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文章辞赋·散文

先秦是中国古代散文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中国散文史的时代上限应开始于殷商之世。殷商是一个神权统治的时代，当时的文化，主要作为神权统治工具而被巫祝所垄断。殷代的甲骨文多为王室占 卜之记录，金文(彝器铭文)多为因接受赏赐而作纪念先人的祭器以示荣宠的记录。这些文字虽然简单质朴，但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散文形式。周人卜、筮并用，但多用蓍筮，记录占筮之事和结果的文字叫做筮辞。占筮者将所收集到的旧筮辞汇编成书，是为《周易》。《周易》与卜辞大同，多为只言片语。《周易》共有六十四卦，每卦分为六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有一部分卦爻之辞描写比较细腻，表情达意手法多样，较为生动、形象，代表了西周时期的写作水平。然而《周易》的内容零乱驳杂，多不成章，只能看作是中国古代散文形成期的作品。

真正标志着中国散文正式形成的是《尚书》。《尚书》是一部上古历史文献集，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至汉代改称《尚书》。《尚书》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多有残缺。《尚书》所录均为虞、夏、商、周各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书中有以记言为主的，有以叙事为主的，体例并不统一：由于时代的差异，风格特色也有不同。如《商书》中的《盘庚》三篇，“恪谨天命”，靠天发令，简单，强硬，表现了殷商奴隶主专政盛世有恃无恐的特色;而《周书》中的几篇诰命之文，则多讲人事，长于说教，表现了西周统治者看到了庶民可畏而谦恭诫惧的特点。《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在历史上影响极大。就散文而言，其文句虽佶屈聱牙，但文章结构已趋于完整，已注意到了命意谋篇的功夫，有些篇章比喻生动，富有感情色彩。《尚书》中的文学色彩为历代散文家所借鉴，而后世之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多种文体即滥觞于此。

《尚书》之后，散文向着两个方面发展，即侧重于议论的诸子散文和侧重于记述的历史散文。

历史散文 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史家记事的文章。这些著作有些是官方之史，有些则可能是私家著述。

《春秋》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简史，相传是孔子依鲁史而修订的。此书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尊王攘夷，维系世道，正名定分，惩恶劝善。文章简约而严密，其鲜明的褒贬倾向多通过一字一句来表示。《左传·成公十四年》有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这些特点被后人称之为“微言大义”或“《春秋》笔法”。又因其文过于简括深隐，意义不易领会，故后来有“春秋三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为其进行解说和补充。

《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分国记事的国别体史书，此书非成于一时，也非出自一人之手，成书可能已入战国时期。全书21篇，载录了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贵族的政治活动，也有一些历史事件和传说故事。从散文艺术来看，《国语》偏重寓教训，以记言为主，不多记事，行文委婉，而又富于文彩。少数详于记事的篇章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突出。《国语》文章在体例和风格上也颇不一致。其文章对后世的影响颇多。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它是中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而完整的编年史书，此书广采当时文籍而成，其主要目的是为《春秋》一书作传。其思想倾向与《春秋》大体一致。《左传》在散文艺术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从叙事方面看，它叙述完整、文笔严密、情节紧张动人，颇富故事性和戏剧性，如晋公子重耳出亡、赵盾谏晋灵公等。其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于描写战争，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齐晋鞍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不仅将战争与政治密切联系起来，生动具体地写出战争进程中的各种动态，情节典型，描写逼真，而且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和经验教训，使文章首尾完具，有条不紊。从记言方面看，它已从《尚书》的诰、命、训、誓之词发展成委婉动听的外交辞令。如烛之武退秦师、屈完对齐侯、吕相绝秦，以及子产的许多言论，均写得简而精，曲而近，委婉而有力，表现了极高的辩才。《左传》叙事之工，辞令之美，均达到了当时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世散文发展影响深远，尤为唐宋以后之古文家所取法。

《战国策》是一部记载战国时事的史书。它原为战国末期至秦汉间人收集的一部史料汇编，西汉时刘向最后整理编次并定名。书中分国记事，突出反映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有关谋议。其思想十分庞杂，纵横家之外，儒、道、法各家亦杂而有之。在艺术表现上，《战国策》既长于记事，更长于记言，文辞绚烂，夸饰渲染，感情充沛。策士游说或双方辩论，均放言无惮，直言不讳，甚至是危言耸听。如苏秦说赵王、张仪说秦王等，均犀利透辟，周到细密。游士们说服水平不高的君相，不仅引譬设喻，而且多用寓言故事，大大增加了文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说服力。《战国策》还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如张仪、苏秦、荆轲等。由于此书是史家之笔而兼有策士之辞，故其记言记事，既可纵横驰骋，又可夸饰虚构，某些文章已初具独立成篇的人物传记的特征，这对后世的传记文学、传奇小说等均有很大影响。

此外，记录春秋时齐相晏婴言行的《晏子春秋》，虽系后人缀辑之书，亦有一定文采。此书详于记言，略于记事，而其中记述有关晏婴行事的传说故事，情节生动，形象鲜明，语言极有个性，颇富文学意味，对后世传记文学亦颇有影响。

诸子散文 指先秦至汉初各派思想家的文章。从春秋末年起，中国进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大变革时期，“士”这个特定阶层随之兴起和壮大。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活跃于整个社会，发表主张，进行论辩，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散文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产物。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将先秦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各家著述繁多，仅举其要者而述之。

《论语》是记录孔子(前551～前479)及其门人言行的书，由其弟子及孔门后学辑录而成，成书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此书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其他学术思想，是儒家学派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章。《论语》是语录体散文，虽多为短章，但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其语言通达流畅，生动活泼，排比、对偶、叠句、语气词的错落使用，感情色彩浓郁而富于变化，形成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有些篇章又有关于人物神情态度的描写，略具情节，且展示了人物形象。《论语》对后世文章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墨子》一书是墨翟 (约前468～前376)及墨家学派的言论汇集，为墨子的弟子所记。《墨子》多数文章还保留了语录体对话形式，但有些篇章已基本上初具论说文的规模。《墨子》思想自成体系，其文章也颇富逻辑性，它讲究论证方法，善用具体事例说理，并善于从具体问题的论争中明辨是非，表现了论说文的发展。《墨子》注重论辩，而不大讲究文采，故其文风质朴，与《论语》之尚文有所不同。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道家的重要典籍，相传为老聃(李耳)所著，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此书是巫卜之辞向玄理方向发展的产物。这部道家哲学论著采用语录体韵文的形式，语言精炼，多用排比对偶，说理透辟，而又时露感情色彩，这些特点多为后人所取法。

