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宋词与文学传统·“缘情而绮靡”

抒情，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基本内核。千百年来，“言志”与“言情”作为中国诗歌的两个基本传统，经久不衰。

《楚辞·惜诵》中有这样两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大概是最早的明确提到“抒情”的话了。《诗大序》又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提到并强调了“情”。而事实上，秦汉之际讨论诗歌时讲的“情”和“志”在概念含义上实无大的不同，“情”实际就是“志”。随着诗歌创作的不断发展，至六朝时，陆机《文赋》中明确地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从此，“缘情”(或“言情”)与“言志”成了两个并行不悖的创作主流。虽然从此以后(直到现在)人们对“情”与“志”的概念范畴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就创作实际而言，抒发感情，尤其是抒发作者一己之感情的作品一直是诗歌创作中的主流倾向之一(其实，即使在先秦时代，诗作中抒发作者感情的作品就已经存在了，只是不像六朝后那么自觉而明显)。

宋代文学同样继承了这一言情的传统。而就体裁而言，言情的职责主要由词来承担。早在北宋之初，词就是“言情”且“绮靡”的。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晚唐五代传下来的传统习惯，从而使宋人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文体分工的观念，即“诗言志，词言情”，且这种情一般都是某种幽约隐秘之情、缠绵旖旎之情。就宋初人而言，主要是男女之情。而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日益繁华的都市社会，随处可见的歌楼酒肆以及达官贵人的酒席宴会上所需要的用来娱乐的当然也是那种轻松的、旖旎温软的 (而非严肃的)歌词，而这种歌词的主要内容就是或缠绵，或香艳的男女之情;而且，宋初文人(尤其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文人)大都有两重性，即在正经场合、在官场上他们是一本正经的，而在私生活方面又是很随意，甚或是很风流的，而词这种在当时还被人们视为 “小道”、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文学体裁更适合抒写他们私生活的各种情趣。因此，宋词一开始就是以“抒情”为主要职责的，而这种“情”主要是那些香艳缠绵之情。此种情形，在理论观念上钱惟演的一段表述堪为代表，所谓“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入厕欲阅小辞”(欧阳修《归田录》);而在创作上以欧阳修为典范，欧阳修的诗文谈论时政、抒写怀抱，严肃典雅，而他的词中却有不少缠绵乃至香艳之作。

当然，越往后，宋词中“情”的内涵就越丰富，宽泛，充实。实际上在北宋前期，晏殊、欧阳修等人的词作中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某种人生的感悟，所以他们言的“情”与此前相比，一方面更加个性化(此前如温庭筠等人的“情”往往是泛化的)，另方面也渐渐地避艳而趋雅，虽仍缠绵旖旎但却渐渐地趋向对俗、艳的背离。此后苏轼等人词中所言的“情”就更丰富了，从男女之情、夫妇之爱、伤春伤别，进而扩展到人生感悟、忧国爱国之情，等等。“古之伤心人”秦观的词作虽主要是言情且主要是愁情，但他的情已更多地融入了人生坎坷的抑郁，所谓“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周济《宋四家词选》)。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也是以言情为主，但其中已融入了家国之忧，比之传统的“婉约词”，内涵显然是更充实了。至于辛弃疾等人的词作，其中之“情”除了缠绵之情外，更注入了抑郁之情、豪放之情、悲愤之情，“情”的内涵更加丰富、充沛、壮大。

不过，总的说来，与其他体裁相比，词还是以言情为主的，而且不管情的内涵如何变化，其主流还是那些缠绵、婉约、旖旎之情，不仅“婉约”词人如此，“豪放”如苏、辛者，其作品中亦大都为此类内容，即使稼轩那些抑郁悲愤而充沛的忧国报国情感，也要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以比兴寄托的方式缠绵幽怨地表现出来。说到底，是因为词体的功能与样式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定型，即所谓的“诗言志，词言情”，所谓“诗庄词媚”。从文学传统的角度说，其实就是继承了“诗缘情”的传统，而且还基本不离“缘情而绮靡”的路子。李善《文选注》释“绮靡”曰：“绮靡，精妙之言。”张凤翼《文选纂注》谓：“绮靡，华丽也。”黄侃《文选评点》亦曰：“绮，文也;靡，细也，微也。”而人们对词体所共认的理解也是：“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这“要眇宜修”、“言长”，与前人对“绮靡”的解释不是很接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