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道家道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汉魏五斗米道、太平道虽奉老子《五千文》为教典，但并没有本《老子》之说建立宗教，以及宗教理论体系。魏晋老庄之学复兴，掀起清谈、玄学之风。政局动荡，环境恶劣，“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安身立命之道，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也更为强烈，思想的重点已逐渐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转移到玄远之学上来。为了扭转名法之治的偏差，重建正常的封建秩序，需要从道家那里去寻求“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王弼《老子指略》指出当时的儒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只有道家才能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既超过各家的学说，又不偏漏各家的长处。王弼在《老子注》中继承发展了老子以道为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原动力的中坚思想，进一步在学术界树立了老子学说的权威性。然而，这对道教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诸派道士仍以符箓炼养方术等低层次的宗教活动为主，很少有援附玄学，注释《老》、《庄》的道教理论建树，两晋时期，五斗米道在北方社会民众中继续传扩，而在江南，孙吴政权以及后来的东晋统治者，对民间的宗教、神仙方士活动，也不像曹魏西晋时期那样严加控制。从汉末至两晋，先后传入江南的有属于五斗米道系的杜子恭道、李家道、清水道，属于太平道支派的于君道、帛家道，以及龙虎山张天师的正一道。江南道教的发展，逐渐超过了中原与巴蜀，成为后来道教复兴、发展的基地。至南北朝，佛教兴盛，在佛教哲学思想、宗教教义、戒律仪式的刺激下，道士们一方面承玄学余绪，摄佛教经文，托言神授，暗本老庄，编造了《洞神》、《灵宝》、《上清》等部类的大量道经;一方面神化老子，注疏《老》、《庄》，宗承道家，建立起较系统化的道教体系，涌现出许多著名的道教改革家和学者，如北朝寇谦之、南朝陆修静、顾欢、孙游嶽、孟景冀、宋文明、陶弘景等人。

北朝道教的改革 魏晋以来，五斗米道被曹操下令北迁，道民流离失所。张鲁在迁到邺城的第二年即死去，五斗米道失去统一的领导。于是，北迁后的祭酒们各自设治传教，建立靖室。这样，五斗米道一方面得以在北方民众中广泛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又陷入思想紊乱、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状态。从此，五斗米道内部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向上层发展，积极靠拢达官贵人，迎合统治阶级的政权利益，参与政治活动，宣扬道教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仁义信为准则，攻讦民间宗教，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力行勤于修炼，广施斋仪，为上层化的官方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五斗米道的另一部分仍然以通俗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不断发动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西晋时，道士陈瑞首先在巴蜀地区组织起义，继之而起的是李特、李雄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建立了成汉政权，经6世47年，至东晋永和三年(343)才被镇压。东晋，杜子恭一系，在江南地区颇具影响。晋末，孙恩、卢循提出“诛杀异己”的口号，发动教民起义，诛杀了“世奉张氏五斗米道”的道徒王凝之。新、旧五斗米道的斗争在教团内部激烈展开。

魏晋之际，佛教在北方得到广泛的传扩，佛教寺院广为建立。同时，社会上神仙方术兴起，信徒避乱山林，结成了一些松散的神仙道教集团，深深地影响了道教的传扩。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嵩山道士寇谦之针对旧教的衰落，利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和宰相崔浩的支持，托言老君旨意，对北方旧的五斗米道进行改造，清整组织，创立了适应北方鲜卑拓跋氏统治者和汉族门阀地主阶级的新天师道，使道教与封建皇权结合并正式成为官方宗教。

寇谦之(365～448)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属北京)人。曹魏初年，寇氏家族迁至关中冯翊。成为当地的名门大姓。寇谦之少年时研习五斗米道，后从成公兴修道出家于嵩山，隐居石室，采药服食。七年之后，成公兴尸解飞升，寇谦之继续“守志嵩岳，精专不懈”。(《魏书 ·释老志》)

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寇谦之托称太上老君降临，授己“天师”职称，并赐己《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亦称《老君音诵诫经》)二十卷，号曰：并进言。依此经诫，“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魏书 ·释老志》)寇谦之猛烈抨击了五斗米道的旧道法。首先，他废除了三张原在巴蜀设置的二十四治称号，并设立道官，规定道官招收信徒，先须考验三年。信徒一从师授，不得任意改投其他道官。

其次，废除了祭酒私署治职契箓，理由是，“道官祭酒愚暗相传，自署治箓符契，攻错经法，浊乱清真。”(《老君音诵诫经》)一些信徒，一旦授以职治符箓后“不能精进，违科犯约，用行颠倒。奸怨非法，游行民间。读伪科律，诈惑万端。”(同上)因此，寇谦之宣布将旧道法“尽皆断禁，一从吾乐音诵诫新法”。

第三，废除了祭酒道官的世袭制，以“立身直理，行合轨范”，“唯贤是授”。《老君音诵诫经》云：“诸道官祭酒可简贤授明，未复按前父死子系，使道教不显。”

