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雕塑造像·明器雕塑

明器亦称冥器、盟器，是古代用于陪葬的代替实物的模型，来自中国人关于灵魂不灭、死后应有生前生活环境相伴的观念。明器雕塑是明器的一个主要部分，包括用雕塑的手法制作的人俑、家畜和鸟兽模型、建筑和车船模型等。明器中的人物和动物形象，有的是以现实中的人、兽为原型的，有的则是幻想型的，如动物头与人身合于一体的形象和怪兽的形象。明器雕塑所采用的物质材料为陶、瓷、木、石以及金属等。

明器雕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文物中，有一件陶屋模型，为方形尖顶的房屋式样，屋门下有以线刻手法刻画的狗的形象。该陶塑品简单朴拙，雕塑技法尚属幼稚。商周以前主要以活的人、牲畜及实物陪葬，因此明器雕塑的数量比较少。春秋战国时期的明器雕塑有了一定发展，仆人和武士形象的陶俑和木俑较多地出现在墓葬中。此时陶俑的塑造，采用的是以陶泥捏塑身躯及各凸起部位，以墨线和彩线勾画眉眼、衣饰的塑绘结合的手法;木俑的塑造也近似于陶俑的手法：身躯大体形状为木材刻成的轮廓，眉毛、眼睛、嘴巴和衣服、胄甲等为墨彩勾绘而成。这些早期的明器雕塑，造型尚缺乏变化，俑像人物的表情较呆板、单一。

秦汉时代是中国明器雕塑的第一个高峰。秦代有大量陶兵马和铜车马的塑造，大大地发展了中国的雕塑艺术。以武力征服、吞并各小国，从而建立起统一的集权大国的秦始皇，对军事力量极为重视，虽然他不愿再有争战，收缴天 下兵器铸成“十二金人”，但却将武力视为巩固政权、永久地统一国家的基本工具。因此，秦始皇陵墓的明器雕塑几乎皆是战争题材的，即那些军事力量的模塑品：武将、士兵和战车、战马等。秦陵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配以数以万计的青铜兵器和木制战车，整齐有序地排列为各种军阵，形象地再现了秦代强大的军队阵容。1974年秦陵兵马俑坑被发掘之后，立即轰动了世界考古学界、艺术界和史学界，兵马俑坑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外的又一奇观。这一大型陪葬坑位于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1. 5公里处，现已发现的1号、2号和3号兵马俑坑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据专家们估计坑中武士俑有7 000左右，陶马100多匹，发掘工作至今尚未完成。秦陵兵马俑一反前代明器雕塑简单粗略的面貌，具有明显的写实特征和丰富多样性。武士俑的形象肖似于北方农民，立俑平均身高为1.8米，面部特征富有个性的表现，已对外陈列的数百尊武士俑的面部情态各异，无一雷同。陶俑面部刻划细腻逼真，微微上翘的小胡子，束起的发髻上的发缕，战袍上的甲钉，裹腿布的层迭纹路，薄衣浅帮鞋上紧紧系着的鞋带，以及因脚翘起而露出的鞋底上那整齐的针线纳缝过的针脚，都显得一丝不苟。马的刻划同样极尽写真之能事，立马一般高1.6米左右，与真马比例相当，各部位的表现均细致入微。整个兵马俑组成的军阵具有浑然一体的气势，从整体上看有很强的统一感，局部的真实细腻与整体的统一有机融合，使群雕的布局比具体刻划更具魅力。在雕塑手法上，秦陵兵马俑是由模塑和手塑相结合的手法塑造的，大的部件为模塑统一范制，细部则用手作“堆”、“捏”、“贴”的具体刻划;另外，面部仍采用了前代惯用的墨线描绘、勾画法。这样一批大型雕塑，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图161)。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稳定期较长的一个时代，也是厚葬风气极为浓厚的一个时代，有大量的明器雕塑。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孝道”被统治阶级广为宣扬、提倡，隆重地埋葬祖先被视为尽孝的重要内容，因此作为神明之器的明器雕塑的制作倍受重视，不仅民间普遍制作明器，而且官方还设立了专门制作和管理明器的机构，为明器雕塑制作的规格式样及陪葬时各种明器雕塑(俑、马等)的件数定出了大体的规制，并为皇室提供此类雕塑。

