编《分门纂类唐歌诗》一百卷，收诗达40 791首，虽不称全录，却已具此种倾向。明代较早从事于此的纂辑者是嘉靖间编成《古诗纪》的冯惟讷，沿其体例而纂录唐诗的黄德水和吴琯于隆庆至万历初年编成《唐诗纪》初盛唐部分170卷(有万历十三年[1585]刻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万历、崇祯年间，胡震亨编成《唐音统签》1033卷，首次完成有唐一代诗歌的汇辑。《唐音统签》分十签收录唐诗，甲签录帝王诗，乙丙丁戊四签录初盛中晚四期诗，戊签后附戊签余录五代诗，己签为闺媛诗，庚签为僧道诗，辛签为乐府、谐谑、歌谣谶谚、章咒偈颂，壬签为神仙鬼怪诗，癸签为诗话评论。后仅戊、癸二签刊印而较易见，甲、乙、丙、丁四签曾刻而传本很少，全书今存故宫博物院，近年方得影印问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又收入《故宫善本丛书》《续修四库全书》)。胡氏同时人茅元仪所编的《全唐诗》1200卷，可能是最早以“全”字领摄一代作品的著作，可惜在战乱中失亡，仅有《凡例》存于其文集中(转引自《湖录经籍考》卷六)，可略知其编例。清初钱谦益曾试图以《唐诗纪事》为基础编录唐诗，未成而稿归季振宜，季振宜复事搜辑，编成717卷《唐诗》进呈，今有稿本存台湾，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影印时题作《全唐诗稿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尚有清写本存留，前者已影印收入《故宫善本丛书》。胡、季二书虽已规模大备，但当时并未流布。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圣祖南巡时命曹寅领衔在扬州开馆编修《全唐诗》，由彭定求、沈三曾等十名在籍翰林负责编修，仅用一年多时间，这部多达900卷的大书就编修完成了。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当时几乎全靠《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二书拼接成编，所做工作大致以季书为基础，据胡书补遗，抽换了少数集子的底本，将二书校记中原说明依据的文字，一律改为“一作某”，小传则删繁就简，编次作了适当调整。闺媛、僧道以下的部分，几乎全取《唐音统签》，仅删去馆臣认为不是诗歌的章咒偈颂24卷。《全唐诗》卷八八二至卷八八八有补遗7卷，是馆臣据新发现的《分门纂类唐歌诗》《唐百家诗选》《古今岁时杂咏》等书新补的诗篇。尽管如此，这部大书毕竟完成了总汇唐诗于一书的工作，并以其特殊的权威和普及向世人展示了唐一代诗歌的面貌，使此后的唐诗爱好者和研究者大获沾益，至今不废。《全唐诗》存诗49 403首又1555句，作者2576人，有康熙扬州诗局本，字大悦目，分为12函1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据以影印，只是字缩印得太小了一些。中华书局于1960年出版排印本，1999年又出横排简体字本，较便利用。
《全唐诗》匆遽成书，不注文献所出，缺漏讹误十分严重。其存在问题，岑仲勉作《读全唐诗札记》(《史语所集刊》第九本)指出错误数百处，陈尚君《〈全唐诗〉误收诗考》(刊《文史》24辑)指出所收非唐时诗663首又38句;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则对6858首重出误收诗作了鉴别。最早为其补遗的是日本人市河世宁据日本所存《文镜秘府论》《千载佳句》《游仙窟》等书，补录128人诗66首又279句，编为《全唐诗逸》3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诗》第25册附收)。我国学者王重民利用敦煌遗书编成《补全唐诗》，收诗104首;孙望利用石刻、《永乐大典》和新得善本编成《全唐诗补逸》20卷，补诗830首又86句;童养年利用四部群书和石刻方志，作《全唐诗续补遗》21卷，得诗逾千首。三书合编为《全唐诗外编》，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陈尚君又据存世典籍作全面补辑，得诗4663首又1199句，作《全唐诗续拾》60卷;并删订《全唐诗外编》，增加王重民录诗62首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重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共存逸诗6300多首。此外，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校》(中华书局2000)中，尚可补唐人逸诗近千首。重修《全唐诗》之议，1956年由李嘉言提出，至90年代初获实际展开。新书拟广稽遗佚，备征善本，剔除伪误，甄别重出，详记异文，划一体例，已初步完成初盛唐部分。
乾隆间李调元所辑《全五代诗》100卷，光绪七年(1881)刊《函海》本较好。其主体部分已全收入《全唐诗》，略有增补，数量不大。五代仅五六十年，前后限过于短蹙，李氏另成一编，向晚唐、宋初任意延伸，又颇改词为诗，伪题作者，甚不足取。
《全唐文》于嘉庆间应诏编修，由董诰领衔，实际主其事的则是徐松、孙尔准、胡敬、陈鸿墀等人。其工作底本是海宁陈邦彦于雍正、乾隆间初编的所谓“内府旧本《全唐文》”，徐松等人又据得见的四部书、《永乐大典》、方志、石刻和佛道二藏，做了大量的遗文网罗和校正工作。历时六年，先后有五十多人参与编修，终成书1000卷，存文20 025篇，作者3035人，除首列帝王外，臣工均以时代前后为序。《全唐文》成于朴学既盛时期，主事者又颇具学识，在搜罗遗佚、录文校订、小传编次诸方面，应该说均优于《全唐诗》。但不注所出则两书相同，漏收重收、录文缺误、事迹出入等问题也所在多见。清人劳格作《读全唐文札记》(收入《读书杂识》)，匡谬正失得130则，又补遗文目于文末。岑仲勉作《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史语所集刊》第九本，又收入《唐人行第录》)，又得310则，偏于小传订误;今人陈尚君《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收入《选堂文史论苑》)，沿其例而重在辨伪考异，又指出六百多处。为《全唐文》作补遗的工作，以曾参与《全唐文》编纂的阮元和陈鸿墀为最早：阮元有《全唐文补遗》一卷，录文141篇，多有重出误收，较草率，未刊，抄本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陈鸿墀亦作有《全唐文补遗》，不传，在其作《全唐文纪事》中略引及一些逸文。真正有所成就的是清末吴兴藏书家陆心源，以其丰博的个人藏书编成《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光绪间《潜园总集》本，陈尚君校订本收入《传世藏书》)，补唐文逾三千篇。近代以来，唐文献尤多新发现，尤以敦煌遗书和石刻为大宗，海外汉籍和公私散出珍籍中也颇有可观，佛道二藏和地方文献中也有不少稀见材料。石刻碑志的校录是清后期至近现代唐文发掘方面最有成绩的工作。清季以来的石学专著，如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及其《续编》、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端方《匋斋藏石记》及一批地方石刻专书中，都记录了大量石刻唐文。民国间的新发现，罗振玉编印《芒洛冢墓遗文》《昭陵碑录》等大量专书，保存了可观的唐人文字。张钫《千唐志斋藏志》收唐志达一千二百多方，李根源《曲石藏志》亦颇具精品。最近二十多年因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和影印技术的普及，先后出版的大宗唐碑志也已有多种，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参考的需要。据石刻补录唐文的著作，则有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录墓志3676方，十之七八为《全唐文》和陆补所未收;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七册，均取石刻，存文约四千二百篇。敦煌遗文亦已有多种校录，但尚无全面录补单文者。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则广采四部群书而成，存文六千多篇，墓志收录较少，与前二书体例不同。20世纪90年代初，陕西学者曾倡修《新编全唐五代文》，至今未见出版。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主要是据前人已发表的石刻和敦煌遗文来增补，新增文字中包含大量史书中的谈话，以及敦煌籍账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