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艺术·宋代书画艺术与文学·宋代书画与诗文在精神上的汇通

宋代诗文书画相互影响渗透也许比过去时代更为明显，这首先就表现为“诗画一律”的议论比过去更为自觉而普遍，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苏轼在《次韵吴传正枯木歌》中说：“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在《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中又说：“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不过最明确的还是《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 中的两句：“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深刻认识到诗与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诗人作诗与画家作画在构思和摹写物象等方面有相同的规律。他认为王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的观点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其他不少人也有类似说法，如孔武仲说：“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孔武仲《宗伯集》卷一《东坡居士画怪石赋》)张舜民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张舜民《画墁集》卷一《跋百之诗画》)当时画家中也不乏类似观点，如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哲人多谈此言，吾人所师。”(郭熙《林泉高致》)

“诗画一律” 的观点意味着绘画的经验或规律也可以通于诗。观画而悟诗家三昧，画家的创作实践对诗人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事实上宋代文学家关于艺术的不少精辟意见是在观赏或谈论绘画时提出来的。如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提出“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吴道子画后》提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净因院画记》指出“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传神记》指出画人当画其最有特征的部分，不必“举体皆似”。黄庭坚《题北齐校书图后》指出“书画以韵为主”。《题李汉举墨竹》体悟到绘事的妙处在出于自然，不经意，“如虫蚀木，偶尔成文”，等等。这些精辟的艺术见解都是从绘画中体悟出来的，它们谈的是绘画，但也通于诗文，实际上他们的诗文创作正得益于这些认识。

在这些意见中，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的如下四句诗值得特别一提：“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四句诗由画而论及诗，提出诗画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只讲形似，还必须讲神似;不能仅仅执著于物象，还须有更宽更深的意蕴。形似和神似是诗与画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在宋代引起广泛关注，不少文学家、艺术家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还在苏轼之前，欧阳修的《盘车图》诗就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尧臣《传神悦躬上人》诗也说：“写形宁写心。”与苏轼同时的沈括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梦溪笔谈》卷一七)黄庭坚说：“徐生作鱼，庖中物耳，虽复妙于形似，亦何所赏? ”(《题徐巨鱼》)这些话在反对单纯追求形似的画风中，已或明或暗地透露出一种重神轻形、重表现轻再现的倾向。这些议论不仅涉及绘画，实际上也涉及诗歌，表现出宋代绘画艺术和诗歌艺术的一种共同趋向。

与唐人相较，如果说唐人是形神并重，在形似的前提下求神似的话，宋人已经开了离形得似、以神写形的先河。宋代画家范宽说：“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也，未若师诸心。”(《宣和画谱》卷一一)这就已经明确透露了宋代绘画较之唐人更偏重审美主体，偏重主观情意的抒发。这一倾向在文人画中更有典型的表现。这种画显示了文学意识对绘画的强烈介入。它不重形似而重神似，不重对客观事物的如实描绘，而重在表现主观的心理意绪，画面简率，尤讲究笔墨趣味。如苏轼作画，“枯木奇石，时出新意，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老硬。大抵写意，不求形似”(《图绘宝鉴》卷三)。米芾山水“信笔为之，多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其子米友仁“所作山水，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其天真”(《画继》卷三)。杨吉老画竹“挥洒奋迅，初不经意，森然已成”(同上卷四)。刘泾“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同上卷三)。在这些人笔下，形似已退居次要，物象已变得相当简率，画家所追求的是象外之神，是一种意趣和风韵。这与宋人书法，特别是行草中所表现的“尚意”的倾向又桴鼓相应。这些书法，在飘逸自如的笔致中流露的是宋人潇洒不拘的风度。

书画艺术上所表现的这种倾向和宋诗的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刘攽说：“诗以意为主。”(《中山诗话》)惠洪说：“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冷斋夜话》)刘熙载说：“唐诗以情韵气格胜，宋苏黄皆以意胜。”(《艺概·诗概》)宋诗总体来看不注重景象外部形态的工细描摹，而注重主体精神气韵的表现和意绪的传达，追求一种超妙入神的风度，这与宋人书画的风格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另外，宋代绘画中水墨(有的略加淡彩)流行，米芾《画史》说：“国初以前……林木皆用重色，清润可喜，今绝不复见矣。”刘克庄也说：“自古良工独苦，于今墨画盛行。”(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四六《题赵昌花》)水墨山水以压倒的优势超过青绿山水，墨的浓淡、干湿成了状物写意的重要手段。且水墨不仅施于山水，还扩大至花卉。苏轼《墨花》诗序云：“世多以墨画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画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他描述尹白画的墨花：“花心起墨晕，春色散毫端。缥缈形才具，扶疏态自完。”水墨超脱色相，显得深沉含蓄，更具潇洒野逸之趣，更宜于表现苍凉浩渺的山水和萧疏清旷的寒林，也更宜于抒发那种淡远悠然的心境。宋代山水画的这种境界与宋诗也有内在的一致之处。宋初词藻艳丽的西昆体曾流行过一个短时间，但很快就基本上终止。总观有宋一代诗风，不论各家各派有何不同，但都比较淡雅，少堆砌艳丽的词藻，如缪钺指出的：“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态而不在形貌，贵澄洁而不贵华丽。”“其词句不尚蕃艳而尚朴淡，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而重隽永。 ”^①这与宋代水墨画一脉相通，诗与画从不同的角度均折射出当时时代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风气。

注释

① 缪钺《诗词散论》第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