汉代明器雕塑的题材范围较前代扩大了许多。商周时期的明器雕塑多为奴隶和仆役的俑像，秦代的明器雕塑多为与军事争战有关的兵、马形象，而汉代的明器雕塑的题材则是包罗万象的，既有各种身份的人物形象、各类家畜和常见动物的形象，又有幻想型动物的塑造。受秦代的影响，汉代仍有以成批的兵马俑陪葬的现象。在陕西咸阳杨家湾的汉代墓葬中，出土了排列整齐的骑兵俑上千件。这批兵马俑为陶塑品，与秦兵马俑的不同之处在于比例较真人真马小许多，且不像秦兵马俑那样为追求细部真实以手塑与模塑结合，而是单纯用模塑法大批制作的，俑的形象有千人一面之感。但作为汉代明器雕塑主流的并不是这些军事争战题材的兵马俑，而是那些生活气息浓厚的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俑像。除各个时代均能见到的侍从俑外，汉代尚有多种时代特色甚为鲜明的俑像，其中有庖厨俑、献食俑、哺婴俑、射击俑、对弈俑和对坐相谈的俑，还有一些与娱乐直接有关的俑，表现说唱、歌舞、杂技、吹箫、抚琴等场面。动物的造型也几乎是应有尽有，鸡鸭、猪羊、犬马等形象均为墓葬中常见的明器。建筑模型用于陪葬并非始于汉代，但汉代建筑模型却是种类最多的，有一般住宅，亦有谷仓猪圈，还有望楼、亭台等建筑。这些雕塑的题材直接来自现实生活，具体的雕塑面貌是浑厚、实在的。庖厨俑正在持刀切菜，献食俑托着盛满食物的杯子和盆子，吹箫俑正鼓起双腮吹奏，杂技俑正头足倒置地翻跟斗，鸭正在伸长脖子觅食，鸡正完成下蛋的动作开始张口鸣叫。可以说，生活气息浓厚是汉代明器雕塑的一大特色。

从审美的角度看，汉代明器雕塑不乏艺术价值颇高的精品。一些女俑的造型极富有美感。陕西一带出土的女立俑亭亭玉立，一般表现为抄着手的姿势，宽大的衣袖由两肘处对称地下垂，显得端庄美丽(图162)。出土于江苏铜山县的一件女舞俑正作着身子微屈、扬臂起舞的姿态，长长的衣袖覆盖了扬起的手又低垂下来，喇叭口的长裙拖曳在身后，整个塑像形成线条柔和的S形造型，给人以简括、含蓄又富有装饰意味的美感。其他地区出土的女舞俑有着类似的姿态和造型，长袖、喇叭口长裙配以侧面呈S形的姿式是其基本特征。说唱俑以四川地区的作品最为出色，一件出土于成都的男说唱俑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该俑被刻划为正在眉飞色舞地击鼓说唱的形象，朴素、诙谐而又生动活泼。由于远离国都，四川地区的明器雕塑较其他地区的更富有民间气息。在陶塑建筑中，西安出土的水亭模型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件水亭为二层楼式样，下部塑有一圆形水池，亭子位于水池中央，水池四周塑有环绕着的人物、马匹和家禽。在亭子的上层，现出清晰的柱梁式建筑结构，栏杆内的四角立着作射击姿态的武士俑，中间为一翩翩起舞的女俑，另有抚琴者和拍手伴唱者的形象，再现了汉代地主庄园内的生活场景。

上述作品为陶塑品，一般施有彩色，说明汉人在运用水与土的合成材料进行雕塑创作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陶塑为汉代明器雕塑的主流，木雕明器也较为常见，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木雕群俑，甘肃武威汉墓出土有木雕独角兽，雕刻手法继承了前代木雕表现上雕刻与彩绘结合的方法，技艺较前代娴熟。此外，汉代还有一些以青铜为材料雕塑的明器。在甘肃省博物馆陈列有出土于武威汉墓的青铜雕铸的俑马群，其中的一件奔马作驰骋嘶鸣状，三足腾空，另一足以立足未稳的姿态踏在一只飞燕身上，传神地表达出了马迅捷无比的奔腾速度，造型极为出色。这件奔马不是作为争战工具的马或农耕、交通工具的马，而是作为协助死者灵魂升天的灵兽被塑造的。汉人关于灵魂不死的信仰使雕塑艺人产生了非凡的想象力和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了如此气韵生动的作品，其构思之巧妙、技艺之精湛已为举世公认。“马踏飞燕”是现代人赋予这件奔马的一个名称，它的审美价值远远超出了1 000多年前为丧葬服务的功能，这一艺术形象现已成为中国旅游标志的图案(图163)。

魏晋南北朝继承汉代丧葬习俗，仍普遍以明器雕塑随葬，但由于战争频仍，经济凋敝，明器雕塑制作的数量和规模远不及汉代。常见的题材为男女侍从、武士、镇墓兽和牛车、鞍马等形象，另有汉代及汉代以前极为罕见的出行仪仗俑的塑造。较有代表性的仪仗题材见于湖南长沙的西晋墓葬，盛大的仪仗行列由数量较多的骑吏、吹鼓俑和手持兵器的赤足步兵俑组成，该墓中另有一些侍从者的形象。南北朝时的明器雕塑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以俑像而论，北方的形象浑朴，南方的形象清秀。北魏以后，随葬明器雕塑的组合有了较为固定的模式，一般为镇墓兽、出行仪仗队和家内侍从三个部分组成。此时的明器仍以陶质为主，也出现了少量青瓷质的雕塑。从造型和技法上看，这一时期的明器雕塑没有明显的发展。