《孟子》是孟轲(前372～前289)及其门人的散文集。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而又有所发展。《孟子》文章基本上为对话体，是对《论语》语录体的一个发展，像《滕文公上》的“许行”章，《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已是洋洋洒洒的大篇，中心明确，有的放矢，与专题论文颇为相近。《孟子》文章又以善于辩论著称，且感情激越，声色俱厉，又喜用排比句式，笔锋犀利，气势磅礴，咄咄逼人。《孟子》又多用现实生活事例讲道理，善用譬喻，极富形象性，而其语言又浅近如话，明白晓畅。《孟子》对后世论说文章有广泛的影响，贾谊、韩愈、苏洵等散文大家均有意吸取《孟子》之长。

《庄子》是庄周(约前369～前286)及其后学的著作集，是道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最富于文学性的。从形式上看，其文章独立成篇，主题明确，已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庄子》比《老子》更加恣肆善辩，其论辩特点是生动活泼，文理自然，语言流畅，在先秦论辩文中特色独具。其文想象丰富，常用奇妙的幻想，虚构的情节，离奇灵活的构思，使文章海阔天空，雄伟壮丽，富于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其文章又多通过神话故事、寓言和各种比喻进行说理，不但数量多，而且多浪漫荒诞色彩，加上作者善于形容，故其文章更富形象性。又因《庄子》一书多“愤辞”，故抒情意味浓郁也是其突出特色。此外，其词汇之丰富，句式之灵活，多用韵语，声调和谐，也都大大增加了其文学色彩，为同时代其他作者所不及。《庄子》对中国散文的发展影响极大，贾谊、司马迁、陶渊明、苏轼等，无不受其熏陶。

《荀子》是荀况(生卒年不详)的著作集，是先秦重要的哲学著作。《荀子》其文多为独立的长篇专题论文，全书体系完整，每篇中心突出，论点明确，结构严谨。其文长于说理，亦长于辩驳，这是战国论说文的一个新发展。《荀子》文章不但说理细密，条理分明，而且讲究辞藻文采，特别是引物连类、取譬设喻而又不带纵横气习，充分表现了学者之文的特征，标志着先秦说理文的成熟和发展。

《韩非子》是韩非(? ～前233)的著作集。韩非是先秦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其文章特点主要表现为直言不讳，无所文饰;议论透辟，长于驳论;笔锋犀利，行文明快;大量运用寓言故事和历史知识，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和说服力，其文章内容之丰富，技巧之成熟，都远出于前辈法家著作之上。

《孙子》又名《孙子兵法》，是孙武(生卒年不详)所著之兵书。其成书年代约与《论语》相近，而在战国时期可能曾得到过加工润饰。此书虽是纸上谈兵，但却不是夸夸其谈之作，而是有充实内容的好文章。全书结构严谨，每篇也都中心突出，层次分明，语言简炼，文风质朴，大量运用排比和比喻，形象生动，充分体现了论兵而能文的特点。

此外，像法家的《商君书》，兵家的《孙膑兵法》，杂家的《吕氏春秋》，传奇志异之文《山海经》，名家的《公孙龙子》，以及魏晋人抄撮而成的《列子》等，也都各有文采可观，并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后世散文的发展。

先秦时期的散文，无论是史家记事之文还是诸子私家著作，都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文采不足到文采焕发的发展过程。为后世散文发展提供了众多的体裁、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异彩纷呈的风格，留下了一份极为丰厚的文学遗产。然而，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先秦散文仍处于文史哲不分家、文学与非文学界限不清楚的时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散文还没有进入自觉的时代。

秦汉时期，散文又有所发展。

秦代运祚不长，且又实行毁灭文化的政策，因而历来有“秦世不文”的说法。

刘邦建汉，虽承秦制，但未承其文化专制政策。汉代散文的成就和特点主要表现在政论和历史散文两个方面。

西汉初年，大乱初定，人心思治。统治者急需总结秦朝短期覆亡的教训，分析汉初形势，制定巩固统治的方略，由于推行无为之治的黄老之术，文化方面较少限制，学术思想又趋活跃，作家写文章就较少顾忌。刘邦提出了总结历史经验这个大题目，不少人就来作文章，如刘邦时陆贾的《新语》，文帝时贾山的《至言》均属此类。然而作这类文章成就最突出者，当数贾谊和晁错。

贾谊(前200～前168)(图50)是西汉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写了不少总结历史经验的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过秦论》和《陈政事疏》。《过秦论》 一文总结秦亡的教训，以为汉代巩固政权之借鉴。《陈政事书》(又名《治安策》)直指现实政治之缺点和弊端。这些文章篇幅长，气势盛;观察敏锐，笔锋犀利;纵横驰说，言辞激切;结构严密，富于辞采，颇有纵横家文章的特点。

晁错(前200～前154)最著名的文章是《贤良文学对策》、《论贵粟疏》、《守边对农疏》等。这些文章均善于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时政之利弊得失，见解深刻，其文采虽不及贾谊，但亦疏直急切，尽其所言。

贾谊、晁错这些忧时济世之文，议论实在，感情充溢，既有说服力，又富鼓动性。鲁迅称，贾谊、晁错的奏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

西汉初年的散文与战国末期的散文风格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儒学一尊局面的形成，文章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适应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作家就是汉武帝时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前179～前104)。董仲舒承汉武帝意旨写遵命文章，其代表作有《举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其文章纲目清楚，首尾 一贯，语言平易直朴，表现了一种典雅醇正的书生风度，颇为宋代理学家真德秀、朱熹等所称道。这种文风至成帝时得以发展，文章平平，无可称述。在这段时间内，值得一提的是昭帝时桓宽的《盐铁论》，其文章平实质朴，依然颇富论辩精神。至西汉末年的成、哀之世，政治危机日深，学风、文风又有变化，其突出代表是刘向、刘歆和扬雄。刘向(前77～前6)主张经学复古、文章复古，其代表作有《列女传》、《新序》、《说苑》等以及一些奏疏、序录之文，言论大胆，看法新颖。刘歆继承父业，继续不遗余力地反今学，复古学。扬雄(前53～公元18)也力主文章复古，写了不少文章，语言朴茂，气势流畅，其模仿《论语》所写的《法言》，有意学习先秦诸子文章特点，言简义多，对唐宋一些古文家很有影响。