第四，废除了五斗米道的租米钱税制度及治病滥收��信。 以往五斗米道收取会费义米，任意取人金银财帛，致使“治民恐动威逼，教人��愿匹帛、牛犊、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薄输丝一两，众病杂税不可称数”。改革后的新天师道“无有分传说愿输送，仿署治箓无有财缺帛;岁常保口厨具、产生男女、百灾疾病、光怪众说厨愿，尽皆断之。……唯听民众岁输纸三十张、笔一管、墨一挺，以供治表捄度之功。”(《老君音诵诫经》)

第五，寇谦之反对滥传房中修炼术，因其“妄传陵身受其赤房中之术，授人夫妻，淫风大行，损辱道教。”认为修行房中，“身中至要，导引之诀，尽在师口”。同时，也反对滥传仙方药饵，“经书舛错，后人诈伪仙经图书，人人造法，天下经方百千万亿，草药万种，方药百数”，“案药服之，正可得除病寿终，攘却毒气，瘟疫所不能中伤，毕一世之年。”(《老君音诵诫经》)他特别强调奉道守诫，礼拜斋直。认为修道者必须“一心香火自缨，精炼功成，感悟真神与仙人交游”，并且“是以诫约，要须斋功，与返为始，雪罪除僣，乃得感悟真仙。”凡入道的信徒“男女官努力修斋，寻诸诵诫，香火建功，仙道不远”。

由此可见，寇谦之的改革运动是重整道教组织，重建教内新规，改变传承制度，创立新的一套宗教教礼仪轨。现仅存 一卷的《老君音诵诫经》中就有三会仪、忏过解罪仪、禳灾除病仪、授戒仪等，并对具体的程序，如入靖、焚香、上章、奏启、礼拜等一一细详，完善了道教北派的科戒教仪，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寇谦之再次托言老君玄孙李谱文下降，授己《录图真经》。《魏书 ·释老志》曰：“今赐汝迁入内宫，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录。修勤不懈，依劳复迁。赐汝天中三真太文箓，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一曰：阴阳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宫散官;五曰：并进录主。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

《录图真经》不同于《老君音诵诫经》具有单纯地改革教内伪法的目的，它是一部更迎合统治者需要，为拓跋魏入主中原，并实现寇佐国扶命、“为帝王师”宿愿而以道教箓图为主的图谶神书。图谶文录分为五等，各有不同的授受坛位，礼拜仪式以及道冠法衣。图文“古文鸟迹，篆隶杂体，辞义约辩，婉而成章”，授受次第，“择贤推德，信者为先，勤者次之”。信奉仪式，“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同时，宣造天宫静轮之法，使真仙降立。

《录图真经》中明确地勾画了道教天界诸神系列谱系：“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宫有一主，最高者无极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载阴阳真尊、次洪正真尊”，并把赤松子、王乔、张安世、刘根、张陵等谱入天神系统，甚至连寇谦之本人也位列仙班，迁入内宫，成为天人合一的“活神仙”，这实际上正是世俗的门阀士族等级制度在虚无的宗教天国中的反映。

由于北魏太武帝对道教的崇信，使寇谦之道教改革运动得以顺利进行。太平真君年间新天师道在北魏发展到了极盛，标志着道教从早期民间宗教上升到官方正统宗教的地位，为隋唐时期成为国教，奠定了基础(图14、图15)。

南朝道教的改革 东晋南朝道教的改革者首推道士陆修静(406～477)。陆氏字元德，号简寂，吴兴东迁(今浙江湖州)人。从小好习文籍，博览强识。少年时修炼辟谷道术，虽外混世务，实内守贞朴。中年遗弃妻室，游弋江川，遍访高士，广搜道经佚文，成为江南道教的一代宗师。

陆修静推行的南朝道教改革，重点在对道教经典的整理、道教教义的发展、道门教规的肃饬，以及道教组织形式的改革等方面。

东晋刘宋以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扩日益广泛。大批佛教经典律学被翻译介绍，佛教僧团与寺院普遍建立，江南一带出家学佛、研究佛典的文人雅士日渐增多，就连陆修静本人也深受佛教的影响，认为“在佛为留秦，在道为玉皇，斯亦殊途一致耳。”(《三洞珠囊》卷二)佛教的发展，对道教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佛教的经典文书可以由西域去印度求取，并通过翻译、改写而广为传扩，但道教的典籍只有来源于假托太上老君、诸天神真降临诰㖟的形式来制作，这就大大限制了道教教理的发展。于是，依靠扶乩撰文，改写佛经章节，抄袭前代医、卜、占、谶等类方书，变成了东晋道士编写道经的主要材料来源。由此派生的大量道经，经卷孳乳，真伪混淆，杂乱无章，是非相乱，东晋后期，《上清》、《灵宝》、《三皇》等大批新经典问世，丰富了道教教义，但各派道士在传经过程中，以讹传讹，互相封锁，又使许多道经源流不明，互无统属，流失分散。道教学者陆修静早年便留意收集经典文献，《玄品录》卷三记录他曾“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之遗迹;西至峨嵋、西城，寻清虚之高躅”，为整理道教典籍，辨别真伪，考镜源流，编纂经目，分别品次，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元嘉十四年(437)，他刊正《灵宝经》，撰编了《灵宝经目》。

