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社会文化
文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两种精神文化现象，从起源到发展，从思维方式到具体创作形态，都存在着交叠包容、互渗互动的关系，从宗教的角度看文学，或从文学的角度看宗教，皆可触类旁通，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认识。由于宋代宗教仍以道、释两家为主脉，本章仅限于探讨宋代文学与道、佛两教的关系。
宋代诸帝，皆崇道教，真徽二朝，号为极盛。真宗屡兴土木，修建会灵、景灵、玉清、昭清多处宫观，并虚构出道教天尊赵玄朗作为赵氏始祖，尊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他还和大臣王钦若、丁谓及道士一起策划了一次又一次降符箓天书的闹剧，为赵氏王朝罩上一圈神圣的光环。徽宗也屡屡编造“天神下降”的神话，崇信道士，屡加封赏，广建道观，不惜财力，还为道教人物加封赐号，制定道教节日，设立道学制度，仿照朝廷官吏品秩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政和七年四月，徽宗甚至讽道箓院，上章册己为道君皇帝，态度狂热。佛教虽无法像道教那样直接与宋帝攀上亲戚，但由于传统力量的影响，其实际势力远超道教。终宋一朝，僧道数目比例大致维持在二十比一。以对道佛态度最为理性的高宗朝为例，绍兴二十七年八月，高宗问宰臣贺允中僧道之数，允中曰：“道士止有万人，僧有二十万。”(《宋会要·道释》一之三四、三五)因此宋朝诸帝对佛教亦很重视。真宗天禧五年，天下已有僧397 615人，尼61 240人，寺院近四万所。宋代佛教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绝大多数统治者崇道奉佛的真正原因，不仅在于宗教能够满足统治者个人的精神需要，更重要的是宗教能够对王朝统治起到积极的维护作用。宋太宗曾公开对宰臣宣称：“佛图之教有俾政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宋真宗《崇释论》也说：“奉乃十力，辅之五常，上法之以爱民，下遵之而迁善，诚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寿也。”因此，宋朝帝王的崇道奉佛除极少数帝王(如徽宗)外，多从义理上弘扬而非行为上皈依。典型的如宋太宗，他以现在佛自居，不拜佛像，从佛教义理着眼，不迷信一般的功德之说。这种态度势必影响到文人对宗教的接受心态，促使文人对道佛思想接受的内在化。宋朝帝王又大多爱好学术，精通内典，常和道、佛宗师谈禅论道，有的还写有歌颂道、佛的诗文，与群臣互相唱和。宋太宗写有 《莲花心轮回文偈颂》《秘藏诠》《缘识》等论佛赞法之作，和其赞扬道教的作品《逍遥咏》合汇为《妙觉集》，宋真宗亦著有弘扬佛法之作《法音集》，后皆编入大藏。
不论统治者真实的动机如何，崇道奉佛的政策举措客观上却有利于道、佛思想的传播，使文人士大夫得以吸收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并在文学创作中作为一种精神潜流曲折传达出来。这种精神潜流包蕴繁富，复杂难明，因为道、佛各自的文化形态都是一个自足完整的系统，而系统思想的表达需要一系列符号的组合，不同的系统中，符号所承担的任务和产生的功能不同，对文学的影响也就有所差异。道、佛两教文化系统存在着各自的子系统，诸如经文系统、义理系统、人物系统、信仰系统、仪式系统、寺观系统、地域系统、语言系统、体裁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又有自身的符号系列，彼此之间也往往存在着互为交叉的关系，对文人心理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纷繁多样。篇幅所限，我们只能粗线条地从道佛文化底色中的文学理论、道佛思想对文人心灵及其创作的影响、道流和僧人的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探讨宋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