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其他资料·正史·作家生平研究的渊薮

与唐宋以后的文学研究有所不同，魏晋南北朝文学家生平事迹的研究除上述几部正史以外，可供参考的资料，实在非常有限。因此，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学，还非得从这几部史书入手，没有其他的选择。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按理应从《三国志》说起，但曹魏文学最辉煌的时代是汉末建安二十五年间; 而建安文学的兴盛又不仅仅是在建安年间突然出现，而是东汉以来渐渐演变而成的。所以，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至少应当从东汉做起。

用纪传体编撰的后汉一朝的历史，除属于官史性质的《东观汉记》外，私人编撰而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有三国时吴国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记》、晋司马彪《续汉书》、晋华峤《后汉书》、晋谢忱《后汉书》、晋张莹《后汉南记》、晋袁山松《后汉书》。但是，由于后来范晔《后汉书》出，取代众家，这些后汉史书便被淘汰，唯范书作为正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范书列传共80卷，一些重要的作家、学者如桓谭、冯衍、郑玄、贾逵、班彪、班固、王充、王符、仲长统、崔骃、崔瑗、张衡、马融、蔡邕、孔融、荀或等列有专传。最引人注目的是，范书首先在正史中有《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儒林传》是学者专传，而《文苑传》则主要是作家小传。这种编排反映出了当时文学观念的日益明确。这是范晔《后汉书》的一大特点。

自范晔之后，《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魏书》《隋书》《南史》《北史》等均列有《文苑传》或《文学传》。列入《文苑传》的作家，大多政治地位不高，而文学上卓有成就。他们的地位虽然不如各史列入专传的大家那样显赫，但他们的存在给后人提供了观察一个时代作家群体及创作风尚的窗口。而且，其中有些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文学成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刘勰与钟嵘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果不特辟《文学传》，这两个人在当时政坛没有什么地位，也许他们的生平事迹就永远湮没无闻了。

利用《文苑传》，还可以确定众多作家的生卒年代。还以刘勰为例。其卒年有普通(520—527)初年、中大通三四年(531—532)、大同(535—546)初年三种说法。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根据刘勰在《梁书·文学传》中列在谢几卿之后、王籍之前的位置，推定刘勰卒于大同五年(539)左右。这是因为，史家撰作类传通常是以卒年为序。谢几卿卒于大同四年(538)冬;王籍卒于大同二年(536)谢征卒后，大同五年(539)七月萧绎未离荆州之前这五年间。刘勰在史传中的位置居于二人之间，因此其卒年不应先于谢几卿或晚于王籍，大约在大同四五年间。此说虽不一定为大家所接受，确也提供了进一步研讨的线索。譬如《梁书·文学传》共列14人，亦有先后失序者。如刘峻与刘沼，王籍与刘杳、谢征即是典型之例。刘峻卒于普通二年(521)，刘沼卒于天监(502—519)初年，而刘峻在前;刘杳、谢征均卒于大同二年(536)。《谢征传》说：“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为二十卷。”说明王籍必卒于谢征、刘杳之后，而《文学传》却把王籍列在二人之前。尽管如此，《文学传》的排列次序毕竟还是提供了一些可资参照的旁证。

在上述诸史中，唯有《三国志》《宋书》《周书》未列《文苑传》或《文学传》。《三国志》成书于晋初，当时的文学观念也许还不十分明确，文史也并未完全独立开来，这在当时的史籍分类、文论片断以及史书记载中都还不难找到例证。再说，陈寿此书也是继承前人成果而成。他在修史时，魏、吴两国已先有史，官修的有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私撰的有鱼豢《魏略》。这三种书是陈寿所根据的基本史料。陈寿是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蜀未亡时即注意蜀事。他所采集的虽不及魏、吴官史那样丰富，也终于完成《蜀书》，与魏、吴两书并列。也许陈寿所依据的三书本来就没有《文苑传》，而《宋书》、《周书》不列《文苑传》或《文学传》就令人费解了。《宋书》成于南齐永明六年(488)，虽亦因袭而成，但当时的文学观念已经十分明确，文学独立一科，不仅见于时人的论述，而且前有范晔《后汉书》作先例;四部分类也已成为当时越来越多的目录学家的共识;在文学界，文笔的辨析、四声的发现、近体诗的萌芽，都已把文学推到历史的前台，漠视它的存在确实难于推测解释。而《周书》成于初唐，年代更靠后。尽管两书为当时的重要作家列有专传，而一些政治地位不高的作家，只能被遗弃了。像鲍照这样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限于体例，却只能附在《刘义庆传》后，三言两语，一笔带过，留下了永远不可弥补的缺憾。史书作者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宋书·谢灵运传论》《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一反史论通例，不仅仅论及传主，而且纵论历代作家的成就和特点，具有“文学传”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