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晚期婺中:回归传统与道学文澜

晚期浙江婺中诗文作家大多是中期婺中诗文作家的弟子。宋濂、戴良、陈基、王祎、胡翰等人均是黄溍等人弟子，刘基、苏伯衡虽未入其门，但所受的学术文化精神的熏染是相同的，都接受了浙江地区事功学派和金华学派的影响。所以，他们在学术和文学上具有一致性。

晚期婺中诗文与中期婺中诗文一脉承传，继承多于创新。又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影响，作为这一派主要代表的宋濂、刘基等，又表现出向儒学传统回归的趋势，强调经世致用，强调文以载道。就他们的主观愿望说，他们都希望自己成为学者而不是成为文人，但事实上，他们对理学精微并无心得，他们未能得道学之学髓而只得其文澜。正如《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所云：“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 ”鲁斋、仁山、白云，是元末婺中文人的学术前辈王柏、金履祥、许谦，柳道传、吴正传则是元末婺中文人的师辈柳贯、吴师道。戴良字叔能，宋濂号潜溪，是元末婺中文人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元末婺中文人的文学思想较其师辈有所倒退。未入明的戴良、陈基与他们有所区别，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

晚期婺中派诗文作家，既是浙东南事功学派的后学，又出自金华学派或其他朱学派别门下。如果说杨维桢等人继承了浙东南陈亮等开创的文化精神而与当时吴地商业文化结合，形成了其诗歌的精神面貌的话，晚期婺中派则继承了浙东南陈亮等事功学派的积极用世精神，与朱学的人格精神相结合，形成了他们诗文的面貌。前人概括宋濂的学术渊源，说他“乘濂洛关闽之后，生东莱四子讲道之乡，得方吴黄柳之传”(戴殿泗《宋文宪全集序》)，很能说明他人格与文风形成的原因。“磨砻去圭角，浸润著光泽”，在这一结合中，浙东南文化精神中强劲勃发的个性意识磨去了，他们在人格精神上表现得即实际又平和，符合政治的需要。由于他们主动向政治靠拢，于是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都逐渐与政治结合。社会功利的需要逐渐压倒了个体精神。在入明以后，这一派诗文逐渐走向御用，走向台阁。

研究者普遍感到，这一派的文学主张有一种向元初郝经等人文学思想回归的倾向，甚至认为二者之间有渊源关系。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所以出现这种惊人的近似，是因为时代的需要相似，这就是新兴王朝政治的需要，他们也都自觉地为新朝政治服务。

很显然，当时的婺中派与吴中派是对立的。婺中文人多是学有师承的儒者，他们希望在社会变革中建立不世之功，耻于厕身文士之列。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其作品政治性强，表现出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善于用抒情方式表达自己对政治问题的感受、抒写自己的报国之志。他们多与理学关系密切，有的是理学家，或得理学家之真传，作品多平易，不尚华藻。吴中作为一个文化中心，与浙江、江右最大的区别在于：浙江、江右都是有宋以来的学术名区，传统的文献之邦，在宋已是理学的两大中心，既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又有浓重的理学氛围。吴中则不同，它是一个新兴的文化中心，它有两个突出的时代背景：第一，它是在战乱时期的一个相对安定的区域形成的，战争的威胁使人们对人生、对生命有着不同于常时的思考和体认，形成了不同与常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极端的放浪即与此有关;第二，它是在吴中城市经济和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商品经济带来的开放意识和享乐观念，不能不在他们的思想中表现出来。这就使得吴中文人和婺中文人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表现出矛盾和对立，这种矛盾，在当时社会，表现为传统或正统与新变或叛逆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许多方面，吴中诗人都和婺中文人正好相反：婺中文人在政治上多与朱明政权关系密切，吴中诗人则多与张士诚政权有些瓜葛;婺中文人多与理学有关，或重修养，或重事功，而吴中诗人则多追求个性的自由放任，他们是纯粹的诗人，他们的诗文主张，注重个人感情的抒发，甚至认为诗歌是宣泄感情的工具，社会意识比较淡薄;婺中文人有着强烈的功名意识，而吴中文人有着浓重的才子气、浪漫气，他们似乎甘心退居民间，做个诗人，无拘无束，使个性得到充分的自由。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管是吴中诗派还是婺中文派，他们在文学史著中都被肢解了，一些人归元，另一些人入明，使得人们看不清作为诗文流派的整体面貌。那些入明的诗文作家，他们在明代生活的时间都是短暂的，他们的创作在元代，他们与不入明的诗文作家生活在同一时空中。我们的研究应该尊重历史的原貌，不要人为割裂。不管这些人入明与否，都应放在一起作整体观，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