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章回小说·流派与名著

早期的说话艺术依题材的不同被划分为若干类别。据《醉翁谈录》等书记载，宋元的说话包括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项，同时，还有讲史、讲经等类。后世章回小说，大体也是在这些题材类别的基础上，融汇贯通、发展壮大的。以下即按时代先后，兼顾流派依次介绍。

历史演义和《三国演义》 在章回小说中，历史演义类小说特别发达。这类小说通常是以史实和传说相结合的形式，叙写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政治矛盾与风云人物，其开山之作当首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120回，约75万字，描写了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110余年的历史故事，尤其集中于魏、蜀、吴三国的斗争。作者罗贯中，是元末明初时的一位多产作家，生平事迹多不可考。

《三国演义》写定于元末明初，但在此之前经历过长期的演变。远在魏晋时期，人们已开始传说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逸事。到了唐代，三国故事已变成了说话艺术的重要素材，李商隐的《骄儿诗》就记述了其子摹仿说话艺人形容张飞和邓艾的神情、语态。北宋以后，说“三国”更为盛行，出现了专说“三分”(即三国)的行家。其“拥刘反曹”的倾向已极其鲜明和富于感染力。到了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产生了一部《三国志平话》，(图61)很可能就是说话艺人的一个底本。它长达8万字，分成上、中、下三卷，然而还只是个提纲。可见三国故事，此时已洋洋洒洒地说起来了。此书已具有《三国演义》的轮廓，只是较为粗陋罢了。另外，在宋、金、元三代，三国故事还被大量搬上舞台，今天所知元杂剧“三国戏”的剧目就有近60种，内容丰富，几乎涉及所有三国故事的重大情节和人物。这些民间传说、讲史话本和戏曲，构成了《三国演义》成书的雄厚基础。当然，作者还广泛借鉴了有关的历史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

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图62)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历史记录。因此，书中的故事与人物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作品把刘蜀集团置于全书的中心，以刘蜀与曹魏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热情表彰了刘备“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颂扬了他宽仁爱民、敬贤礼士的政治品质;而对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残酷暴虐、狡诈专横的恶德劣行，则予以深刻的揭露和鞭挞。这种历史继承下来的“拥刘反曹”倾向，不仅寄托着宋元时代处于深重的民族压迫之下的汉族人民对历史上的汉族政权的依恋，而且表现了整个封建社会中人民拥护“明君”、反对“暴君”的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进步色彩。

曹刘斗争最后以魏胜蜀败为结局，三国分裂而复归于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自然也不能违背这一基本框架。不过，艺术家的任务不只是摹仿现实，还需要认识现实。这部小说的价值，并不在于如实地反映出事件的本来进程和既定结局，而在于揭示了历史运动的内在必然性和人物无法逃避的命运与归宿。从这一角度来看，《三国演义》是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剧。其实质则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就是说，刘蜀集团所追求和信守的某些传统道德和理性原则，如宽仁爱民、忠诚信义等等，并不符合那个群雄角逐的社会条件。他们总是幻想以常理来对抗现存秩序，只能给蜀汉事业一再带来挫折。相反，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统一北方，鼎足天下，且又强于刘、孙，通过他的儿孙实现并吞蜀汉的宿愿，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权诈的集中代表。正是这不可遏止的邪恶，粉碎了善良的人们企图恢复传统道德的梦想。

历史是人创造的。《三国演义》为人们提供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人物群像。除了三国的领袖人物，它还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其中，诸葛亮的形象最为突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诸葛亮是智慧的代名词，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小说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结果。他自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后，以卓越的政治家的眼光，为蜀汉制定了联吴抗曹的战略。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妙计无穷，善于随机应变，在内政、外交、军事上都大显身手。同时，他心胸博大，忠贞不二，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古代社会“良相”的典型。关羽、张飞也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小说对他们与刘备名为君臣、情同骨肉、生死不渝的义气，极力予以赞美，尤其是关羽，更被塑造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义”的化身，以致民间将其视为与“文圣人”孔子并驾齐驱的“武圣人”。清代关帝庙已遍设城乡。此外，作品对大义凛然、舍生忘死的赵云及忠于蜀汉集团的庞统、黄忠、王平、廖化、姜维等英雄，也作了热情的颂扬。同时，对忠于曹魏、孙吴集团的许多文臣武将，也给予了充分的描写和不同程度的肯定。

在艺术上，《三国演义》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它涉及的战争，大大小小，数以百计，却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表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描写战争的过程中，作者善于抓住重点，突出人物，把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结合起来，写出战争胜负的原因和各方将帅的性格、气度和谋智。如小说写赤壁之战共用八回篇幅，前七回都是写决战前各方之间的斗智，从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直到巧借东风，作者有条不紊地叙述各方的部署，在双方攻守之势的转化中，众多人物的性格特征都得到有力的揭示。作者还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表露自己鲜明的倾向。所以，当刘蜀集团处于不可逆转的劣势中时，他就突出其大败中的小胜和挫折中显示的美德，脍炙人口的“赵云单骑救主”、“张飞大闹长坂坡”和诸葛亮“空城计”皆是生动的例证。

《三国演义》的结构也很有特色。它把三国时期前后100年左右的历史变迁，和在这一历史时期活动的几百个人物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而且做到了布局严谨、脉络清晰、主次得体、曲折变化。对于一部没有什么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早期长篇小说，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国演义》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历来为人称道。除了具体运用时的精炼、准确、生动、形象外，这种语言还造成了特殊的历史氛围，与题材和人物身份都相吻合。

《三国演义》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仅就文学发展而言，它结束了长篇小说创作只是说话艺人底本的时代。由于它成功地再现了一段历史，为同类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明代开始，就出现了许多历史演义。不仅传说罗贯中自己还著有《隋唐志传》和《残唐五代史演义》等小说，其他有名的作品有：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谢诏的《东汉通俗演义》，杨尔曾的《东西晋演义》，袁韫玉的《隋史遗文》，熊大木的《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等，直到近代，历史演义仍层出不穷，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不过，这些作品除少数有较好的民间传说基础，经文人加工整理后得到进一步提高，流传颇广外，其他多系文人采撷史料，联缀成篇，情节纷杂无绪，叙述平板呆滞，类似通俗历史读物，文学价值不高。

