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出土文献·出土简帛中的文学遗产
众所周知，简帛学研究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如果从1901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在新疆尼雅遗址、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新疆楼兰遗址发现汉晋简牍算起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时光。从那时到现在，发现的简帛总数已经超过20万支(片)以上，而且分布地域广阔(全国十几个省都有出土)，涵盖时代广泛(从战国一直到魏晋)。以简帛文献为例，仅重要的发现已经有三十多次、三百多种①。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出土的简帛古书仍然只是断简残编，零章碎句，非常有限。古书的大规模出土，是从1972年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1973年发现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简等开始的，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成为20世纪与甲骨学、敦煌学等齐名的显学之一。
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只有简帛才是真正的古书。但是出土简帛也分两种基本类型，即文书和文献两种。文书近于档案②，文献才近于典籍。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都是史料。但是在文学家看来，只有那些文献简才可以进入文学殿堂。实际上有些也很难区分，如出土的一些书信，恐怕也是二者性质兼有的。所以我们这里重点讲述文献简，同时就内容所需，也兼谈一些文书简。
出土简帛中既包括传世古书，也包括新出佚籍。有传世本的古书，简帛本往往为其提供了最早的原始祖本;没有传世本的佚籍，简帛本往往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闻的新知。我们重视它们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简帛本往往只是一个摘抄的节本，并非都胜过传世本。须知传世本也有自己早期的来历，不能妄以二者的异同定其是非。如果过分地抑扬简帛本，贬斥传世本，那就会像钱锺书先生所讽刺的那样，“倡新特而矜创获，厌刍豢而思螺蛤，情侈意奢，奖誉溢量”①了。明乎此，我们又把叙述重点放在了出土简帛佚籍上。只有这样，才能畅谈出土简帛对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注释
① 这里仅指狭义的“文献”,不包括文书等。参见李零《简帛的埋藏与发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2期。② “文书”又分为“官文书”(administrative documents)和“私文书”(personal docu-ments)两种。“官文书”主要是指一些政府的公文、簿籍、契约、律例、仪注等,“私文书”主要是指簿籍、契约、书信、遣册、日书等。①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第二册)第40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钱先生文中批评清儒钱大昕、严可均等推崇唐中宗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碑本《老子》,“柳宗元《陆文通墓表》尝讥专己訾异者曰:‘党枯竹,护朽骨。’龙兴顽石之不必党护,犹枯竹与朽骨耳”。所言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