两汉之交的桓谭(前23? ～56)是一位反迷信的重要学者，其文章颇有特点，如其代表作《新论》，纵意而谈，语言通俗似口语，不事藻饰，又表现了文章由文转质的新趋向。王充(27～97?)是东汉时期反神学迷信最有力的论说文作者，其流传下来的代表作是《论衡》一书。王充在文风上反对文章复古，认为文章应该有真实的内容，应该有补于世用，强调文章内容应与形式统一，并提倡独创精神，反对古奥艰涩的文章语言。故其《论衡》一书独抒己见，大胆创新，贯通古今，反复论证，信笔所之，文辞浅近。然而，过于繁复和不重文采，也是其文的缺憾。从桓谭到王充，重质而不重文，使文章的发展走向了一个极端。

东汉末年，有一批文人学者写了一些指责时弊的文章，如王符的《潜夫论》、荀悦的《申鉴》，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等，这些文章暴露黑暗，时露郁愤不平之气，然略嫌空泛迂阔，多少有一点“清议”色彩，且明显受辞赋影响，日趋骈化。

历史散文在两汉发展到了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其最杰出的代表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前145～前87?)(图51)忍辱含垢，发愤著书，写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这种“实录”精神仍是继承了先秦的文风，因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故有人称之谓“谤书”，而鲁迅却誉之为“史家之绝唱”。《史记》敢于直写事实，以致“显暴君过”，并于叙事特别是在描写人物之中寄托自己的感情，表现自己的爱憎褒贬，这显然是继承了诸子“发愤著书”和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故鲁迅誉之为“无韵之《离骚》”。《史记》在文学上的最成功之处是它塑造了各色各样的、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能从突出人物的主要思想品格出发，对材料加以选择和剪裁，让人物在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中，通过具体言行或典型细节，突现其形象和品格，力避抽象的梗概叙述;语言也力求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谚语和俗语，生动有力地表现人物的神态和性格特征。《史记》作为一部传记文学的典范作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不但后世的“正史”均承《史记》的体制，而且唐以后的传奇文、文言笔记小说、人物小传等，无不受其传记文的影响，司马迁的散文是唐宋以来古文家学习的楷模，并成为他们反对华艳繁缛或古奥艰涩文风的旗帜。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班固(32～92)奉诏修史，书中比较明显地表现了汉王朝的正统思想。从总体成就看，《汉书》不及《史记》，然从文章的角度看，《汉书》自有其特点。一是更具历史文献特征，增加了有关学术、文献的事迹，更有意为学者立传，附录了一些辞赋和“经世之文”，使其文章更带学术气息;作为史传文学，《汉书》也写了许多形象生动鲜明的人物传记，并使忠臣、奸臣这两个类型的人物成为立传的重点;《汉书》叙事虽不及《史记》疏荡生动，但却简练整饬，富赡严密，且语言典雅，多用偶句骈语。

《史记》是汉代早期的史传之文，代表着儒术尚未一统时的文风;《汉书》是东汉时代的史传之文，代表了汉王朝正统思想的文风。《史记》之纵横驰骋，《汉书》之拘谨严密，正体现了汉代史传文章的发展变化。

除论说杂文和史传文学之外，秦汉的奏疏之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东方朔的《上书自荐》等)、书信之文(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李固的《遗黄琼书》、秦嘉的《与妻徐淑书》等)以及其他杂文(如王褒的《僮约》，朱穆的《崇厚论》、马第伯的《封禅仪记》等)均各有特色，对后代文章亦颇有影响。

秦汉两代，不仅文章的篇章结构日趋完整严谨，而且文章的类别也日渐增多，至东汉而各体大备。文章语言也日渐丰富，作家开始有意为文，注重语言工丽，有意用典，开始注意刻画和描写，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水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散文发生又一次重大变化的时代，也是文学独立自觉的时代。

汉魏之际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是个开风气之先的时期，其主要作家是三曹和七子。

曹操(155～220)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散文家。他明确提出表章之文“勿得浮华”，故其为文亦不尚华词。其文多为表、书、律令，但都写得十分随便。其自叙身世、自明心迹之文，如《让县自明本志令》、《遗令》等，多能推心置腹，自然，实在：其求贤、荐贤之文，如《求贤令》等，多写得实事求是，无所顾忌;其祭吊之文，如《祀故太尉桥玄文》等，则多不拘旧套，信口而谈，然感情深挚。曹操的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能突破前代文章的某些陈规，放言无忌，形式自由，形成清峻、通脱、简约严明的基本风格，成为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对当时和后世散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曹丕(187～226)也是一个重要的散文家。在文学理论方面，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著。他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提倡“文以气为主”，反对文人相轻等，都颇富开创意义。其散文文体多样，风格自具。其文章多写得坦率自然，生动活泼，感情真挚，亲切有味。其行文通脱自然之风近于曹操，而其文章之华丽则是沿袭了东汉文章的华靡之风。

曹植(192～232)的散文众体兼备，而尤长于表章和书札，其《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都写得意气极盛，颇动感情，辞藻富艳，文采焕发，与其诗一样，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上》)的特色。

七子之中，散文成就较高的是孔融和王粲。孔融(153～208)的文章以议论为主，如《荐祢衡疏》、《论盛孝章书》、《与曹公书啁征乌丸》等，均能直陈己见，颇具锋芒，文句整饬、辞采典雅富赡，用事用比精妙，确有胆大气盛、放言无忌之特色。王粲(177～217)的一些书信和议论文字也颇值得注意，既有纵横之气，又有恳切的“仁人”之言。

七子之外，诸葛亮(181～234)亦以散文著称，其代表作是前、后《出师表》。文章叙事详明，说理透辟，感情色彩强烈，语言朴实无华，颇为后人推重。其他如应璩、吴质、繁钦等的书札文字，讲究用事，重视辞藻，代表了建安后期文章由质而文的发展趋势。

魏晋易代之际，散文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以王弼、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多谈老庄玄理，其文章多“善言名理”，使说理文章有所发展。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则写出了“师心”、“使气”的论辩之文。阮籍(210～263)的散文均为长篇大论，形式也不拘一体，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大人先生传》，文章以“大人先生”自况，多抒激愤之情，语言则韵散相杂，很有独创性。嵇康(223～263)的文章以析理持论见长，其代表作有《与山巨源绝交书》、《管蔡论》等，言论大胆，见解新颖，论证精辟，笔锋犀利，不仅是通脱，简直是纵横恣肆，无所忌惮。

