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文学批评·明代的诗歌批评·诗体之辨:从体裁到风格
诗体之辨包括两个层次：体裁辨析与风格辨析。较之前人，明代主流诗学对诗文之异的辨析更为细致、深入，也周密一些。李东阳《沧洲诗集序》认真考察了诗歌创作中的两种矛盾情形：一方面，“有长于记述，短于吟讽，终其身而不能变者”，似乎写诗极难;另一方面，“或庸言谑语，老妇稚子之所通解，以为绝妙”，又似乎十分容易。其原因何在呢?在于诗、文体裁有别，对作者才情的要求不同。诗人是和某种特殊的天分联系在一起的，即严羽所谓“诗有别才”。“老妇稚子”不经意的吟咏，可能是一首好诗，而一个学富五车的古文好手，也许终身写不出一首优秀的七律。李东阳概括地指出这两种现象，并由此切入揭示诗、文体性之异，他的理论贡献应受到后人尊重。李梦阳批评宋诗 “专作理语”，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是不满于宋诗的议论化。这也是明代主流诗学的共同态度。其后谭元春《东坡诗选序》从题材选择及处理的角度探讨诗文之别，亦颇具理论深度。在辨析诗、文体制之异的基础上，明人还对诗歌内部的诸种体制之异作了考察，如古诗与律诗之异，律诗与绝句之异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明代的诗歌风格论有其自身的特点。对诗的风格从总体上作分类概括的并不多见，但比较注重对时代风格的描述，即许学夷《诗源辩体》所谓“论字不如论句，论句不如论篇，论篇不如论人，论人不如论代”。这种风格描述较多史家的韵味，长于揭示时代精神在作家文体上留下的烙印，有助于我们把握作家与文学风尚之间的联系。但同时代的作家又各有其不同的个性。明人在勾画出“气运”的变迁时，也注意各个诗人的独特面貌，表现出历史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良好素质。譬如，同为盛唐作家，“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即各具丰采。
值得注意的是，李东阳和胡应麟等都对知人论世的批评套路不感兴趣。个中原因在于，“知人论世”与用史事来附会诗作这二者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会导致题材决定论，这是明代主流诗学所极力反对的一种倾向。他们宁可关心风格、气象、格调，这些都是较之史事、题材更难把握的东西，弄不好还会被鄙薄为“诗中无人”、“缥缈无着”、“肤廓”。因为诗歌一旦与历史隔绝，极易流于情感的公式化。然而，这却有可能在深刻的层面上把握“文”与“人”之间内在的沟通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