英雄传奇和《水浒传》 章回小说中有一类作品突出描写了各种英雄好汉，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列，与历史演义小说中的英雄相比，他们的虚构成分更多一点。《水浒传》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它的主要内容是描写北宋末年，宋江等所领导的民众反抗斗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过程。《水浒传》版本甚多，120回本的《水浒全传》约100万字。

与《三国演义》一样，《水浒传》在成书之前，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宋元时期，宋江等人的事迹就已在民间广泛流传，一些说话艺人也开始讲说他们的故事。《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它所记水浒故事，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金元时期的戏剧家还创作了很多水浒戏，水浒故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内容细节上与《宣和遗事》颇有异同。而把这些简单、零散的人物和故事汇集到一起，写成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则是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的功劳(也有罗贯中著和施、罗合著等说法)。有关施耐庵的生平、思想，缺乏详实的材料予以说明。

《水浒传》(图63)是第一部以民众的反抗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以艺术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败、黑暗，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深刻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全书以洪太尉误放魔君为序曲，但这只是为了呼应上天星宿之说，给小说笼罩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而实际上，作品却是以高俅发迹为真实内容开篇的，表明了“乱自上作”的思想。由于宋徽宗荒淫无道、腐败无能，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此人与蔡京、童贯等权奸把持中央行政大权，又将其亲朋党羽安插全国，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关系网。这些人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流氓无赖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百姓，逼使无数英雄，纷纷落草，用朴刀杆棒来洗雪他们的仇和怨。鲁智深、林冲、宋江、柴进、武松、解珍、解宝、杨志、孙立等数十人，就是因为深受官府和邪恶势力的挤压，或不满社会现实的黑暗，通过不同的反抗道路，汇聚水泊梁山。随着起义军规模的扩大、力量的加强，他们打破祝家庄、曾头市，攻下唐州、青州、大名府，两败童贯，三挫高俅，使统治者为之震惊。但由于义军领袖宋江无意反抗朝廷，终于使梁山英雄走上了被招安的道路。在古代，民众的反抗斗争被诬为“盗”，梁山英雄的行为原也在“盗”之列。但这种“盗”又不同于当时人们通常理解的“盗”，用《水浒传》的话说，就是“盗可盗，非常盗”。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在民众的反抗斗争中，贯穿和交织了忠奸斗争。具体地说，作者让忠奸斗争采取了民众反抗斗争的方式进行，同时，又把民众反抗斗争纳入了忠奸的轨道。这就是《水浒传》矛盾冲突的特点和全部内容的要旨。

招安之后，宋江等自愿征辽，保卫边土，以示效忠于宋室。这也反映了宋元以来汉族人民的民族爱国思想。然而，他们有功不受赏，反遭猜忌、陷害。以后又去平田虎、剿王庆、擒方腊，经过无数次血战，他们虽为宋室立下汗马功劳，却伤亡殆尽。幸存者也或隐遁、或被害、或自杀，小说的结局充满了悲剧气氛，使作品“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

尽管如此，《水浒传》讴歌的英雄主义仍然是作品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作者往往集中几回重点刻画一个或几个主要英雄人物，如所谓“武十回”、“宋十回”、“林八回”、“鲁七回”等。通过这些列传式的描写，展示了英雄人物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生活道路和性格特征。浪迹江湖的鲁智深是作者描绘的一个正直、勇敢、急公好义的英雄，“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概括了他性格的基本特征。他从一个颇有地位的军官到削发为僧，再到落草为寇，纯粹是由于慷慨任侠、仗义勇为而难以存身的结果。林冲则是“官逼民反”最突出的典型。他原有优裕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的隐忍退让、委曲求全并没有带给他安宁。在无端的陷害面前，他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和复仇之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英雄本色。武松也是作者极力歌颂的一个天神般的英雄，他一再声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 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这种英雄性格经作者反复强调，雕刻般地凸现在读者面前，李逵虽然没有武松、鲁智深、林冲那样集中的描写，但自第三十八回登场起，就一直活跃在作品中。鲁、林、武等固然也形象逼真，呼之欲出，一旦上山，他们的性格就被淹没在人群之中，不如李逵，终《水浒》之篇，都没有减弱其艺术的魅力。他的性格就像 一阵扫荡一切恶势力的“黑旋风”。他把天下大事看得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有了两把板斧，就可以杀尽天下不平之人。他主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是梁山英雄中反抗性最强的一个。

值得赞赏的是，《水浒传》在描写这些英雄人物时，避免了千篇一律、众人一面的弊病，写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及其发展变化。明末清初小说批评家金圣叹就称赞“《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读第五才子书法》)。作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分、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林冲由岳庙隐忍求和、野猪林的守法、风雪山神庙的悲恨到草料场报仇，至火并王伦，越来越坚决，十分符合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逻辑。这种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在杨志、武松等人身上又各不相同。同时，作者还大量运用合理的想象和艺术的夸张，通过传奇性情节使英雄人物达到理想化的境界，如鲁智深的拳打镇关西、醉打山门、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林冲的风雪山神庙;武松的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李逵的大闹江州、(图64)力杀四虎、独劈罗真人、大闹忠义堂等等，都是充满神奇色彩、令人过目不忘的描写。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特点是准确、形象、生动、丰富。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语言，人们可以看出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性格特征。

《水浒传》的成功再次证明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动力。在它的影响下，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英雄传奇。作为《水浒传》余绪的陈忱的《水浒后传》就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它热情歌颂了梁山英雄的抗争精神，寄托了深沉的爱国思想，在艺术上也有某些独到之处。《说唐》、《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等，也都是脍炙人口的英雄传奇，它们大多情节曲折，塑造一个个非凡的英雄人物，其中像秦琼、程咬金、杨家将、孟良、焦赞、岳飞、牛皋等，都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象。

神魔小说和《西游记》 中国古代神话流传至今的虽然比较零散，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它从形象构成、叙事方式、文化精神等多方面影响了小说的形式与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非现实形象构成始终是基本的艺术手法之一。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形成了“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二水分流的局面，至明代章回小说，又出现了“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双峰并峙的格局。所谓神魔小说，就是以各种神仙道佛、妖魔鬼怪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除了上古神话，后世的宗教神话对它也有广泛的影响。不过，优秀的神魔小说只是以神话为形式，在非现实的幻想中寄寓着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西游记》。这部小说描写唐僧率领猴精孙悟空、猪怪猪八戒及沙和尚去西天取经，展开了一系列绚丽多彩的降妖伏魔故事，内涵丰厚，趣味横生。