两晋之文，仍多议论，然在用字平易、偶语日增、论叙益繁方面均过于汉魏。

西晋初年之笔札，首推张华(232～300)。其文信笔挥洒，不假雕饰，风格自然洒脱。名噪一时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则多以骈文、辞赋见称。两晋之际的刘琨、郭璞，散文自有特色。刘琨(270～317)之文主要是表笺和书信。其《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与丞相笺》等，均据事直言，不加虚饰，不用骈俪，自然朴实;其《与卢谌书》等，虽骈散相间，但亦无意属文，意到笔随，自然朴素。郭璞(276～324)的政论和一些赞、序之文也颇有特点。此外，西晋出现了一批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陆云的《牛责季友》，鲁褒的《钱神论》等，为前代所罕见，时人争相效仿，遂成一时风气。

东晋骈文盛行，散文有成就者，莫如王羲之和陶渊明。王羲之(303～379)之书信文颇为出色，不论是谈政事的《与会稽王笺》、《报殷浩书》，还是自叙生平志趣的一些书札，均纵意而谈，肺腑相见，具有自然洒脱，风神摇曳之特点。其最为人传诵的文章是《兰亭集序》。此文虽系宴集之作，多喟叹之情，但即事抒情，叙中写景，文笔清新疏朗，情致韵味绵邈，而又不带骈俪习气，风格真挚而自然。陶渊明(365～427)的散文不尚偶俪，不近繁缛，与晋宋之交的文风大异其趣。其《五柳先生传》、《告子俨等疏》等文语言省净，不事雕琢文饰;语气和平，而颇具真情实感。其传世名作《桃花源记》，虽有虚构成分，但其叙述之逼真，描写之精彩、寓意之深刻，语言之清腴，都使人拍案称绝。其散文以淳真淡泊之风格，卓然不群，独标一帜。

南北朝时期，骈文鼎盛，散文中衰。由于文学意识的逐步自觉，南朝刘宋时，文学已另设一馆，与哲学、史学正式分道扬镳。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总倾向也是重视文采，重视抒情，讲究骈俪和用典，加之声律说的出现和在创作中的运用，逐渐出现了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分野，而重文轻笔的倾向，又大大推动了文章的骈化。然而就在骈文鼎盛之时，又有人起来批评骈文，开始了古今文体之争，故散文仍有一定成就。

在南朝而反南朝文风者，前有范缜，后有裴子野。范缜(450?～510?)的《神灭论》不用骈俪，说理透辟，锋芒毕露，风格与魏晋名理之辩文章一脉相承。裴子野(469～530)著《雕虫论》，直斥骈义等为“雕虫之艺”，他自己为文不尚靡丽之词，而写散体之文。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代表了由文而质的转变趋势。

北朝文风虽受南朝影响，然亦自有特色。苏绰(498～546)是文章复古的首唱者。他一反骈体，仿《尚书》写《大诰》，纯用散体，质朴无文，虽矫枉过正，然其改变文风、文体之用意十分明显。颜之推(531～594)是由南入北的作家，他主张文章应源于五经，提倡古今文体合流。其代表作《颜氏家训》是以说理为主的短篇随笔，语言通俗平易，质朴无华，用接近当时的口语写成，别具一格。郦道元(? ～527)的《水经注》虽是讲水道的图经地志之作，同时也是描述山水的散文佳品，其中不少篇章段落如《江水注·巫峡》、《河水注 · 孟门山》等，均为历来传诵的名文。这些文章不但景物描写生动逼真，而且还广泛采集风土民情，历史掌故，民间谚谣等;虽以客观描述为主，然亦间有抒情;行文以散体为主，而写景状物也时杂骈俪。此书显然受南朝山水诗文之启发，它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对后世山水散文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杨衒之(生卒年不详)的《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述洛阳佛寺园林兴废的著作，内容较为广泛。其中《景明寺》、《永宁寺》等均为名作。此书工于描绘，情景生动;条理清晰，叙写完整;叙事主要用散文，描写、抒情则时杂骈偶。全书文笔流畅，然骈俪习气较重。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史家之文(如陈寿之《三国志》，范晔之《后汉书》等)、小说家之文(如干宝之《搜神记》、刘义庆之《世说新语》等)、以及一些传统的散文名篇，也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散文成就。

隋唐五代时期的散文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它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不满骈文之浮华，曾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书 · 文学传论》)李谔也上书朝廷，请革文华，猛烈抨击骈文之弊;王通也大声疾呼文章要“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中说 ·天地篇》)，并点名痛骂六朝的主要文人，然终隋一代，骈文仍居主导地位。

唐初，骈文仍占主导。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对浮靡文风大为不满，尖锐地批评“表疏因循，尚多虚诞”，“言论疾苦，每亏实录”的不良风气。他自己的文章虽不脱骈体文的基本格局，但又未拘于骈体文的陈规。内容充实，气象恢宏;虽为骈体，但文句多骈散相间;富有文采，而未失之绮靡，表现了一种通脱不拘的创作态度和文风。唐太宗重实录、反浮华的主张和实践，影响了一批政治家、史学家呼吁文体、文风改革。魏征、李延寿、李百药等人都批评了骈文的弊病，并呼吁南北文学合流。傅奕、吕才，用比较接近口语的散文写反佛文章。“四杰”中的王勃、杨炯等都对六朝文风表示强烈的不满，但他们只想在不改变骈体的情况下搞一点折中或改良，故他们的作品依旧用骈体。

初唐时期，真正为反骈体文而提倡写古文的是陈子昂。陈子昂(约659～700)是唐代诗文革新运动中有开创性贡献的人物，他用改变六朝诗风的精神改革文风。他的书疏表奏虽还夹杂部分骈偶语句，但基本上采用先秦两汉式的散文，文风质朴疏朗，一改唐初的文风，对唐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极大，成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他确实为改革文体、文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稍后于陈子昂的富嘉谟和吴少微，在碑状等文体的改革方面作出了努力，他们以经术为本，崇雅黜浮，力矫徐、庾余风，时人争效，称“富吴体”(一作“吴富体”)。其文风近于陈子昂，对中唐古文运动有启迪作用。

盛唐是唐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玄宗前期的张说(667～730)、苏颋(670～727)均以相国之尊掌文学之任，朝廷制诰，多出其手。其文多骈俪，堂皇典丽，人称“大手笔”。他们均长于碑文志铭，后人认为他们的文章“宗经典重”，已开梁肃、独孤及和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之先声。玄宗后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散文作家，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萧颖士(716～768)力辟骈文流弊，自谓：“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赠韦司业书》)。其作品多抒写怀才不遇之感。李华(715～774)与萧颖士齐名，他认为世风、文风日下的原因在不尊儒道，强调作家应本乎六经之志，明确表示反对魏晋之浮诞，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他最为人传诵的作品是《吊古战场文》。其文不事华靡，不刻意铺排，不堆砌典故，文字古朴畅达，风格平正。独孤及(725～777)亦与萧颖士齐名，强调为文以儒家经典为本，提出“先道德而后文学”的主张，猛烈批评骈体文的弊病。其文长于议论，不徒以词采取胜，他的《送李白之曹南序》等较为有名。与他们大体同时的另一些作家如苏源明、李白、王维等则在抒情文方面有所成就，如苏源明的《秋夜小洞庭离宴诗序》、李白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与韩荆州书》，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等均为名作，写景、抒情、创造意境方面均有建树。

