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两汉文学思想·两汉文学思想·王充的文学思想
东汉是谶纬神学的极盛时期。谶纬神学强调天道主宰人事，君权神授，这种思想在乱世可用来笼络人心，在治世也可为巩固政权服务，因此统治者对此颇感兴趣，东汉也未摆脱陈套，刘秀建立政权后，即宣布图谶于天下。通过与谶纬的有机结合，经学权威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自然引起时人的反感，桓谭、王充等进步人士纷纷作书揭露谶纬神学的荒唐与虚妄。作为思想家，王充所论多针对学术文和应用文，然而其思想投射到文学上，则表现为崇尚实用，推崇个性的文学观念，对后世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王充主要文学思想如下：
首先，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王充继承桓谭尚用的思想，认为文章当有补世用。如《自纪》篇云：“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他认为古代圣贤均不凭空妄作，而是要劝善惩恶，教化人民，“使之归实诚也”(《论衡·对作》)。“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论衡·佚文》)。针对时代谶纬神学的风行，他特别提出文章当能令人明辨是非，破除神学迷信而达到觉醒，并表明其《论衡》就是不得已而作，其目的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论衡·对作》)。
其次，主张文质相称。王充认为内容形式必须统一，所谓“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论衡·超奇》)，华实相符，辞情并茂。这基本上是对先秦儒家文质彬彬思想的继承。在文与质的动态关系中，他认为质是主，离开质，文无以附着。“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论衡·超奇》)。同时质也离不开文，离开文，好比山无林则为土丘，地无草则为泻土。
再次，推崇独创，反对复古。汉代经学大昌，宗经成为有汉以来的社会风尚。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若不遵从先师之言而自创，就会受到学界的谴责。于此相应的是汉代的模拟之风，至东汉，复古模拟倾向更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王充认为创作要言己所欲言，富有创造性。他赞扬有独立见解的鸿儒“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倜傥，可谓得论也”(《论衡·超奇》)。
最后，提倡语言通俗。与反对复古相呼应，他认为当力戒文学语言的艰深古奥，应当言文一致，通俗易懂，努力做到“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论衡·自纪》)。同时他认为，古代书籍之所以艰深难懂，是因为时间地点的差异“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论衡·自纪》)。因此文字当“与言同趋”(《论衡·自纪》)，即语言随时代发展而发展。
王充文学思想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针对性，因此有些观点不免和文学观念相悖。比如说书面语同口语毕竟不同，不可能言文一致;再如他不能理解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将神话传说当“虚妄”大加批驳;不能理解文学的夸张手法等，体现了其文学认识上的局限。
与其说王充等人的思想对时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不如说其“疾虚妄”动摇了经学的神学地位，唤起文人创作个性的觉醒。至东汉末年，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士才不展，玄庄清议之风渐起。时代的变迁，人生的失意、茫然与惆怅，化作浅浅寄语，款款道来，感情细腻绵长，物我交融互化的文人诗的出现也就势在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