唐僧取经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唐太宗贞观年间，僧人玄奘为了穷究佛法，孤身一人，穿越戈壁雪山，跋涉万里，前往天竺(古印度)求经问法，历时十几年，带回600多部佛教经典。由于玄奘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加上他的门徒的夸张，取经故事遂在民间开始流传，并逐渐脱离史实而有了越来越多的神异内容。有趣的是，玄奘本人由英雄退化为懦夫，取而代之成为取经故事主角的是一个神猴。南宋时已有“取经烦猴行者”的说法，《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描写了猴行者降妖伏怪的情节。在元代，出现了一部《西游记平话》，据残存片断可以推测，它已初具今本《西游记》的轮廓。此外，《西游记杂剧》对于丰富取经题材也有贡献。正是在这些传说、话本和戏曲的基础 上，明中叶出现了一部艺术高超、思想深刻的长达100回的《西游记》。据近人考证，它的作者是当时江苏的文人吴承恩，但也有持怀疑态度的。

《西游记》的结构可分成三大块。第一回至第七回叙述孙悟空的出身故事，描写他大闹天宫而被压在五行山下。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叙述取经缘起，为下文作铺垫。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是全书的重点，叙述唐僧师徒历经八十一难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作者充分发挥想象，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瑰丽的神话世界。人物，多半是腾云驾雾的神佛、妖魔;环境，多半是虚无缥缈的天庭、地府、龙宫。不过，这些幻想并不是脱离现实社会的。恰恰相反，它在许多方面都是现实社会的翻版和延伸。因此，那些神魔不仅具有神性、魔性和动物性(他们经常是动物的幻化)，更具有人性。

与同时代的小说相比，《西游记》更自觉地以人物为故事情节的中心。作者以幻想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风貌。取经队伍是作者经过精心提炼而建立的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群体。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唐僧的坚定虔诚、软弱无能则体现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保守心理;至于沙和尚的勤恳依顺，也折射着中国人民朴实、善良的品性。能够在一部作品中如此鲜明地概括民族性格的几个重要类型，确实令人钦佩。

最突出的形象自然是孙悟空。(图65)《西游记》彻底改变了孙悟空在以前取经题材作品中作为宗教信徒和神怪形象的性质，使之成为一个体现着社会愿望的真正的英雄。他的“治国祛邪”的救世热忱与本领，顺应了明中叶亟盼英雄的时代召唤。不过，孙悟空的卓荦不群不仅在于他具有非凡的英雄品格，还在于他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就是他对自由、自尊、自娱的追求。孙悟空天生地养，一开始就在精神上超越了宗法制社会对人的种种限制和约束。以后，也不断地反抗神佛对他的羁縻，渴望保持“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的天性。与此相关，他还心高气盛，傲不为礼，有一种“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气魄。同时，他总是以降妖伏魔为游戏，必要时连神圣的取经也要让位于他的这种“耍耍”。因此，他虽然打的也是“诳上欺君”之徒，却不甘愿以臣仆自居，还要维护自己高傲的人格独立性。他也像《水浒传》中的英雄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专救人间灾害”的斗争中去，也带有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江湖好汉特点，但与其说是为了“替天行道”或“建功立业”，毋宁说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和他特有的在斗争中开拓人生，获得无穷乐趣的心理特征。他既肩负着匡世济民的伟大责任，又不断追求着自我的价值，两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完善的结合。比较起来，后者更引人注目。而这与明中叶以后的个性解放思潮有着内在的联系。

如果说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民族性格的优秀品质，展示了新的时代精神与追求，那么，在猪八戒、唐僧身上，作者就努力发现和表现了民族性格中的消极因素。把人物塑造由单纯的道德层面引向精神品格的层面，这就是《西游记》的真正价值所在。它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表现了作者希望人的精神境界臻于完美的高度热忱。

在艺术风格上，《西游记》也很有特色。中国古代文论一向强调文学的道德劝戒作用和历史纪实功能，以温柔敦厚、凝重质实为尚。而《西游记》有意突破了传统的功利观念，有意摆脱冬烘俗儒的迂拘固陋，更主动地追求文学的审美愉悦性。作者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的揭露，不是纯客观的再现，而是用旁敲侧击的讽刺手法，在貌似随意的点染中，揭示其荒谬而又不失其真的丑态，让人们尽情地嘲笑。在人物塑造中，作品也多用谐谑之笔。唐僧心诚志坚，又怯弱迂腐，这样一个人却要率领三个顽劣不堪的“妖徒”进行神圣的取经，本身就极富喜剧性。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表面的滑稽可笑，而是着意挖掘人物不同的性格。孙悟空和猪八戒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形象，但他们带给读者的笑声却不相同。孙悟空是以乐观善谑的天性感染读者的，而猪八戒(图66)是被嘲笑的。他虽入空门，却处处贪恋尘缘;虽生性愚笨，却常常耍小聪明、弄巧成拙，等等，这种种不协调和矛盾构成了他喜剧性格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部宗教题材的神魔小说，《西游记》还体现了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在处理历史继承下来的宗教文学及叙事模式时，作者显示出更为灵活的态度。书中有不少讥佛讽道的描写，对宗教表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现世社会的关注和对人的力量的热情肯定，这使它完全没有早期取经故事的那种宗教的神秘感和迷狂，整个作品充满了理性的光辉，它以幻想的形式对人的孜孜不息的追求和奋斗精神亦即对人的力量和价值，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坚韧不拔的执著追求不再奉献给虚幻的宗教信仰，却成了英雄人物斩妖除邪、匡危扶倾的伟大实践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战斗历程。

与《西游记》大体同时，还有一部神魔小说广为流传，这就是《封神演义》。它的构思大体以宋元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为基础，同时吸收大量民间神话传说，益以虚构、演绎而成。其中心内容是描写商周之争的曲折过程。以仁慈爱民的武王和他的丞相姜子牙为代表的周，同以暴虐无道的纣王为代表的商，构成了矛盾的双方，其间神怪迭出，各有匡助。助周者为代表神教正统的阐教，助纣者为代表左道旁门的截教。双方各逞法术，为历史赋予了神奇怪诞的色彩。在内容上，作品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肯定了武王伐纣这样的“以臣伐君”的合理性。但也有不少描写体现了庸腐落后的“女祸”思想和宿命观念。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那些神奇的幻想，杨任剜目后手掌内生出眼睛，雷震子胁下有可以飞翔的肉翅，哪吒则能化为三头六臂以及土行孙等的土遁、水遁之法，都给读者以较深的印象。

