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诗文批评·主学的特征
清人诗文批评整合前人观念而又最终落实成为本朝之总体风格特征的，是承继宋代而来并发扬光大的主学问的旨趣。两宋是学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又适逢唐代诗文创作的繁荣期甫过，诗文批评的建设正逢其时，学术遂向诗文创作与批评渗透。所谓“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成为一代诗风;诗学中也有了明确的“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区分：“诗人之诗不禁咀嚼。”“学者诗如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永，愈觉深长。”(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引张栻语)宋末严羽虽然全面清算这种现象，但也并未否定诗人“多读书”的必要性(《沧浪诗话·诗辨》)。
这一趣尚隔明代而再度重现于清代。清初诸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如黄宗羲云：“多读书，则诗不期工而自工，若学诗以求其工，必不可得。”(《诗历题辞》)钱谦益云：“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周孝逸文稿序》)朱彝尊云：“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楝亭诗序》)“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斋中读书》)连倡言神韵的王士禛也有“为诗须博取群书，如十三经、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说，皆不可不看”(何世璂《然灯记闻》)的劝戒。这种普遍的看法是以清初朴学的实绩为其背景和基础的。
清中叶学术继续发展而形成了考据之学。此时姚鼐即适时地将桐城派的文学主张由“义法”调整为“义理、考据、辞章”，将主流学术融入了文学而使桐城派声势益壮。诗学方面翁方纲重提“学人之诗”(《七言律诗钞凡例》)的口号，他写下大量文字，反复申论“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石洲诗话》)之意，将宋人及清初以来的主学之论总结成质实可按的“肌理”一说。此后言诗者更是几乎没有不言学的。如洪亮吉《北江诗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陈仅《竹林答问》等，虽杂糅各家，但皆以重学术为其主要之一端。直至清末，陈衍论“同光体”诗，仍坚持“学人之诗”的概念(《近代诗钞序》)，并主要以这一标准评述了道光朝以来的整个诗坛走势。可见有清一代诗学自钱谦益中经翁方纲终至陈衍，主学之声贯穿始末，不同于神韵、格调、性灵等说的各擅一时，而是一曲和声中的主调。
清代朴学和考据学风影响诗学的另一表现是文献整理的扎实详备，上述断代纪事之著对于历代诗学资料，及地域诗话对于一地诗学资料的整理汇总，皆为此种功夫之明证。而规模和实绩均远过前人的别集校释工作，则又为一证。以杜甫为例，《清史稿·艺文志四》别集类著录的杜集校注本达22种，非号称千家注杜而鲜有专本、善本传世的宋代可比。与注杜之伙相映成辉的是说杜之盛，同《志》诗文评类著录陈廷敬《杜律诗话》2卷、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8卷等二种，尚可补充贾开宗 《秋兴偶论》1卷、佚名《杜诗言志》16卷、乔亿《杜诗义法》2卷、朱宗大《杜诗识小》1卷、翁方纲《渔洋杜诗话摘记》1卷和《杜诗附记》20卷、刘凤诰《杜工部诗话》不分卷、史炳《杜诗琐证》2卷、万俊《杜诗说肤》4卷，以及合论而涉及杜甫的汪文柏《杜韩诗句集韵》8卷、潘德舆《李杜诗话》3卷(此本《清史稿》著录)、李黼平《读杜韩笔记》2卷等10余种。注、说以翔实有据合铸成清代杜诗学的鲜明特色，而这一般也是清代诗学中的大多数论评之作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