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从总体上看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
中国文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这就是温柔敦厚的诗教。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正义》卷一)，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要求创作要做到怨而不怒。在理学一步步占上风的宋代，文学创作更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虽然不是每一位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做到了“温柔敦厚”，但确实有很多作家的作品体现出这种特点。就诗歌而言，宋诗的代表人物黄庭坚对此就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时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为了这一“诗之旨”，他甚至批评他的老师苏轼：“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答洪驹父书》)由于有着这样明确的理论，明确的观念，宋人的作品中也就很自然地体现出这一特点了。
这种传统的儒家的诗教观，甚至还渗透到了原本并不 “言志”也不“载道”的“小词”中。这表现在：其一，由于词体在宋代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诗余”、“小道”的地位，所以从北宋到南宋，一直有词人在创作之后“自扫其迹”(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或是“晚而悔之”(陆游《长短句序》)。其二，表现在对词作的评价上，比如对一向宣称创作随兴而发、不甚掩饰的苏轼的词作，曾丰也认为其“犹有与道德合者。‘缺月疏桐’一章，触兴于惊鸿，发乎情性也;收思于冷洲，归乎礼义也”(《知稼翁词集序》)。神宗皇帝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了“苏轼终是爱君”(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一)。其三，表现在创作理论中，比如林景熙就指出：“乐府，诗之变也。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美化厚俗，胥此焉寄? 岂一变为乐府，乃遽与诗异哉?”(《胡汲古乐府序》)刘克庄更是认为出色的词作应该是“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刘叔安感秋八词跋》)。其四，表现在创作中，即如豪杰词人辛稼轩，其内心深处有着太多的怨愤之气，但其所作则难见叫嚣怒骂。他的名作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也都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出来。这些，都足以证明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在宋代文学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