在这以后，神魔小说虽多矜奇尚怪之作，但即使在幻想方面，也并没有超过《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的。只是在利用神魔形象表现人生哲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颇有特色的作品，其中《西游补》、《后西游记》、《斩鬼传》是写得较好的。

世情小说和《金瓶梅》 严格地说，所有的小说、包括神魔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生活。但在中国小说史上，世情小说往往特指那些描写世俗生活风情的小说，它们不同于以往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所注重描写的非凡人物，更不同于神魔小说展现的超自然世界，而是取材于日常生活，以现实社会众所熟悉的人物、事件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即使作品假借前朝名姓，实际反映的社会生活依然是作家所处时代的风貌。这一点，在最早的、也是最杰出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中体现得极为明显。这部小说是由《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进一步展开的，但作者却不再关注梁山英雄的可歌可泣的壮举，而是突出表现了一个市井商人的纵情声色的生活及其家庭复杂尖锐的矛盾，从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贴得更紧密了。

《金瓶梅》(图67)凡100回，约100万字，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成书，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真实姓名不可考，有人推测是王世贞、李开先等，但都缺乏确凿的证据。小说集中刻画了西门庆这个兼有富商、恶霸、官僚三种身份的封建社会市侩的典型。他与潘金莲勾搭成奸，一同害死其夫武大。又先后奸娶孟玉楼、李瓶儿等。同时，还经常玩弄妓女和仆妇，生活淫荡，终于纵欲身亡。

由于《金瓶梅》以较多的篇幅细致描写了西门庆等人的性生活，因此，它一向被认为是一部“古今第一淫书”，长期被禁止刊刻、出版。但实际上，《金瓶梅》的性描写，仅就这部小说来说，并非完全不必要的。至少它在表现某些人物的性格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例如女主角潘金莲之所以成为“淫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活境遇造成的。早期的被玩弄与不幸婚姻，使她渴望真正的爱怜和性满足。(图68)嫁给西门庆后，妻妾之争使她在精神上、生理上都只能通过性生活求得幸福、巩固地位。当然，过分露骨的性描写是不足取的。事实上，作者对于所谓“淫”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此，他在总体设计上，把那些贪淫的主角都置于批判的位置，让他们都遭到报应，不得好死。不仅西门庆如此，潘金莲因淫作孽，终成刀下之鬼，李瓶儿、春梅等也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联系明中叶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潮来看，《金瓶梅》的性描写也不是孤立的。伴随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追金逐利、纵情声色的风尚以及个性解放的要求，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不少文学作品从人的本性的角度，肯定人对男欢女爱的追求。《金瓶梅》虽然没有描写高尚的爱情，但它赤裸裸的性描写却也是对传统礼法压抑人性的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的丰富内容远不是性描写所能代替的。它描写的虽是北方一个中等城市的普通商人，但由此生发开去，上至皇家相府，下至勾栏茶肆，一大批达官贵人、商贾小贩、荡妇娼妓、帮闲俳优、婢仆地痞、三姑六婆等，在这里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构成了一幅背景广阔而又关系复杂的明代社会生活长卷。以西门庆而论，他原是个破落户财主，却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他一面巧取豪夺，聚敛财富，一面又贿赂官场，步步高升。有财有势，财势结合，他才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第五十七回叙述西门庆在捐款助修永福寺后对吴月娘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这充分暴露了西门庆的丑恶灵魂和明代社会的黑暗。

《金瓶梅》以其现实主义的笔触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广阔的世界。但占据整部小说中心的，无疑还是西门庆一家的家庭生活描写。小说以细腻的笔法，生动而又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这个家庭内妻妾之间的争宠斗强、迎奸卖俏。在这里，无论是妻与妾之间，还是妾与妾之间，几乎在任何细小的问题上都进行着明争暗斗。它从多方面剖析了那个社会的婚姻制度、嫡庶制度、奴婢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罪恶和不幸。而这一豪绅家庭的兴衰，又深刻地展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暴露了那个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在西门庆死后，作者又提到一个与西门庆相仿的张二官，使读者能从西门庆一家的故事中跳出来，看到它的普遍性。

在人物描写上，《金瓶梅》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忠”、“奸”、“善”、“恶”观念，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发展变化。西门庆就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本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却也有一往情深、不能自已的时候。他追金逐利，有时又显得重义轻财;他贪赃枉法，巴结钻营，似乎又没有什么更大的野心或凶残地去迫害谁人。正是这些矛盾现象构成了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形象。其他不少人物也都性格鲜明。同是西门庆的妻妾，潘金莲的尖刻嫉妒，李瓶儿的隐忍内向，吴月娘的胸有城府，春梅的恣肆骄纵，写来各不相同，其他如无能无才却又惯于偷鸡摸狗的浪荡子弟陈经济，帮闲抹嘴却又故作正经的蔑片应伯爵，以财势取人面孔多变的妓女李桂姐，善于察颜观色深知西门庆性格的小厮玳安和灵魂扭曲又不失良善的仆妇宋惠莲等，都不乏精彩描写。这些普通的市井人物，已大不同于传奇英雄的神魔灵怪，标志着小说创作的新动向。

作为第一部家庭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的结构也有了许多新的特点。以前的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大多以时间为线索单线发展，《水浒传》也可以抽出“武十回”、“鲁七回”等独立的情节。《金瓶梅》则不然，全书充满了日常生活琐事和细节，却几乎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完整故事。作者依靠对生活的提炼，使千头万绪，蹊径相通，互为因果，形成有机联系，因而，情节、人物虽姿态纷繁，但结构紧凑严密，浑然一体。

《金瓶梅》的作者，还是一位语言大师，全书百万余言，采用活生生的俚言俗语写成，较之《水浒传》有明显的进步，给整个作品带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长篇小说题材由历史传奇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创始之作，也是创作方式由群众集体编创转向文人个人写作的创始之作。它在人物塑造、艺术手法等方面，对以前小说创作的模式有所突破，对以后小说创作的发展有所启示。