唐代是明器雕塑的第二个高峰时代。唐代经济文化发达，丰厚的物质基础为唐人铺张葬仪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唐会要》记载，当时“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成，也下兼士庶”，为炫耀富足而大量制作明器雕塑的风气极为浓厚。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唐代明器制作进一步制度化，多由甄官署统一生产，然后赐给臣僚作陪葬品用。官方关于随葬明器数量的规定如三品以上90件，五品以上60件，九品以上40件等，并未被贵族官僚们严格奉行，但明器雕塑都因有较明确的制作制度而产生了较为集中统一的风格。

在明器雕塑的题材上，唐人显然不像汉人那样意欲模塑出现世世界的各种事态物象，而是有较强的选择性。虽然汉代有些普通的侍从形象和鸡鸭猪羊等动物在唐墓中也以陶塑的形式出现过，但这些并不是主流的题材。唐俑中最常见的是贵妇形象的女俑，俑像体态丰腴，面庞圆润，衣着华丽，姿态优雅，表情则是悠然自得，与唐代仕女画中的贵妇形象非常接近(图164)。男俑在唐代有武士和文吏等形象，相比之下武士的形象远较文吏突出，这无疑是唐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那豪迈气魄的反映。武士俑有的刻划为脚踏夜叉、身着铠甲、表情威严的形象，接近于佛教造像中的天王，显示出神奇的威力。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仪仗群俑的数量在唐代日渐减少，但其大型仪仗队形式中的乐队和骑吏仍有塑造。动物题材在唐代明器雕塑中以马最为常见，多被雕刻得膘肥体壮。另外还有一些胡人牵马俑和骆驼的形象的陶塑品，有的骆驼背上负载着物品或乐队，是当时国际文化和经济交往的形象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唐人独创了以山水景观为题材的明器雕塑，以陶山作为群俑的观赏对象，表现出富足悠闲的人们游山玩水的生活场景。这些雕塑，以现实与理想合而为一的精神取代了汉代平实的生活气息，成为饱满瑰丽的唐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唐代明器雕塑在工艺和艺术技巧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首先表现在雕塑的造型富有美的韵味，而且能够较恰当地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武士的英武面貌和贵妇华贵的仪容体态均有着与身份非常配称的表现。如一件骑马女泥俑，身着敞胸贴身上衣和下垂感很强的长裙，头戴帷帽骑在一匹枣红骏马上，神情姿态轻松自在，正是当时贵妇骑马出游的典型表现。这类作品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均有发现，能够代表全国的雕塑水平。其次，唐人发明了三彩釉并将之用于明器雕塑 上的妆彩，使雕塑显得灿烂华美。出土于西安、洛阳等地的唐代陶俑、陶马多施有以黄、绿、褐三色为基色并加有蓝、白等色的釉彩，效果既富丽堂皇又浑然天成，造型在色彩的映衬下显得更为完美，代表了中国明器雕塑的最高成就。

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处于分裂动乱的状态，陵墓内的随葬明器随之减少，仅在南唐和西蜀王朝的所在地有一定数量的明器雕塑。南唐第一、二代帝王李昪和李璟的陵墓位于南京南郊牛首山，墓中有陶俑近200件，另有几件马和人首兽身怪兽数件，俑像雕刻较粗劣，造型上比例不甚和谐，头大身小，显得呆板而无生气。在同时期江苏地区的其他墓葬中，出土有一些木俑，雕饰也较简单，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舞俑用可以活动的木块接合而成，能通过转动木块使其变换舞姿，具有一定的工艺价值。另外在四川前蜀王王建墓中随葬有石雕墓主人肖像，为一比真人比例稍小的石雕妆彩像，是中国历史上较有艺术性的人物肖像雕塑。还有一些人首蛇身俑出土于后蜀墓葬。这一时期的明器雕塑呈衰微趋势，与唐代雕塑水平相差甚远。

进入宋代之后，中国的丧葬习俗有所变化，纸扎明器开始流行，墓内随葬的雕塑日渐减少。在河南与四川地区的宋代墓葬中尚有一些仆役和仪卫性质的俑像雕塑，人首鸟身和人首蛇身的怪兽形象仍为一些墓葬所用，但为粗陶或石料雕塑而成，手法单调。出土于山西侯马的金代墓葬中的一批杂剧砖俑对表演姿态的刻划较为成功。明代王公贵族仍以明器雕塑随葬，题材一般为仪仗群俑，数量较大，但雕塑规模较小，俑像雕饰精致，却无汉唐的生气。至清代，明器雕塑渐告终结。

明器雕塑的历史几乎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一样长久，各个时期的明器雕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雕塑水平。由于深埋于地下，许多明器精品得以免遭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而完好无损地保留至今，作为中国民族传统雕塑的优秀代表而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