太始三年(467)，陆修静又得到上清派杨、许真人手写《上清经诀》真迹，和鲍靓所造《大有三皇经》文，对上清经、三皇文加以整理。太始七年(471)奉敕撰献《三洞经书目录》，共著录道家经书符图、方技方法1228卷。同时，首创在道教史上有深远意义的道教典籍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法。

三洞，指玉清境洞真教主天宝君所出的洞真部真经，又称洞真上清经;上清境洞玄教主灵宝君所出的洞玄部真经，又称洞玄灵宝经;太清境洞神教主神宝君所出的洞神部真经，又称洞神三皇经。

四辅，指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四部。十二类，指三洞中又分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

陆修静不仅对错乱糅杂、使“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的道教经书加以整理考证，而且还为传授《灵宝经》编纂了一整套授立仪轨——《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使灵宝经典成为教戒诀要与行世新经相齐备的经部，成为道教中重要部类。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曰：“金陵道士陆修静者，道门之望，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郗张之士，封门受箓。遂妄加穿凿，广制斋仪，糜费极繁，意在王者遵奉。”

陆修静作为南朝道教的一代宗师，融合江南诸路道教，耙梳纷乱的典章文献，增设道教科戒威仪，目的不仅是使民间道教披上学术的外衣，与当时盛传的佛教抗衡，而且“意在王者遵奉”，希冀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成为官方上层阶级的宗教。如果说，北朝寇谦之借用北魏太武帝、宰臣崔浩以政治的手段改革道教，跻身于朝廷;那么，南朝陆修静则从道教典章制度、文书规范、教义教理上使道教更加完善成熟，形成强大的宗教势力，影响政权统治者。

道教教义一贯以“我身真实”，而追求不死成仙，但在刘宋时期出现了“三世真空”、“我身空”的理论。《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说：“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虽有我身，皆应归空。明归空理，便能忘身。能忘身者岂复爱身?”这样的思想却与北周释道安《二教论》的“佛法以有生为空幻，故忘身以济物”相吻合。生死观念变了，修仙的途径增加了在世修善功、积功累德、舍身济物、轮转因果的内容。此时期出现的大量灵宝类经文中再也不沿习早期道教“承负”说，而明显地接收了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教义。以度人无量为宗旨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广为流传开来，逐渐代替了上清经中宣扬修炼成仙的《灵宝赤书》、《灵宝五符经》等，成为南朝以后道教中的重要典籍，并影响到北宋末兴起的水火炼度斋法。

陆修静在整理充实道教教义时，注重对戒规仪式的改进。斋醮是道徒求道之本，陆修静在《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说：“夫斋直是求道之本，莫不由斯成矣。此功德巍巍，无能比者。上可升仙得道，中可安国宁家，延年益寿，保于福禄，得无为之道。下除宿愆，赦现世过，救厄拔难，消灭灾病，解脱死人忧苦，度一切物，莫不有宜矣。”

早期道教中虽有过一些道诫，如《大道家令戒》，但与晋宋时传世的佛教戒律《四分律》、《僧祇律》、《十诵律》相比，是很不完善的。此时，出现了如《洞真观身三百大戒》、《千二百威仪之戒》、《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等，成为道士们共同遵守的定律。陆修静又增撰编辑了《斋戒仪范》、《太上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等，并在五斗米道原有的涂炭斋、指教斋的基础上，融进上清、洞神各派斋法，制定了“九等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把斋法分为洞真上清斋、洞玄灵宝斋、正一涂炭斋三品，其中又包括无为斋、心斋、金箓斋、黄箓斋、明真斋、三元斋、八节斋、自然斋、三皇斋、太一斋、指教斋等类。使道教斋醮仪式形成完整的体系，为唐宋两代的典式。

魏晋南北朝以来道教组织形式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一改太平道、五斗米道“立治置职”、“领户化民”的草堂靖治的宗教活动场所，代之而起的是林立般的道馆精庐。南北朝以来，道团的经济来源不再依靠向道民征收租米，而是帝王后妃、达官富豪的施舍，以及斋醮法事的收入。出家道士可以免除租役，致使入道信徒骤增，集团性的道教组织逐渐形成，促使道士们模仿释氏寺院僧团，建立独立的道院经济体系。因此，道馆的建立与兴盛，是道教改革、道教官方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南北朝时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思想的产物。

魏晋南北朝道教在门阀士族统治阶级的支持下，经过寇谦之、陆修静、顾欢、孟景翼、陶弘景等著名道士的改革，编撰整理了大批经典、发展了教理教义，制定了完善的教戒律条，充实了斋醮仪轨，使道教以完备成熟的宗教集团从民间走向官方正统宗教，与儒家、佛教鼎立，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