《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仍有所发展。比较重要的有署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李绿园的《歧路灯》等，但总的来说没有出现能与《金瓶梅》相媲美的作品。不过，在一些篇幅较短的作品以及其他题材流派的作品中，仍不乏对世情精彩的描绘。而到《红楼梦》问世，世情小说才出现了质的飞跃。

讽刺小说和《儒林外史》 讽刺是 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法，在任何题材的小说中都可以运用。然而，在清代，却出现了一些以讽刺为基本特色的章回小说。《儒林外史》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粒民，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上不少人在科举考试中曾取得显赫的功名。但至吴敬梓时，家境日渐衰微。他性耽挥霍，放达不羁。既不善治理家业，又喜资助别人，日夜与朋友豪饮欢呼，坐吃山空，加上科场失利，功名无望，引起族人不满，而他也从族人侵夺祖产的行径中，看出宗法家庭的矛盾、封建道德的沦丧、人情世态的炎凉，乃愤然离开故乡，移家南京，卖文度日。36岁那年，曾被荐应博学鸿词之试，但只参加了省里的预试，就托病辞去了征辟，甘愿过素约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最后客死在扬州旅次。《儒林外史》(图69)的写作年代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生活的剧变和在人文荟萃的南京的广泛交游，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增强了他对丑恶现实的感受，这是他振笔讥弹时弊的动因。

《儒林外史》凡56回，30多万字，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但没有贯串全书的主人公和主干情节。作品一开始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八股取士制度，通过理想人物王冕之口指责八股取士“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作者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卑微的灵魂入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恶劣，乃至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人生的堕落。

首先出场并写得最成功的，是一批全无才智的八股腐儒。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他们出身清寒，本来具有淳良的天性，但却深受功名富贵的诱惑，成了神魂颠倒、丧失理智的人。周进因久试不中，饱受欺侮，曾伤心地一头撞在贡院的号板上，不省人事;“范进中举”更是书中精彩的片断。他也屡考不举，生活艰窘。一旦得中，喜出望外，竟至疯颠。像周进、范进那样，由于长期对命运的期待、恐惧、担忧而产生的反常的精神状态，在当时的读书人中是很普遍的，因此这两个形象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他们老年中举，毕竟是幸运的，实际上在科举场中能爬上去的是极少数，可悲的是一些人老死科场而不知悔。作品中的马二先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笃厚老实、诚恳认真，虽补廪24年，始终没爬上去，对此他不但毫无怨言，还死心塌地去搞八股时文选本，苦口婆心地劝告别人搞举业，成了一个迂阔糊涂之人。

小说描写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无聊名士，这些人貌似风雅，其实不过是一些闲得发腻的纨袴子弟、搔首弄姿的斗方诗人、名落孙山的科场士子、骗吃骗喝的帮闲篾片。他们装腔作势、欺世盗名，用高雅的外表包裹猥琐，用无聊的忙碌点缀空虚，把封建士大夫那种游手好闲而又自鸣风雅的传统作风发展到极点。通过他们，作者使自己对士大夫命运的反省由对社会制度的批判，深化为对他们的文化心理的检讨。

围绕这些士子、名士，作者还写了一批无耻的官绅。他们处则为土豪劣绅，出则为贪官佞臣。前者如张静斋、严贡生、王德、王仁等，后者如王惠、汤奉等。这些人依仗权势为非作歹，道德良心完全沦丧，是儒林中最腐朽的一部分。对他们，作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作者还描写了一些正直的人在世风影响下的堕落。在这当中，匡超人最典型。他的故事在《儒林外史》中从第十五回起至第二十回止，占了大约五回的篇幅，是小说中写得比较集中的人物。他原本是一个淳朴勤谨、心地善良的农家子弟，经马二先生劝导，醉心举业，走上追求功名富贵的道路。以后知县提拔他，一帮假名士引诱他，衙役潘三教唆他，学会了靠吹牛撒谎、附庸风雅来攀高结贵、抬高身价的本领，又赌场抽头，考场当枪手，假造文书，包揽词讼，骗婚再娶，逐步蜕化变质，成了一个卑劣的小人。

当然，吴敬梓不是一味愤世嫉俗的冷漠的作家。他在揭露封建社会制度与精神文化的缺陷及其危害的同时，也描写了一些体现着他理想愿望的人物，其中有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等看轻功名富贵、注重文行出处的贤人，也有像杜少卿那样洒脱飘逸、违世抗俗的奇人。此外，作者还用酣畅饱满的抒情诗的笔调，歌颂了一些纯朴善良的下层人民。这种对下层人民优良品德的深情描绘，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凡此，无不表明了作者善善恶恶、爱憎分明的态度，为这部讽刺小说添上一种温润的人情美。不过，作者企图建构健康的民族灵魂的努力，显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比不上他对丑恶东西的讽刺更有力。

从小说艺术上说，《儒林外史》也是很有特点的。作者不像以前的章回小说那样刻意追求尖锐紧张的矛盾冲突以形成戏剧性的情节，他只是淡淡地描写日常生活，没有忠奸、善恶的正面交锋，却在不同人物的互相映衬中，着力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王玉辉支持女儿绝食殉夫的描写以其深刻性常为人称道。对于一个长期接受举业和义理毒害的迂儒来说，做出这种违反人性常情的事并不奇怪，而使人感慨的是，他终于无法掩饰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泪水漫上强装的笑脸。作者把这些事实用三言两语勾勒出来，却让人体会到“情”与“理”的激烈冲突，体会到他要求突破精神罗网、恢复合理人情的深沉意愿。类似这样触及人物情感世界的描写，在书中并不少见。

作为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也有独到的成就。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吴敬梓描写的种种丑恶现象，正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和集中。由于他对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并有用世、救世的热忱，他在讽刺时，就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逞恶言，泄私愤，更不是轻浮地单纯追求笑料，或制造廉价的喜剧效果，而是以为公之心，实事求是地揭露当时社会的弊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在他的嘲笑中，隐藏着压抑已久的郁闷和悲愤。就具体描写来看，他根据讽刺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态度，或轻蔑、或惋惜，不一而足。有时，他并不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而主要通过情节的提炼，使丑恶现象本身的荒谬集中地显现出来。为此，他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对比：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对比、人物言行不一的对比、人物前后变化的对比、人物所处环境的对比等，这些对比不但加强了讽刺效果，又具有一种含蓄、委婉的审美深度。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在南方民间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成的。为了适应书中人物的身份，也溶合了不少文言成分和不同职业的行话。作者的叙述语言很少夸饰、形容，朴素而又不失雅正幽默，对构成它特有的讽刺风格，有很大作用。

