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杂剧·元杂剧·元杂剧的总体风格和审美情趣
元朝是由蒙古族用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大帝国，实行民族歧视的政策，多年取消科举。元代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文学艺术的审美情趣随之产生巨变，元杂剧的总体风格和审美情趣也呈现出与前代文学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特色。
元杂剧的总体风格特征主要为自然、本色、酣畅，而这三个特点都与元代各族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中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又说：“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确实，“自然”是元杂剧总体风格的特色之一，它体现在作家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现实社会的状况通过剧作自然流露出来，而剧作语言又如同古诗词之佳者，自然优美，塑造出动人的意境。如关汉卿的剧作被评为“珠玑语唾自然流”(《录鬼簿》贾仲明吊词)，就代表了元杂剧的总体语言风格。元杂剧作家崇尚自然的原因，在于元朝多年取消科举，文人失去进身之道，加入杂剧创作队伍，他们作剧没有功利的目的，只为“自娱娱人”①，心中所想，脱口而出，故能自然。元杂剧的自然美体现了元杂剧对中国传统文学“意境美”的继承，呈现出元杂剧与前代文学相联系的一面。
元杂剧的本色是最受明人称道的风格特色。“本色”本是宋人用于批评诗词的术语，而明人将“本色”引入剧论。王骥德认为：“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曲律·论家数》)臧晋叔在《元曲选序》中也说：“而填词者必须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此则关目紧凑之难。”
元杂剧本色美的第一个特点是“以真为美”。元杂剧作家多为隐居山林或市井之人，对古代隐者庄子的“真者，精诚之至也”(《庄子·渔父》)的美学思想十分推崇，在剧中率直地抒发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塑造出真实可信的人物，即“事肖其本色”。第二个特点是以质朴为美，元杂剧大量运用元代的方言俗语，即“人习其方言”，但又不是粗鄙无文，而是有艺术加工，作家的审美情趣与庄子的“大巧若拙”(《庄子·胠箧》)的美学思想相近。杨显之杂剧《潇湘雨》第三折中张翠鸾的唱段【水仙子】，几乎纯为口语，但经过重叠、排比等艺术加工后，绘声绘色地刻画出含冤负屈、悲苦无告的女主人公形象，即为“大巧若拙”审美观的体现。元杂剧本色美的第三个特点，是抒情直率明快，极少隐晦之处，即“语无外假”，与传统雅文学的抒情含蓄大相径庭。在关汉卿一类本色派作家的作品里，甚至是大声疾呼，恣意横肆。
元杂剧本色美的产生，主要是元代平民的审美观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元杂剧的作家大多落魄潦倒，“偶倡优而不辞”(臧晋叔《元曲选序》)，与市井小民为伍，平民的审美观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另外，传统隐逸文学的审美情趣也对元杂剧的作家产生影响。因而，真切质朴、坦率明快成为他们剧作的普遍特色。
如果说，元杂剧的“自然”和“本色”较多体现元杂剧对传统文学风格的继承，那么，“酣畅”则体现了元杂剧对传统审美观的反叛和创新。传统中国文学是以含蓄、简练为美的，直至宋代，文坛仍以言简意深为美，以言长句复为病，苏轼就讥讽秦观词《水龙吟》为“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曾慥《高斋诗话》引)。而元杂剧却恰恰犯了传统审美观之忌，一本四折，曲词数十支，洋洋数万言，叙事抒情既明白又酣畅。吴伟业称这种特色为“显而畅”，其《北词广正谱序》说：“今之传奇，即古者歌舞之变也。然其感动人心，较昔之歌舞更显而畅矣。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而元人传奇，又其最善者也。”①即谓元杂剧抒情十分酣畅，具有打动人心的感情力度。如《窦娥冤》中窦娥临刑前骂天地、骂贪官的唱词，痛快淋漓，可称为“情畅”。其次，元杂剧叙事深入细致，形容曲尽，此为“事畅”。《西厢记》中《闹柬》折写红娘为张生、莺莺传书递简，将本来很简单的情节写得波澜迭出，莺莺内心欣喜而表面假作发怒，张生时而为爱情失意而哭泣，时而为约会将至而狂喜，将二人恋爱的心理形容尽至，将故事叙述得饱满酣畅。元杂剧的酣畅还体现在“字畅”，语言绘声绘色，大量运用叠字叠句、象声词，语言精力弥满而通俗流畅。如元杂剧《货郎旦》第三折三姑说唱李春郎一家逃难遇雨的情景，就体现了“字畅”的特色。
元杂剧的审美观由传统的简练美变为酣畅美，主要受到元代少数民族史诗审美情趣的影响。中国的汉族少有长篇的叙事诗，而少数民族却多有长篇史诗，如蒙古族的《江格尔》长达十万诗行;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的蒙古文本多达十三章，塑造了三千多个艺术形象;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也长达二十多万诗行，它们的风格均为质朴雄健、酣畅明快，被称为“三大英雄史诗”①。随着蒙古族掌握中原的政权，大量的西北少数民族如回族、维吾尔族的成员随蒙古军征战而定居中原，社会的总体审美观也产生了重大转变： 少数民族文学的酣畅明快代替了汉族文学的简练含蓄。少数民族史诗以酣畅为美的审美趣味，解放了元杂剧和小说的创作，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戏剧长篇是元杂剧《西厢记》，我国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产生于元末明初，它的作者罗贯中同时又是杂剧作家。这说明，元杂剧的酣畅美对我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审美观的重大突破，仍是以言简意深为美，就不可能有长篇的叙事作品，就不可能有元杂剧以及明清戏曲小说的繁荣。
注释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01页。① 转引自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册一,第79页,齐鲁书社1989年版。① 马学良等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册第141、206页,下册第93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