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宋诗与文学传统·散文化
散文化与严羽所说的 “以文字为诗”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同，倒与“以文为诗”的提法更接近，主要是指诗歌创作借鉴了散文的表现手法、句式、句法、结构等。
宋诗创作表现出散文化的特点，固然有着诸多客观的现实原因，比如仁宗以后，科举考试便偏重策论，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与此大有关系。而就文学传统的角度看，则与前代的诗歌创作又有着密不可分的源流关系。唐人的诗歌创作，杜甫已经表现出了“以文为诗”的苗头。到了韩愈、白居易等人那里，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致在北宋时就有人斥责退之诗为 “押韵之文耳”②。在韩愈的作品中，散文化的特点十分明显，即使他写得很成功的一些代表作也是如此。如《山石》一首，从结构上看，简直就是一篇山水游记，从傍晚上山、入寺、吃饭、休息到次日清晨离寺下山，次序清晰;而从句式上看，也颇多散文式的句子，如“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等，确是“押韵之文”。至于白居易，由于他有着“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等明确的创作主张，所以他的不少诗作(尤其是讽喻诗)从结构到句式上都表现出了散文化的特点。
散文化的倾向在唐人诗中毕竟还不普遍，但是已显示出一种个性，一种趋势，对唐人来说是一种新兴的特点，对宋人来说却是一种前代的传统，而且宋人充分继承并发挥了这一传统。到了宋代诗人手里，散文化已经成了诗歌的一大特点。这包括布局章法，也包括铺叙的手法，还包括句法、字法等等。如欧阳修的《飞盖桥玩月》，先写风停、云散、月出，再写月光照耀的情景，而后写自己赏月的心境及感受，完全是散文式的章法，诗中用了“乃”、“而”、“岂”等虚词，亦是散文式的句式;苏轼的《游金山寺》从结构等方面与韩愈《山石》等诗一脉相承，先叙写游寺所见，最后抒发感慨，点明主题;而黄庭坚的诗作《题竹石牧牛》又有这样的句子：“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不仅“散文化”，简直近乎口语说话了。又如他的《跋子瞻和陶诗》：“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如散文，如说话，有叙述，有评论，这又关系到了宋诗的另一个普遍性的特点——议论化。
注释
② 沈括语,参见惠洪《冷斋夜话》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