《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在章回小说中也很特殊，它没有贯串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而是由许多分散的人物和自成段落的故事前后衔接而成，虽然不够集中，却便于自由灵活地展开广阔的生活面，使各个阶层的众多人物与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纷至沓来，如波翻浪涌，层层推进。那些相对独立的段落，虽只是生活片断，但经作者精雕细刻，也很容易显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并激发读者丰富的联想，收到略小存大、举重明轻的艺术效果。而且，书中许多人物和故事之间，尽管缺乏紧密的联系，却也不是杂乱无章地拼凑起来的，而是根据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清人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做了精心的选择和恰当的安排，体现着严密的思想逻辑。作者综合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某些特点，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结构形式，很适合表现本书特定内容的需要。

《儒林外史》以后，比较著名的讽刺小说有李汝珍的《镜花缘》。这是一部充满幻想色彩的长篇小说，内容广泛而驳杂，但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对丑恶现实的讽刺。作者以幻化和夸张的形式，凸现荒谬与丑恶世态的本质。如“白民国”的八股先生装腔作势，念书时却白字连篇;“淑士国”的各色人等都儒巾素服，举止斯文，却又斤斤计较，十分吝啬，充满酸腐气;“两面国”的人有两副面孔，是对势利和奸诈者的揭露;“长臂国”的人贪得无厌，到处“伸手”，久而久之，徒然把臂弄得很长;“翼民国”的人“爱戴高帽子”，天天满头尽是高帽子，所以渐渐把头弄长，竟至身长五尺，头长也是五尺;还有“豕啄国”、“毛民国”、“穿胸国”、“犬封国”等等，无不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些幻想，大都出自《山海经》等古籍，但《山海经》等书对这些国度的记载，极其简略，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句话。《镜花缘》以此为由头，生发出去，铺排开来，表现了作者巧妙的构思和惊人的想象力。而这种漫画化的描写，也是《镜花缘》对讽刺文学手法的丰富和发展。此外，张南生的《何典》也是一部很别致的讽刺性章回小说。

言情小说和《红楼梦》 言情小说就是以爱情婚姻为主要题材的小说。虽然这样的内容在以前的小说中也有，但真正形成流派却是在明末清初。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这些小说大多以青年男女私相悦慕，小人拨乱其间，终于奉旨完婚为基本故事构架。留传至今并为研究者经常提起的有《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交婚小传》、《金云翘传》、《定情人》、《好逑传》等。从总体上说，才子佳人小说是明末清初“情理合一”的折衷主义的产物，在艺术上不乏精巧之作，而脱离生活的编造却是其致命的弱点。不过，若以题材的演变而论，它们又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起到一定程度的桥梁作用。

《红楼梦》(图70)是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无论归入小说类别的哪一种，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虞。就其中心意蕴而言，可以放在言情小说中。作者曹雪芹也自称“大旨写情”。他全面继承了前代爱情文学中一切可取的思想艺术成果，又一洗一般言情之作的幼稚、浮浅之态，把对爱情理想的探索与对整个封建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反省、批判结合起来，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写法，是言情小说，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高峰。

曹雪芹(约1715～1763)，名霑，雪芹是他的号。康熙登基后，其曾祖曹玺因妻孙氏曾为康熙乳母，得任江宁织造。自此，历经祖父曹寅，父辈曹顒、曹霑，凡3代4人占据这一要职达60年之久，康熙一生6次南巡，就有5次以曹家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堪称“鲜花着锦之盛”。雍正五年(1727)，江宁织造曹霑以“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的罪名被籍没家产，遣返北京。曹家由此败落。曹雪芹的一生正经历了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家境的急剧变化，使镜花水月的梦幻意识深深地渗透到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中，成为他写作《红楼梦》的潜在情调。根据通常的说法，他先撰写了一部名为《风月宝鉴》的书，以后在此基础上增删数次，完成了《红楼梦》的主体部分。由 于现在尚未清楚的原因，他的《红楼梦》只留存了前80回，后40回是由高鹗增补的。高鹗的续书大体符合原著的精神和风格，200多年来，人们已把它们视为一体。

《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纠葛为情节主线，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大家族内部与外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从而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指出它已经到了“运终权尽”的末世及其无可挽回的衰败趋势。同时，也热情歌颂了被旧势力扼杀的美好感情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人生理想。

贾宝玉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生长在珠围翠绕、鲜衣美食的环境中，却感到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压迫和令人窒息的苦闷，他渴望着无拘无束的生活，迷恋青春的欢乐，而不肯走家庭为他安排好的读书应举、出仕做官、光宗耀祖的道路。他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喜欢像封建时代的高人雅士们那样流连风月、纵情诗酒，借以逃避世俗社会中丑恶的东西。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和道德信条，表现出轻视与反抗。在长幼嫡庶关系方面，不十分重视等级和名份。在主奴关系方面，他对待奴婢的态度比较宽厚，甚至能体贴和同情他们。在男女关系上，他大胆否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格外尊重女性，常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还说：“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这些话似乎很偏激，但其精神实质，乃是表示厌恶那些蝇蝇苟苟以求官禄的世俗男子，而赞美纯洁、善良、有才能的女性。因此，女性在这里多少也是一种理想的象征。实际上，随着生活经历的丰富，他对女性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更倾向于林黛玉那样有着高洁灵魂的少女。他与林黛玉的爱情基础，远远超出了前代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郎才女貌”的范围，而主要是性格情趣的相投、生活道路的一致。林黛玉从来不曾劝贾宝玉去“立身扬名”，所以，贾宝玉深深地敬重她，把她引为知己。然而，也正是由于他们的爱情是建筑在这种共同的叛逆思想基础之上的，在封建社会里，注定不可能得到幸福的结局。这不仅因为它与宗法制度和家族利益相冲突，还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都把自由恋爱看成非礼的事，不敢更大胆地追求，只能在痛苦的折磨中等待着它的被摧残、被毁灭。这是一幕感人的悲剧。

