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骈文·金代骈文
金代国祚不长，只有一百一十多年。在这并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文学的发展形成几个比较自然的阶段。清人伍绍棠在《金文最·跋》中说：“溯夫渤海龙兴，飙风电扫，始于收国，以迄海陵，文字甫兴，制科肇举，譬之唐室初定，议礼多藉马周;魏台始营，故事或咨王粲，此一时也。大定、明昌，四方静谧，乘轺之使，酌匹裂而叙欢;射策之英，染缇油而试艺。恺乐娱晏，雍容揄扬;譬之马工枚速，奋飞于孝武之朝;柳雅韩碑，缋藻乎元和之盛，此又一时也。逮乎汴水南迁，边疆日蹙;龙蛇濒洞，豺虎纵横;羁人同楚社之悲，朝士有新亭之泣。譬之杜樊川之慷慨，乃喜谈兵;刘越石之激越，辄闻伤乱。此又一时也。”这种说法，大体符合金代文学发展的实际，而金代骈文之发展与演化也大致与此相合，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上述三个时期。即：始于金太祖收国元年到海陵王正隆末年为第一个时期，世宗大定元年到章宗及卫绍王末年为第二个时期，宣宗贞祐年间金廷南迁汴水以后为第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内，金代文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当然也有始终没有太大变化的地方。
首先，金朝与宋南北对峙，地缘关系影响到文化思想，当然也影响到文学。从思想上说，“程学盛南苏学北”(翁方纲 《书元遗山集后》)，即二程之理学在宋朝盛极一时，而苏轼之学对北方辽、金，尤其是金朝的影响较大。但苏学之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方面，确如虞集所言：“中州隔绝，困于戎马，风声习气，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见《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但是不能否认，金代文士虽然不少人都受苏轼的影响，但并不是拘泥于一家，而是泯去门户之见，注意转益多师，而且即使学苏也注意取其所长，既有师法、推许之处，也有指责、批评之处。
其次，在金代文坛上，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着追求工丽典雅的倾向，骈文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早期、中期骈文作者大都如此。中后期虽然有人倡导师古之风，追求质朴，但典雅工丽之风并没有被压倒，还是与朴素之风并存于世。如果从宏观上进行评估，那么可以这样说：金代骈文的总趋势是逐渐走向兴盛，前期不如中期，中期不如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