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社会文化
人们常说先秦两汉时期文、史、哲不分家，但对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复杂关系的深入探讨甚为鲜见。要探讨这一论题必须首先明确，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史、哲绝不是处在同一层面上的历史存在。“文学”二字始见于《论语·先进》，所谓孔门四科，“文学子游、子夏”，其义指《诗》《书》六艺。《墨子·非命中》曾谈及“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言谈”、“文学”二者并提，足见其所谓“文学”是指举凡“人们所谈论的用文字书写出来的一切知识学问”①。《韩非子·五蠹》竭力攻讦“文学”，而斥及藏管、商、孙、吴之书者。管、商为法家言，孙、吴为兵家言，根据现在的观念大抵可视为哲学著作，而韩非子等视之为文学。到了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举凡律令、军法、章程、礼仪、诗书等，皆归结到文学之中。再到东汉，王充《论衡·佚文》径云：“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这种说法最能显示早期所谓文或文学的含义。而《汉书·艺文志》：“凡有六略，六艺百三家，诸子百八十九家，诗赋百六家，兵书五十三家，数术百九十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彼时所谓文学，亦显然为述作之总称，后人视为史学和哲学的文献则或被归于六艺，或被归于诸子①。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仍以文囊括诸子、史传等。逮萧统《文选》等著作出，诸子、史传才渐渐被排斥到文学范围以外。因此，笼统说先秦两汉时期文、史、哲不分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提法强烈意味着先秦文、史、哲当分而未分，强烈意味着当时的文学不过是三者混合体中的部分质素。这种提法说到底是用现代学术观念为绝对标准，来评骘和切割客观的历史存在，适足以遮蔽三者之合体在当时恰恰就是文或文学这一基本事实。换句话说，当时所谓文或文学，兼括近代以来所谓的史学和哲学，而所谓的史学和哲学却不能反过来兼括文或文学。有鉴于此，我们似乎应当将学界这一常见的提法修正为 “文、史、哲不分而统于文”。这样说尽管从表面上看自相矛盾，事实上却凸显着传统及现代两种文学观念的对话，更符合先秦两汉文学的历史存在②。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在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文学等各种艺术样式中，文学跟哲学的关系最近，因为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哲学也必须以言见意。但由于上文所讲的特殊观念，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两汉文学和所谓哲学的关系，更显得复杂和深邃，辨析和表白起来也更加困难③。
注释
① 施昌东《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第4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① 参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绪论》第2—3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② 参见常森《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第258—2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③ 在本文的表述中,有些“文学”字眼侧重于从传统立场上说,也有些侧重于从现代学术立场上说,这不是思想上的含混,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