悲剧的女主人公是林黛玉和薛宝钗。她们分别是贾宝玉姑家的表妹和姨家的表姐，一前一后来到贾家，都有美丽的容貌、出众的才华和广博的知识，很快成了两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林黛玉自幼失去父母，悲观感伤，清高孤傲，多疑任性，说话尖刻(图71)。薛宝钗则温厚贤淑，端庄稳重，罕言寡语，安分随时，善于处世。以贾宝玉的心性，很自然地亲近坚守高尚情操、不肯屈服于周围丑恶和庸俗的林黛玉，而与努力适应贵族官僚家庭环境，过于冷静、理智的薛宝钗则在心灵深处存有隔膜。作者通过薛宝钗这个形象不仅更鲜明地反衬出宝黛的叛逆性格和他们的真挚爱情的可贵，而且也具体、深刻地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贾府的封建家长们从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出发，要求贾宝玉将来能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世家门户。因此，他们考虑宝玉的配偶时，出身于皇商之家、受封建闺范教育很深，而又身体健康、聪明能干的薛宝钗，当然就成了他们最理想的人选。令人感叹的是，就连薛宝钗这样一个恪守闺范的少女，最后得到的也是一个凄凉的结局。她出嫁不久，宝玉就出走了。当宝黛为新的理想献身时，她也成了旧观念的殉葬品。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还描写了贾府内部的腐朽不堪。这个大家族的主子们生活穷奢极侈，荒淫无耻，“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在虚伪的礼法掩饰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即便没有抄家这样特殊的事件发生，贾府也将一步步走向没落。在众多的主子中，王熙凤是一个塑造得最成功的典型。她出于“金陵一霸”的王家。到了贾府，又成了贾母最宠爱的孙媳妇。她凭借优越条件和她的聪明才干，掌管了荣府的家政权柄。她贪图权势，媚上压下，狠毒狡诈，机关算尽，嘴甜心苦，两面三刀。在她身上，艺术地概括了封建市侩的性格特征。

在这个封建贵族家庭的底层，生活着一群丫环。这些丫环多半善良、纯洁，作者以同情赞美的态度，描写了她们不幸的命运和反抗的性格。晴雯是最富有光彩的典型。她性格倔强，敢笑敢骂，真率热情。虽为奴隶，却不屑于博得主子的赏识和欢心;她鄙视袭人对主子的低眉顺目、阿谀逢迎，更痛恨王善保家的狗仗人势、作威作福;就是高贵的主子在她眼里也不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作品歌颂了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少女。她的高贵品质，在贾宝玉心里引起强烈共鸣。她的悲惨结局，预示了宝黛爱情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也是巨大的。这首先表现在作者求“真”的艺术观上，他称自己的作品“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当然，曹雪芹并不反对虚构，他追求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所谓“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就是自觉的艺术提炼、加工过程。在《红楼梦》以前，很少有小说家从自己的生活经历撷取素材的。而曹雪芹声明他之所写是自己“身前身后事”，为小说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由于题材切近作者的亲身经历，加强了小说现实性的深度和情感浓度。曹雪芹比以前的小说家们更重视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努力表现人物多侧面、多层次的心理活动特征。再就是他善于通过那些看来十分平凡的日常生活细节的精心描写，揭示出它所蕴藏的不寻常的审美意义。

从风格上看，《红楼梦》虽是叙事文学，却创造性地吸收和运用了中国古代诗歌、绘画等的艺术手法，使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既表现在一些优美动人的场景构思中，如宝黛共读《西厢》、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晴雯补裘、湘云醉卧芍药裀、宝琴立雪、黛玉焚稿等等;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对他所钟爱的人物，往往赋予其诗的气质。如林黛玉俏瘦的身影、幽怨的眉眼、深意的微笑、哀婉的低泣、脱俗的情趣、飘逸的文思以及她所住的那个宁静幽雅的潇湘馆，使她在十二钗的群芳中独具一种韵味。《红楼梦》在艺术结构上也是匠心独运的。它把如此众多的人物和纷繁、琐碎的生活细节组织在一起，既纵横交错，筋络连接，又线索清楚，有条不紊。小说的语言也很富于表现力。它全面总结了汉语语言文学的优良传统，把文言、白话及韵文、散文、骈文等等熔于 一炉，典型地体现了18世纪中叶汉语的面貌。

《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使它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200年来研究这部小说的著作不可胜数，成为一门独特的学问即“红学”。当然，以今天的观点来看，《红楼梦》也有其局限性。小说中浓重的人生变幻无常的虚无主义思想和感伤情调，使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生的反省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下，失去了应有的力度和深度。而后40回虽然根据原书的线索写了贾府被抄、黛玉病死、宝玉出走等悲剧情节，但又添写了宝玉“中乡魁”，贾府“延世泽”的结局，甚至歪曲了贾宝玉、林黛玉的思想性格，削弱了原书的反封建意义，是违背曹雪芹精神的。

《红楼梦》之后，虽然仅《红楼梦》的续书就出现了十余种，但思想境界、艺术水平都远逊于原书，言情小说也趋于衰落，而回光返照，尚见于近代的“鸳鸯蝴蝶派”中。

武侠公案小说 武侠与公案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立发展而关系密切的两个流派。清中叶以后，逐渐合流，成为武侠公案小说。

武侠小说以豪侠仗义行侠为主要内容，歌颂重义尚武、扶困济危的侠客。汉代《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可视为武侠小说之滥觞。唐代，武侠题材的传奇很多，如《虬髯客传》、《红线》、《昆仑奴》、《聂隐娘》等都属此类。宋元话本中的“朴刀”、“杆棒”和部分“说公案”类的作品也属于武侠小说的范畴，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杨温拦路虎传》等。章回小说成熟的明代，武侠小说并不发达，仅在《水浒传》等英雄传奇中含有武侠成分。比较典型的武侠小说都在清代中叶以后出现，如二如亭主人的《绿牡丹》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它以江湖侠女花碧莲和将门之后骆宏勋的婚姻为线索，描写了鲍自安、花振芳等一群有胆有识、正气凛然的绿林好汉形象。贯穿他们行动的信条是为友尽义，为民解危，对贪官污吏实行了正义的审判和制裁。他们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深受普通群众喜爱。虽然此书成书不久便屡遭禁毁，但其故事仍广泛流传，并被编成多种剧本上演，经久不衰。