盛中唐之际，又有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文家，而成就最高的是元结。元结(719～772)为文，强调文章应“救世劝俗”，“导达情性”，要有褒贬讽谏的作用。他对多种文体的创作都进行了探讨和实践。他的杂文短小精悍，文笔犀利，善于讽刺，亦长于比喻和夸张，如《世化》、《化虎论》等，确有讽时矫俗之功效;其山水文字如《右溪记》，实开柳宗元山水游记之先声;其寓言中《恶圆》、《恶曲》等，寓意深刻，比拟生动，对柳宗元的寓言也有直接影响。欧阳修称元结“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可谓特立之士哉”(《唐元次山铭》)。章学诚更说他早于韩愈五十年就已“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日”(《元次山集书后》)。但元结之文也有不可讳言的缺陷，即过分追求醇朴而排斥必要的文采，为求古奥而往往流于晦涩，这对中晚唐古文中的古奥怪僻之风确有一定影响。

贾至(?～772)也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作家，他曾为朝廷撰写册文，时人李舟誉之“历历如西汉时文”(《独孤常州集序》)。其典雅华赡的风格甚受独孤及、梁肃等人推崇。

中唐韩、柳之前，梁肃和柳冕最有影响。梁肃(753～793)师事独孤及，也强调作品内容应以儒家经典为本，应有教化作用，并提出“气能兼词”之说，表现了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其文尚古朴，为韩愈所师法。柳冕(生卒年不详)进一步发展了尊经崇儒的思想，强调文道并重，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他认为：“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他反对文章为“一技”，斥屈原以来的辞赋为“亡国之音”，同样又落入重道轻文。柳冕道统文学的理论已相当系统，但他本人却是一位“言而不能文”的君子，其创作不大成功。

盛唐和中唐前期的古文倡导者，萧颖士、梁肃、柳冕等强调人文成化，元结强调褒贬讽谏，各从一个方面强调了儒家传统的文艺观。但从文道关系看，他们都表现了重道的倾向，这对中唐古文运动有着直接影响。

纵观齐梁以来的古今文体之争，历代倡导古文的作家对骈体文的流弊都进行了批判，力主宗经、明道，恢复儒家思想在散文创作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文体复古的观念，主张学习和继承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多数作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为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作了充分的准备。但韩、柳之前的古文先驱者们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也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局限：他们中多数人把儒家经典当作万古不变的文章典范，而对辞赋、骈文则取否定排斥态度，在文学演进问题上陷入了形而上学，未能解决好文学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他们中的多数人重道轻文，否定文采，自觉不自觉地把文与道对立起来，未能解决好文道关系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还未形成系统完善的古文理论，也未能创作出典范的古文作品。正如赵翼所说：“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其胜处，有先秦两汉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廿二史札记》)。显然，开一代文风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韩愈、柳宗元的肩上。

中唐的古文运动伴随着社会上政治改革潮流和思想界儒学复古之风，应运而生。

所谓古文，即指与骈体文相对的、奇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维护儒学，反对佛老，提倡质朴自然的秦汉式散文，反对绮艳华靡的骈体文，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诸方面都进行变革的散文革新运动。韩愈、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

韩愈(768～824)(图52)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活动家和散文大家。他为古文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奠定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他主张文以明道，文道统一。他主张写言之有物的及“道”之文，重道而不轻文，使文、道有机统一起来，解决了文道关系问题，为古文运动的发展端正了方向。基于这种认识，他又重视文气，强调气盛言宜，强调作家的思想品德修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坚持对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变革。他倡导散体，反对骈体;倡导质朴自然文风，反对浮艳;在文学语言方面，他既求新奇、贵独创，提倡词必己出，又要求“文从字顺各识职”。同时，他对骈文和辞赋也没有采取一概排斥的虚无主义态度，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他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增加作品的现实性和斗争性，实际上解决了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韩愈不仅是一个众体兼善的作家，而且对各种文体都能不拘成规，大胆创新，为各种文体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韩文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特色独具。他的各类文章多写得理直气壮，感情真挚;深于立意，巧于构思，穷情尽变，多姿多采;长于描绘，形象鲜明;语言准确精炼，新奇自然，具有极大的创造性。由于其文内容丰富，手法多样，也就形成了风格的多样性，如议论文之缜密雄健，汪洋恣肆;叙事文之简洁生动，形象鲜明;抒情文之婉曲真挚，情深意切;然其总的风格特色则是闳中肆外，犹如长江大河，雄奇奔放。韩愈的古文运动理论为人们克服骈体文的弊病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为唐宋和后世散文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和骈文、辞赋这两份文学遗产，写下了第一流的散文，改变了一代文风;他为中唐古文运动造就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促成了唐代散文的繁荣。他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既集以往之大成，又对后世产生了无穷的影响。

柳宗元(773～819)(图53)是中唐古文运动中仅次于韩愈的领袖人物。他受韩愈的影响而从事古文运动，但对古文运动作出其独特的贡献。其文学主张与韩愈大同，但在某些方面又有新的发挥。他也主张文以明道，主张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原”，而在文道关系上，他又明确提出文要“羽翼夫道”，强调文采对明道的重要性。在文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他十分强调作家个人的品德修养和创作态度要严肃认真。他重视遗产，但不迷信古人，反对“荣古虐今”的不良风气。柳宗元是一个“遍悟文体”的作家。其议论文如《封建论》、《贞符》、《捕蛇者说》等，观点明确，思想深刻;论证有力，气势逼人;构思新颖、结构严谨;手法多样，生动活泼。其传记文如《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河间妇传》等，多能选取典型材料，在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中来展示人物的命运和精神面貌，刻画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叙议结合，甚至以议为主;形式不拘，突破史传文之成法，既注重“实录”，又追求故事完整，情节曲折，甚至着意渲染描写或虚构，使传记文向着文学化方向前进了一步。柳宗元在先秦寓言的基础上，吸取佛教寓言、六朝以来的杂文、小说的某些技巧，使之成为独立的、更富文学意味的文体，他是中国寓言文学的完成者。他的《三戒》、《蝜蝂传》等，寓意深远，既有强烈的政治性，又有高度的哲理性;故事完整，情节曲折，描绘精采，形象生动;语言简练峻洁，笔锋犀利明快。形成严峻沉郁的风格，把中国的寓言文学推向了成熟的阶段。柳宗元是山水游记的完成者，被称为“游记之祖”。他的《永州八记》和《游黄溪记》等，景物描绘精彩而细腻;自然景物中处处渗透着作者主观感情，具有山水景物性格化的特色;借山水景物而发表议论;语言精炼优美，比喻新颖独到，形成清峻自然的风格，把中国的山水游记推向了一个高峰。

