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刻书、藏书与文学·私家藏书兴盛与文学典籍的整理出版·清人对编刻本朝人诗文集的重视
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补遗》，是为补充《清史稿艺文志》的缺失，此书所收别集类14 232部，48 914卷，不分卷1218部，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清前各代。张之洞编《书目答问》时曾说“国朝人集派别太多”，“近人诗文选本太多”①。张舜徽先生也说过“清人文集夥矣”①。确实如此，要比较准确地说明清人所刻所印诗文集有多少，是有一定困难的。清人重视文集之编印，大致有自编与亲友学人代编和书坊编印等几种方式。自编是希望表达一个愿望，即“存文”。封建社会里，作为最可炫耀于社会的，一是德行，二是文章，故出于保存文献的目的，作者往往自己编印诗文集。作者后人及门生故吏同样也着力编印诗文集，这是因为编印先人文集，是最好的纪念方式，只有文字才能绍述家学，发扬风格或派别主张，流布千古。至于坊间书商，更多的是从营利的观点，不断视社会需要而编辑，翻刻，重印。这样，使清人文集越积越多，其中优劣杂陈，良莠不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清人刻印的文集，包含时间长，数量庞大，体例多样，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某种家族为光耀门庭，留传后世，精刻精印的家刻本也屡见不鲜。如当时流行一种手书上版之文集，就是很有价值的，如汪琬所作《尧峰文钞》50卷、陈廷敬《午亭文编》50卷都是请林佶写刻本，因汪琬、陈廷敬是名家，加上林佶手写，这种刻本是精刻本，经常被当作清代刻本的代表。黄裳说这种写刻有些是作者自写，有些是请高手书写，他指出像惠周惕的《研溪先生诗集》，每卷后有“小门生王薛岐谨录”一行，书法之精，殊不下于林佶。又有文字学家张劭，手写其父张致中的《符山堂诗》②。这些集子一直为人们所重视。琉璃厂书肆“以京刻本(亦称写刻本也)最获利。所谓京刻本者，即乾嘉人写刻唐宋人诗文钞及《六朝文絜》等类，又如缪刻《李太白集》等书，动需数十元”③。总之，清代刻本抄本，数量最多者当推个人别集和市场需要量大的总集。
注释
① 张之洞、范希曾《书目答向补正·集部》,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①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② 黄裳《榆下杂说·清刻之美》第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③ 张涵镜《琉璃厂沿革考》,载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14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