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诗经》与地域文化·从《诗经》看宗周文化
对周王室的尊崇礼尚，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是宗周文化的基本内涵。就地域而言，由于宗周文化的政治内涵远较其他地域文化丰富，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它可以突破地域局限而辐射各地。从《诗经》看宗周文化不外乎以下两方面，一是宗周文化的兴盛，一是宗周文化的衰落。
关于宗周文化的兴盛，《诗经》反映的形式多种多样。首先是《周颂》和二《雅》中保存有大量歌功颂德的诗歌，多属庙堂乐歌或官方乐歌，出自公卿、列士、乐官之手。主题无非是或颂帝王、歌天命，或颂战功、扬王威，或颂宴饮、赞嘉宾。这些作品产生的条件当是周的国势蒸蒸日上，王室之威尚行于天下，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大雅》里所集中保存的五首古老的民族史诗则是从历史角度巧妙地加以表现。 《生民》《公刘》《》《皇矣》《大明》即是一部具体而微的粗线条勾勒的周民族从发祥、创业到建国、兴盛的历史。无论是歌功颂德之作还是叙述历史演进之迹的史诗，都是展示周王室有功于天下苍生百姓，因而自信、自豪、卓然君临天下，绥服四方的兴盛图景。其次是《鲁颂》四首。这四首鲁僖公的颂歌尽管出自鲁国，但是因为鲁国文化与周的宗室文化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宗周文化的兴盛。周朝初立，武王指派其最信任的弟弟旦去殷人的发祥地奄(即今山东曲阜)，建邦称鲁。旦则遣其长子伯禽率部属在封地正式实施统治，并分得殷民六族和许多典册文物。因此鲁国又被称为“东周”，即东方的周室中心。周公“制作礼乐”即以鲁国作为推行“周礼”的东方文化中心，在祭祀的礼仪上，是和周天子具有相同的规格。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曰：“鲁无大功德而有《颂》，且变为颂君而非告庙，则其无大功德堪以告庙，不得变而为颂君之辞也可知。然未免近浮而夸矣。此《颂》之变也。《颂》既为此体，编《诗》者虽欲删而除之，其可得乎?是编《诗》而存《鲁颂》，非存鲁之《颂》，乃存《颂》之变者耳。”其实，存《鲁颂》并非仅为聊备这“变颂”之一格。撇开其正礼层面的涵义，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鲁颂》实质上为颂扬宗周文化而设。如《鲁颂·泮水》，先颂僖公出征的威仪排场，再颂他的文治武功，又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鲁之祖即周之祖，颂鲁之祖及僖公实为颂周之先祖及其子孙，颂其盛德懿行，煌煌功业。最后颂僖公征服四夷，代天子行礼乐征伐，“尊王攘夷”，维护周的大一统，反映的是宗周文化的强势特征。
关于宗周文化的衰落，《诗经》中大量的怨刺诗即是其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与歌功颂德之作恰相对立。在儒家看来，怨刺诗即是所谓“变风”、“变雅”，是王道衰落、礼崩乐坏、政教不行、人伦废丧的产物。班固《汉书·礼乐志》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怨刺诗的确是乱世的产物。周王室的衰微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过程，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可以从怨刺诗所指对象的先后关系看出来。但大多怨刺诗产生于西周末年厉、幽时期及其以后。如《大雅·抑》第三章：“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对统治者荒淫失道大加鞭挞，宗周文化的式微即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