公案小说主要描写清官断案折狱的故事，歌颂刚正不阿、清明廉洁、执法如山、为民申冤的清官。先秦诸子书中就有一些司法寓言故事，两汉史传文学中有关“循吏”和“酷吏”的记载，也包含公案小说的因素。魏晋志怪和唐代传奇中，已有公案小说。宋元时期，是公案小说的转折期。当时的说话艺术中，就包括“说公案”一类。如《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等都是公案小说，这些作品通常以叙述冤案的发生经过为主，对含冤受屈者的不幸命运寄予深厚的同情。作品中的清官判案，往往有一个使案情大白的结尾。作品的视角集中在受害者身上，而不在于歌颂清官的明断。五代以来，还有一类公案书很流行，如《疑狱集》、《折狱龟鉴》、《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它们主要目的是收录一些著名官吏明敏断案、平反冤狱的记载和有关判词，供为官判案时参考。宋元公案小说也有承袭这种形式，专述官吏断案及判词巧妙、诙谐的，如《醉翁谈录》所载《私情公案》和《花判公案》即属此类。明代万历年间至明末出现了一大批公案小说，如《百家公案》、《廉明公案》、《诸司公案》、《新民公案》、《龙图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等，也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来的。它们大多先叙案情，再记诉状，后录判词。案件内容大多是民间民事案件，如奸淫盗窃等。结构上虽有以章回小说形式出现的，实际上多为短篇故事集。

公案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龙图公案》，现存清初刊本，叙述宋朝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知府包拯断案的故事。共有百则，两则为一组，而其实互不相关，它们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正直无私、断狱如神的包公形象。情节往往比较曲折，语言文白相间，通俗浅近。清代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在《龙图公案》基础上，讲说包公断案故事，极受欢迎，所述内容被整理为120回的《龙图耳录》。以后，又有人对此重行编订，改题为《三侠五义》。此书前半部以众侠义辅佐包公办案为主要内容，后半部以众侠义辅佐颜查散巡按襄阳为主要内容，是公案小说与武侠小说合流的代表作。书中包拯被塑造成一个铁面无私、廉洁公正的“青天大老爷”。他不辞辛劳，不畏权贵，秉正除奸，深得万民感仰、圣上信赖。小说还描写了一群武艺奇绝、神出鬼没的侠客的形象。最突出的是南侠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两人都身负绝世惊人之技，具有行侠尚义之心，但性格迥然不同。展昭宽厚精细，白玉堂则促狭阴狠。全书以展、白二人贯穿首尾，在对比之中刻画人物，将二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其他人物形象，如欧阳春的深沉、卢方的忠厚、蒋平的机敏，无不纤毫毕露，鲜明生动。因《三侠五义》由说唱底本整理而来，在艺术风格上保留了平话特点。情节安排既错落有致、枝节横生，又清晰连贯、首尾完整。作品以第三人称铺叙为主，又时时以说书人的口吻点拨几句，或状物叙事，或剖情析理，直接与读者交流，使读者恍在书场听讲，印象格外深刻。当时，小说创作充斥着妖异、脂粉气息，而此书以粗豪洒脱见长，故颇受人们喜欢，流传很广。

清代中叶以后，公案小说与武侠小说合流已成趋势。除《三侠五义》以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施公案》、《彭公案》等，这些作品规模都很大，而且一续再续，渐至于滥。此后，公案方面的内容逐渐减弱，而武侠小说则至今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晚清谴责小说 晚清是章回小说发展过程中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小说，不仅数量极多，而且随着小说观念的变化，反映的社会面也极广阔。最为人称道的是所谓“谴责小说”。谴责小说紧密联系时政，揭露官场丑态，抨击社会黑暗，讽刺手法的运用比《儒林外史》更尖刻。比较有名的作品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

李伯元(1867～1906)，字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毕生从事小说创作和报刊编辑工作，在晚清报界文坛颇负盛名。《官场现形记》是他的代表作。全书凡60回，约78万字，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官僚制度，着力描写他们贪污腐败和媚外卖国的丑态。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官僚，地位有高低、权势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之徒。对洋人，又多奴颜婢膝、丧权辱国。李伯元惯用讽刺手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只是有些描写过于渲染夸张，辞气浮露，缺少冷静、细致的观察和提炼，众官员虽丑态百出，笑柄连篇，但大同小异，难免杂沓重复之感。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笔名我佛山人。是晚清最多产的小说家，著有小说30余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108回，约63万字，叙述年轻幕僚九死一生(是作者的影子)在20年中耳闻目见的社会腐败、丑恶现象，描绘了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图卷，内容比《官场现形记》更广泛，不仅写了官场人物、洋场才子，而且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但重点还是暴露官场的黑暗。小说中描写的官吏都是卑鄙无耻之徒，他们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卖官鬻爵，惧怕洋人，卖国求荣。作品还揭露和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社会风尚的败坏。全书以九死一生为主线，将各色人物和近百年事串连在一起，使其中重要人物都有交代，比起《官场现形记》显得集中些，但事件与事件之间仍缺乏内在的联系，也缺乏必要的剪裁、提炼，讽刺也比较浅露。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他的《老残游记》共20回，写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所为，反映了晚清的某些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见解和政治主张。在第一回中，刘鹗以隐喻方式把国家比作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一只帆船，船上的四种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和倾向的人。他的态度是倾向于统治者的，只是希望他们能把握正确的方向。但实际上，小说中体现其政治理想的庄宫保、白子寿的形象缺乏动人的力量。比较深刻的还是对玉贤、刚弼这两个酷吏的暴政的描写。此书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对事物的描写比较细腻，文笔生动。作品中还出现了大段的心理描写，这在以往的章回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但它的情节缺少提炼，结构也很松散。

曾朴(1872～1935)，字孟朴，江苏常熟人，早年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在同文馆学法文，翻译过雨果等人的作品，后来参加康、梁的维新运动。1904年创办小说林书社，开始《孽海花》的创作。此书与别的谴责小说不同，所写人物，无不有所影射。作品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主要线索，通过当时京城内外官僚名士、封建文人的思想生活和社会风气，展现了清末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比起其他谴责小说来，思想水平要高一些。艺术上也颇有特色，尤其擅长刻画作态的名士。傅彩云作为中国小说中最早出现的一个带有资产阶级特点的妇女典型，也塑造得很成功。

晚清以后，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章回小说也不再是小说创作的主要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