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心学·明代性灵文学思想与心学关系的研究·唐宋派本色论与阳明心学
20世纪以来，最早注意到唐宋派与阳明心学关系的是1939年出版的唐顺之后人唐鼎元的《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其中对唐顺之与王畿、罗洪先等阳明弟子的交游情况进行了考证叙述。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文学研究领域，则主要是将唐宋派置于前七子的反对派地位，很少提到他们与心学的关系，如出版于1982年的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在论及唐宋派时尚未涉及其与心学的关联。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方开始注意此方面的研究，台湾学者吴金娥《唐荆川先生研究》一书，在“唐荆川的交游”一章中专设“学友”一节，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王畿、罗洪先、聂豹与徐阶的学说主张以及与唐顺之的交游情况。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在论述唐宋派时，不仅追溯了其与邵雍、陈献章、庄昶及王阳明的渊源关系，还考察了心学弟子王畿、季本对其理论的影响。同时该书还认为唐宋派所提出的“言适与称道”与“直据胸臆”的合一、法式之工与自然之妙的交融的观点，都明显地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这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廖可斌《唐宋派与阳明心学》(《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一文是对此问题的专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阳明心学与唐宋派的形成;(二)阳明心学与唐宋派的主导倾向;(三)阳明心学与唐宋派文学创作之得失。可以说是当时论述该问题最为全面的文章。尤其是第二部分，提出唐宋派“直据胸臆”与法的统一的观点深受心学影响，并认为正是受心学独立精神与天理纲常的双重影响，从而导致了“阳明心学既孕育了唐宋派，又给它带来了先天不足”的结果，应该说这种看法是很深刻的。受这些研究的影响，近几年出版的文学史、诗歌理论史与文学批评史，已经很少有不提及唐宋派与阳明心学关系的了。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唐宋派的形成及其理论并非只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其中还存在着更复杂的情形。意与法的平衡的确是唐宋派文论的核心主张，但却不是心学的主张，只有唐顺之的本色论才真正是属于心学体系的文论。以唐顺之为例，“他一生为学有三个阶段：追求八股制艺阶段、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交杂而又以理学为主阶段、悟解阳明心学而形成自我学术思想阶段。其文学主张亦可分为三个阶段：追随前七子复古主张阶段、崇尚唐宋古文阶段、坚持自我见解与自我真精神阶段”①。只有第三个阶段他才提出以心学为核心的文学理论，其由程朱向心学的转折时间是唐顺之四十岁前后，其标志便是提出本色论的《答茅鹿门主事书》，因为书信中已明显超越法度之纠缠而只关心“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这才真正是心学的路径。从此一角度出发，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中将唐顺之的文学思想概括为“心源说”无疑是抓住了唐顺之本色论的核心，但心源说又不是唐宋派文论的全部。因此，要谈阳明心学与唐宋派文学理论的关系，就必须首先弄清唐宋派文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与阳明心学的主导倾向有何不同，然后再考虑是将受阳明心学影响时所形成的文学思想作为唐宋派的一个发展阶段，还是将其另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加以探讨。根据个人理解的不同，也许会采取不同的研究路向，但是如果对唐宋派文论与心学文学观念不加区别，则肯定是不妥的。就唐宋派与心学的关系而论，目前还有许多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比如唐宋派的四位主要代表人物接受阳明心学的程度就大不相同，其中唐顺之被黄宗羲列入《明儒学案》的南中王门，自然受影响最深，其次是王慎中，而茅坤与归有光就不甚明显。这些复杂情况至今尚无人做出具体的研究，自然也就会影响到唐宋派与阳明心学关系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