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理学影响与元代文学思想新变·理学的渗透和元代文论的哲学化、理性化
正如上文所言,在元代,文学和理学之间是相互影响,双向互动的。一方面是理学家的“流而为文”,一方面则表现为理学对文学的渗透,特别是对文学理论的渗透。元代文论家大多同时又是理学家,他们将哲学的概念和理论用于文学问题的讨论,使得元代的文学理论出现哲学化、理性化的趋势。这是元代文学思想新变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如他们由哲学的本体论推广到文学问题,讨论文学的本体论,出现了“文本于理”、“文本于气”、“文本于心”等不同的文学本体论,并由此建立起不同的文学思想体系。又如将人性论用于讨论文风问题等。
元初的郝经对理学有一定程度的接受。他利用理学的哲学理论思考文学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具价值的文学理论,已经表现出文论的哲学化、理性化倾向,如他批评宋人论文的所谓“江山助奇”说而提出“内游”说:
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持心御气,明正精一,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常止而行,常动而静,常诚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众止不能易;如明镜,众性不能逃;如平衡权,轻重在我:无偏无倚,无污无滞,无挠无荡,每寓于物而游焉。
——《陵川集》 卷二○
他之所谓“内游”就是理学家所说的读书造道和积义养气,其实是二程的“定性说”①和孟子的“养气说”在作家修养论上的阐发。
理学对文学思想的渗透与影响,最根本也最重要的,是在哲学本体论影响下文学本体论的形成。
宋以前,中国儒家哲学缺乏对宇宙本体问题的思考,自然,文论中也没有关于文学本体问题的论述。宋代理学产生,宇宙生成论是他们讨论的根本问题之一。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学的本原问题也就纳入了他们讨论的范围。
文学的本原即文学本体论问题是文学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文学理论的基本精神、基本倾向。而文学本体论是受哲学本体论决定的。凡哲学上持理一元论的批评家,便主张文学的“理本论”,论文必然重“道”主“理”,朱熹所谓“这文都是从道中流出”(《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便是宋代文学“理本论”代表性的论述。元代许衡、郝经等人发扬这一理论并使之系统化,他们强调“文”对“道”的依附,因而强调文的社会功利性,反对词采与工丽。在元初的北方,这种理论发展起来并形成影响,于是重道轻文的倾向达到极致,认为文只能是道的工具,表现作家一己之情是滥情。哲学上持气一元论的批评家则坚持认为文原于天地自然之气,因为人禀天地之气而生,所禀之气清浊不同而形成各自的气质,“文”便是作家气质的自然表现。持此以论文,必然强调文学体现自然的原则,于是文便无须做道的工具,而尽可以去表现、表达自然之情、自然之景、自然之事、自然之理。元初南方的论者戴表元、吴澄、刘将孙提出、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形成体系,影响了元中后期。哲学上持心一元论的批评家,自然认为我心即文的本原,黄溍就以 “诗成于心”②为论诗纲领,并提出了“物我混融,境智冥合”的诗论命题③。这一派论文便强调师心主情,“言为心声”、“吟咏性情”这些古老的命题,被他们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文学张扬主体精神和强调个性的口号。
将理学引入文论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吴澄,他是自觉运用其哲学思想来研究文学问题的。他的诗文理论,常常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他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本于气的观点,对文自心生的观点也有论述,由此引出文须自然、诗须道性情之真等等主张。如他“文也者,本乎气也”之论,就是建立在气本论宇宙观哲学基础之上的文章本体论。在吴澄之前,戴表元曾有文本于气之说,吴澄高于戴表元之处在于,他把天地之气、人与文、历史气运放在一起考察,有着很宽的哲学视野。气是人的本体,也是文的本体。在吴澄看来,文章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处在天地自然、社会历史这一整体系统之中,是这大系统的一部分。因而,文的创作,必然受天地自然、社会历史的制约。由于人在天地自然、社会历史面前具有主动的一面,豪杰之士突破了某些制约时,便能写出异世之文。一般说,历史发展,气运变迁,文风也随时代而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将理学引入文论,使得其文学理论哲学化、理性化,在元代文论界是一种普遍的倾向,我们举出吴澄一人,不过借此以见一斑。
注释
① 见《二程文集》卷二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朱后学称此文为《定性书》。② 《黄文献公集》卷四《题山房集》。③ 《黄文献公集》卷四《跋静竹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