韩、柳双峰并峙，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他们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唐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并被后世所师法。

在韩柳的前后左右，有一大批有成就的古文家。李观(766～794)和欧阳詹(756?～798?)从事古文创作均早于韩愈。李观主张“文贵天成”，不依傍古人，不趋附时俗，提倡自然成文，摒弃浮华。但其文章多用偶句，未完全摆脱骈体文的影响，有些文章又时露斧凿痕迹，失于艰涩。欧阳詹以杂文和书信为多，长于叙事和抒情，韩愈称其文“深切，喜往复，善自道”(《欧阳生哀辞》)。张籍(767?～830?)之文追求思想纯正、文风平易，其两篇《上韩昌黎书》体现了这种特点。刘禹锡(772～842)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重视文章与时政的关系，提出文章应是“见志之具”，应“先立言而后体物”，摒弃骈文的浮华。他长于议论，故其文以议论文成就最高。其《天论》三篇，见解深刻，逻辑缜密，引征丰富，雄健晓畅;杂文《因论》七篇，短小精悍，隐微深切。吕温(772～811)从梁肃为文章，擅长铭赞，又善政论。其文章内容醇厚，俊拔赡逸，颇富文采。元稹(779～831)和白居易(772～846)也是重要的古文家，他们在疏奏、议论、特别是诏诰这类文章中，努力打破骈体文格式，格高词美，人争仿效。《旧唐书· 白居易传》说：“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白居易后期，写了不少流连山水的文字，如《草堂记》、《冷泉亭记》等，写景生动细密，抒情真切自然，风格清俊超逸，为抒情写景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韩门弟子中，最有成就者当数李翱和皇甫湜。

李翱(772～836)曾被清人列入唐宋散文十大家之 一。他的散文坚持文以明道，追求思想平正，发展了韩文平易流畅的一面。其文多对圣人之道的义理进行阐释，如其《复性书》三篇，故文章道学气较重;他写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如其名作《杨烈妇传》等，叙事高简，平易通达;其《来南录》记由长安至广州之行程，虽极简略，然已开后世日记体游记散文之先声。李翱文章的道学气和平易的文风，对宋代散文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皇甫湜(777?～830?)主要发展了韩文奇崛的一面，他重视文章的形式与辞彩，主张“文奇而理正”，追求创新，《答李生书》三篇为其文论的代表作。其文体现了这些主张。他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的文章，刻意追求艺术技巧和形象性，意新词高，但因过于求奇，反伤自然，语多怪僻，流于艰涩。但他无疑是中唐 一位重要的古文家，当时评价颇高。

学奇于韩愈的作家还有樊宗师、沈亚之等人。樊宗师(?～824?)为力去陈言而趋奇走怪，写了不少艰涩难解之文，不可卒读，确有以艰深文浅陋之弊。李肇《国史补》说，元和(806～820)后为文笔者“学苦涩于樊宗师”，可见当时有一定影响。沈亚之也是“得韩之奇”的古文家，其创作情况近于皇甫湜，文笔艰涩，有时又求新而流于纤巧。

在中唐和晚唐前期，文坛上还有几位身居高位、在古文方面有成就的人物。陆贽(753～805)以骈文擅长，然其部分文章情理兼胜，兼有骈文和散文之长，体现了一种骈文向散文转化的趋向。裴度(765～839)力主文章平实畅达，反对奇诡艰涩。其文多为表疏、碑志，风格雅正。他的主张及创作对克服古文运动中的“尚奇”倾向有一定积极意义。权德舆(759～818)主张文章应“尚气尚理，有简有通”，反对浮靡，其碑状之文多雅正宏博，有台阁气息;其议论文如《两汉辩亡论》等，立意新颖，议论深刻。然其文雅正有余，变化不足。牛僧孺(780～848)以议论文见长，论辩有力，文字平实。其传奇和寓言文字对晚唐小品文有一定影响。李德裕(787～849)为文主“自然灵气”之说，反对骈俪藻绘，要求平易畅达，其文多朝廷制命及政论、史论。

中唐古文运动轰轰烈烈，成就卓著，但由于古文运动在理论上的某些不完善和创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也由于骈文还有力量，故进入晚唐，文坛又呈现出古文中衰、骈文回潮的趋势。

晚唐古文成就最高的是杜牧。杜牧(803～852)于骈文风行之际，坚持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张，坚持写散文。其议论文成就最高，《罪言》、《战论》、《守论》等，均写得证据今古，剖析详明，纵横驰说，雄姿英发，其叙事文也多有特色。他无疑是晚唐最杰出的古文家。李商隐(813～858?)以骈文名家，然而古文也有造诣，其《李贺小传》、《齐鲁二生》等文，承韩、柳传记文笔法，虚虚实实，妙趣横生，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晚唐承袭奇险一派的古文家有孙樵、刘蜕等人。孙樵(生卒年不详)曾被列入唐宋古文十大家之一。他自称是韩愈的三传弟子。其理论主张接近皇甫湜，主张意深言奇，“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与王霖秀才书》)。但他过分追求新奇而入于偏颇。他的《书何易于》、《书褒城驿壁》等均为名作，然总的说，其文气象局促，模仿气重，偏于艰涩险怪。刘蜕(821～?)崇古文而反时文，其随感录《山书》十八篇，多侧面反映了现实生活，议论亦颇精到，然其务为奇险，佶屈聱牙，文意艰深，可视为尚奇之风的恶性发展者。

晚唐几位小品文作家成绩颇著。小品文的繁荣是晚唐文坛的一种特殊现象，是黑暗现实社会下的必然产物。皮日休(生卒年不详)是唐末一位重要古文家，他反对浮艳淫丽的文风，主张文章要有补于世用，不为空言，特别注意文章的美刺作用。他的《原谤》等文，针对现实，见解大胆，辞锋锐利。陆龟蒙(生卒年不详)的散文多揭露讽刺现实之作，《蠹化》、《野庙碑》等均为名作，言论激切，讽刺尖锐，锋芒毕露。罗隐(833～909)亦以小品文成就最高，《辩害》、《英雄之言》、《汉武山呼》等均为名作，立意警切，笔锋犀利，感情激愤。这些小品文作家为唐末文坛增添了光彩，鲁迅称这些充满抗争和激愤精神的作品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然而，也只是一抹余晖而已，古文衰落的大趋势已成定局。

