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晚唐五代诗歌·晚唐五代诗歌的地域性特点
地域性的差异，是认识唐代诗坛的重要角度，而对于晚唐五代诗坛而言，这一角度尤其值得特别关注。晚唐时期，随着地域文化的发展，诗人地区分布的变化，诗歌的地域性差异已经十分引人注目;进入五代十国，这一趋势就更得到强化，同时丰富了诗学地域性发展的内涵。晚唐前期，白居易等人的闲适诗风，主要流行在京洛一带。而以清丽感伤诗风擅长的许浑、杜牧、张祜、赵嘏等人，则长期生活在南方的幕府州县。他们在艺术上显示出对白居易闲适诗风明显疏离;李商隐的诗风与许浑、杜牧等人判然有别，而他长期生活在北方，艺术上受到白居易的影响。晚唐后期，以“咸通十哲”为代表的寒素诗人，其交游关系形成于北方京城，其艺术上接续贾岛、姚合的苦吟影响，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又是出自南方，因此其诗风也接续了许浑等人清丽之风的影响，其近体诗回避苦涩而趋向清浅流易的变化，与这种地域上的影响亦不无关系。晚唐后期真正继承李商隐深婉诗风的，是韩偓等贵胄诗人，其诗风能避轻丽而就深曲，较少受到南方清丽诗风之影响，与其主要的创作地集中在长安一带不无关系。
五代十国诗歌的地域性特征就更加显著，从表面上看是不同的地区的创作形成了不同的风格，而从影响诗歌创作的深层问题来看，它又反映出地区的文学空气、文学基础和诗学传承对创作发生最为重要的影响。地方的文学空气是指一地是否具有适合文学创作的大环境。五代十国中，南唐、西蜀和吴越的大环境最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政治上相对安定，君主不仅能得士，而且能养士;君主好尚文学，对文学之士尤为优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原政治动荡，君主虽重视文士，但多以之为辞命之臣，彼此没有文学上的交流，这就不利于文学的发展。
地方性的文学基础是指一地区长期以来流行的文学创作方式，这是影响五代十国诗歌分布的重要因素。如南唐与西蜀，文学创作的大环境都很好，但西蜀主要发展了词的创作，南唐则在词与诗的创作上都很兴盛。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唐代蜀地的近体诗创作，一直是以接受外来影响为主。初、盛唐时期，蜀地出现了陈子昂、李白两位大诗人，而皆以古体见长。中晚唐时期，西川幕府极盛，加之贬谪迁徙等因素，蜀地人才荟萃，唐末黄巢之乱，唐僖宗与朝臣入蜀，在蜀中开科取士，但这种外来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蜀地的地方诗风。唐末大批外来诗人入蜀，为西蜀的诗歌创作带来短暂的繁荣，随着这些诗人的谢世，诗歌创作再度趋于萎缩。和西蜀形成对比的，则是南唐。南唐在地域上包括今江西、安徽一带，自中唐以来就在近体诗创作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南唐诗歌的繁荣与此地方创作基础有极密切的关系。地方的文学基础，还对不同地区的诗歌创作风貌产生影响，如南唐和吴越，两地基础都很雄厚，但吴越的诗歌偏于七言，讲求情韵婉转，五律在吴越诗坛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南唐形成差异。
诗学传承的地区分布也是影响五代十国创作的另一要素。唐末，诗人郑谷、齐己、黄损等人对近体诗艺术进行了总结。唐亡后，出仕吴国的孙鲂曾向郑谷学习诗艺，“尽得郑体”;孙鲂在吴国与李建勋、沈彬结成诗社，对吴地的诗学产生很大影响。而唐亡后入荆南的齐己、黄损却没有对当地诗风产生多少影响。中朝诗作的衰落也与诗学传承的中断有关。唐末朝廷诗人的主力基本上离开中原，个别入仕朱梁的诗人，如孙偓、赵光逢等，在创作上无足可观。中朝创作从此基本处在无所师法的状态中①。
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是观察一个时代诗歌状况的重要时代背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在帝国势力日趋强盛的初、盛唐，地域文化的交融性一面比较显著，而在国势日衰，藩镇割据的中晚唐，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就会得到强化，至于在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这种差异性得到空前的呈现，就是情理之中的现象了。晚唐五代地域性影响的强化，还和诗歌创作力整体上趋于下降的趋势有关，诗人对其创作基础和背景的超越能力趋于贫弱，就在很大程度上突现了地域性因素的制约力。北宋诗学对晚唐五代以来的诗学地域性特点进行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宋代诗学的内涵。① 参见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第208—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