五代战争频仍，篡乱不已。文坛被骈体主宰，古文消声匿迹，无可称述。

宋代是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宋初文坛，骈文仍居统治地位，致力于写这种绮靡繁缛之文成了一部分文人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与此同时，就有人起来反对这种形式主义文风。

宋初最早起来反对骈文、倡导古文的是柳开。柳开(947～1000)首先提出了重道、致用、推尊韩柳的主张，猛烈抨击骈体文“华而不实”，有害于明道、致用。然而他的主张也有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其为文亦不免“辞涩言苦”。柳开的实际创作成就不算高，但他对宋代古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与柳开同时提倡古文的还有王禹偁。王禹偁(954～1001)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柳古文运动精神，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别强调写古文应该“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继承和发扬了韩愈“文从字顺”的理论与实践。《待漏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均为其代表作，议论恳切，描写生动，语言优美平易，形成简易晓畅的文风。苏轼称其“以雄文直道独立不当”(《王元之画像赞并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文“始全变五季雕绘之习，然亦不为柳开之奇僻”。其简约淡雅的文风实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声。

穆修(979～1032)也是古文、古道的积极倡导者，他推尊韩、柳，刻印韩、柳文集，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其创作虽未完全摆脱骈文影响，语言也较为滞涩，但其功不可没。

稍后于穆修的石介(1005～1045)是一位批判形式主义文风、倡导古文的勇士。他强调文章应“本于教化仁义”，尊崇韩愈、柳开，对“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派诗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文虽不免粗疏，语言不免艰涩，但长于排比，富于气势，感情充沛。

此外，姚铉、孙复、张景、宋祁等人，也都以继承古文传统、反对形式主义文风为己任，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行者。

宋代前期这些古文家为宋代古文运动制造了舆论，举起了旗帜，扫清了道路，提供了借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未能全面继承韩、柳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而重道轻文，艰涩怪僻的倾向十分明显，这就决定了他们可以给骈体文以打击，但仍无力取而代之。

随着北宋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政治改革运动的兴起，宋代的古文运动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古文家，把古文运动推向了最后的胜利。

范仲淹(989～1052)不仅是政治上革新派的领袖人物，而且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主张文章要“应于风化”、“明帝王之道”，主张革除文弊。其政论杂文，趋向古文，而章、奏、表、启，仍杂骈俪。其名作《岳阳楼记》，用骈体写景、抒情，用散体叙事、议论，为历代所传诵。苏舜钦(1008～1048)提倡和写作古文亦先于欧阳修。他强调继承儒家文艺思想中的现实精神，主张明道和反映现实，反对浮靡雕琢。其散文《沧浪亭记》等颇为有名。尹洙(1001～1047)也大力提倡古文，反对浮艳文风，推崇韩愈，主张明道，相传欧阳修学古文曾受其影响。其《辩诬》、《论朋党疏》等文，均写得简古有序。然而，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还是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图54)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登上文坛时，宋代古文运动面临着两条战线作战的任务：一是反骈体文之浮艳之风，二是反古文运动内部艰涩怪异的文风。欧阳修继承韩、柳的文学主张而又有所发展。在文道关系上，他既主张明道、文道统一，又注意到“文”的独立地位和作用。他自觉地用改变文章内容的办法来改革文风，强调写文章要“切于事实”，不尚空谈，反对“职于文”的文士。他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但他又明确指出文与道是两回事，提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认为道不可代文，文章的艺术技巧关系到文章能否传之久远，强调了文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他发展了韩愈“不平则鸣”的观点，提出了“穷者之言易工”的文学命题。他反对艰涩险怪，提倡平易自然，强调“道易知”、“言易明”、平易晓畅而又耐人寻味。这对他自己和宋代文风的形成都有深远影响。他反对骈文的浮艳、冗繁，提倡文简意深，但对骈文并未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他不但为宋代古文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宋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宋代古文运动组织了一支骨干队伍。他自己作品甚丰，众体兼备。其议论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论点新颖大胆，论证雄辩透辟，结构严谨，气盛神旺;其记叙文如《醉翁亭记》、《尹师鲁墓志铭》、《泷冈阡表》等，叙写简洁，描绘精彩，感情深沉;其抒情文如《读李翱文》、《祭石曼卿文》等，感情真挚，叙写生动，语言婉丽，形式精美。此外，他的笔记体文集《归田录》，生动活泼，情趣不尽，开宋人笔记文写作之风气。欧阳修的文章平易流畅，精到细密，情深意浓，语言丰富，形成平易婉曲的独特文风。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 一书》中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可谓对其文风最全面的概括。欧阳修为一代文宗，起唐代古文之衰，开宋一代文章风气。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宋代和后世散文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安石(1021～1086)(图55)的文学主张明显地带有政治家的特色，他也主张文以明道，但更强调文章“务为有补于世用”，他甚至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他强调文章以“适用为本”，要求文章直接为现实政治斗争和社会教化服务。在文道关系上，他将文道比为器与刻绘之关系，将器之实用价值视为“本”，将刻绘的观赏价值视为“末”，并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上人书》)。表现了重道轻文、文道对立的倾向。王安石的文学主张不无偏颇之处，然其散文仍不失为第一流文字。其议论文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等，观点鲜明，见解卓越，论辩有力，锋芒毕露。其记叙文以墓志和记体文为多，如《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等，叙事精详，描绘生动，叙议结合，深婉有致;其抒情文以《祭欧阳文忠公文》为最，真情充溢，曲折多变而又自然浑成。王安石的散文以其简洁峻峭的风格独树一帜，成就卓著。然其文亦有不重形象性、抒情性以及不重文采之缺憾。况且王安石要求别人写文章要“同己”，北宋后期变质的新党也以王安石为圭臬，学校、科场一以王文以标准，使文章出现雷同化倾向，对散文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曾巩(1019～1083)(图56)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近于欧阳修，但他比欧阳修更重道。先道德而后辞章是其一生为文宗旨。曾巩之文多为议论和记叙，其《墨池记》、《越州赵公救灾记》等颇为有名。其文虽不重文采，但却自然淳朴，别是一家。其文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长于议论，且文必及道。能通过事实讲道理，议论也纡余委备，但既无韩愈之浑浩流转，亦无欧阳修之激昂慷慨，时有空泛迂腐之气;二是其文章法严谨，条理清晰，语言简朴平易，然不及韩愈之纵横变化、欧阳修之婉丽多姿、情韵丰厚。曾巩以纡余、简朴、俯仰如意之风格特色自具，颇有学者之文雍容冲和之气。其文从南宋理学家至明清，均备受推崇，影响颇大。究其原因，恐亦在文必及道和谨严平正、有章可循。今天看来，前者似有浓厚的卫道色彩，后者又显严整有余，风韵不足，正是其文章的弱点。

苏洵(1009～1066)(图57)为文，主张“有为而作”，务近贵实，反对浮华;提倡“自然成文”，反对有意“作文”。其文以议论为主，如《六国》等，议论纵横，文笔酣畅，感情强烈，雄辩有力;其记叙文亦多佳作，《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送石昌言北使引》等，叙写生动，委曲尽意，章法严谨，激情澎湃。苏洵文章风格雄辩恣肆，简切坚劲，显然受孟子、《战国策》及韩愈等的影响，而其理论与实践又直接影响到苏轼和苏辙。

苏轼(1037～1101)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的领袖人物，并领导古文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高举起韩愈和欧阳修这两面旗帜，坚持欧阳修开创的北宋古文运动的大方向。他强调文章要以“体用为本”;坚持文以明道，文道结合，但更重视“文”的独立作用，他认为“文”是技艺，写文章应“技道两进”，把“能道意所欲言”定为文章的最高境界。自觉追求散文的文学色彩，这是苏轼对古文理论的重大发展。由于重视散文的艺术特征，他对散文有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他继承了欧文的平易自然，而进一步追求“自然”，提倡“行云流水”，无拘无束;反对文章程式化，强调姿态横生，千变万化，风格多样;他既主张有“法度”，又主张创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他强调“辞达”，要求言尽其意。他自觉地把文章当作独立的事业，把古文运动的理论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其散文创作包罗宏富，众体兼善。议论文之《上神宗皇帝书》、《留侯论》;记体文之《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志传文之《方山子传》;书札杂著之《答谢民师书》、《日喻》等均为名作。其各体文章均写得奔放恣肆、姿态横生，活泼畅达;语言精美纯熟，自然明快，骈散相间，比喻生动，形成“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独特风格，把散文的实用性、通俗性、艺术性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是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散文创作体现了唐宋古文的积极成果，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辙(1039～1112)在文学理论方面，特别强调“养气”，他认为“文不可以学而成”，主张在读书和与社会广泛接触中“养气”。其议论文如《六国论》等，虽不及其父兄之雄健恣肆，然亦能纵横驰说，有理有据，结构缜密，情理兼到。其书、序和记叙之文如《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等均为名作。文章起伏跌宕，一波三折，结构严谨，富于气势，文势汪洋恣肆而又畅达委备，形成“汪洋淡泊”，“一唱三叹”的独特文风，自立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林。

唐宋古文八大家 系指在唐宋两代古文运动中成就最卓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八个作家，即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他们是唐宋两代古文最高成就的体现者。他们上承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有批判地借鉴六朝文的某些技巧，适应时代的需要，从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他们所开创的以接近口语的文言书面语言而写的新体古文，一直以散文主流派的地位持续到“五四”时期。在中国散文史上，他们既集以往之大成，又对散文进行了开拓和创新，带来了唐宋散文的大繁荣，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实绩对后世产生了无穷的影响。

北宋文以其长于议论、平易自然的突出特征雄据文坛，南宋散文也大体继承了这个传统，杰出作家虽然不多，但也很有特色，南宋偏安江左，朝廷屈辱投降，故南宋一代散文都充满着爱国的激情。李纲(1083～1140)提倡“文章以气为主”，其奏札《上高宗十议札子》及政治论著《中兴至言》等，议论剀切，理足气盛，绝去雕饰而富于变化。胡铨(1102～1180)主张以文传道，强调作家的骨气与德性。其文多长篇大论，如《上高宗封事》等文，议论激切，声震朝野，慷慨气盛，淋漓痛快。陆游(1125～1210)也主张“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家的内在修养。其记叙文如《烟艇记》等多淡雅隽永，颇有情味;其《入蜀记》文笔简洁，宛然如绘;其《老学庵笔记》也清新活泼，质朴自然。叶适(1150～1223)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提倡独创，力求脱俗。其文雄赡，才气横逸，其碑版之作尤为著名。陈亮(1143～1194)文以议论见长，《上孝宗皇帝书》等说理透辟，纵横驰骋，笔力雄健，气势慷慨。辛弃疾(1140～1207)为文亦主尚气之说，其文多疏奏，《九议》、《美芹十论》为代表作，议论卓绝，剖析深刻，笔势浩荡，富有说服力。至南宋末年，散文的爱国精神又趋昂扬。文天祥(1236～1283)的《指南录后序》叙事详明，悲愤交加，风骨凛然;郑思肖的《心史总后叙》，谢翱(1249～1295)的《登西台恸哭记》，谢枋得(1226～1289)的《上丞相刘宗斋书》等，均写得慷慨悲愤，充满爱国激情。

两宋时期，理学盛行，理学家的散文自有其特点。周敦颐首先明确提出“文以载道”之说，把文章仅视作“载道”的工具，表现出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程颐比周敦颐走得更远，公开提出“作文害道”，“玩物丧志”，排斥文采，把文章当作宣传儒家思想的传声筒，而他们所写文章大都是讲义、语录一类的东西。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在文学观方面近于二程，强调文道合一，认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只要修道明理即可写出好文章，他对唐宋古文的大家们重视文的作用深为不满，并斥之为“弃本逐末”，他只对曾巩的文章有好感，并刻意摹习。朱熹的文章长于说理，其《庚子应诏封事》等，结构严谨，逻辑周密，语言平实，风格近于曾巩。他的 一些写景、叙事短文，如《百丈山记》、《送郭拱臣序》均为名作。其《朱子语类》语言浅易，质朴无华，是宋以后新语录体文的奠基之作。南宋理学家真德秀选编了《文章正宗》，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完全贯彻理学家的文学主张，所选多为说教之文。

与两宋并存的辽、金散文，亦有成就。辽代散文直接受唐宋文学影响，无特别之处。金代文学受辽宋文学影响极大。金代科举以词赋为重，故散文渐衰，且文章多受宋代理学之影响。散文作家可称者要数王若虚和元好问。王若虚(1174～1243)为文反对浮华和奇险，主张“典实”和平易，虽受理学影响写了一些迂执之文，但也不无婉曲明晓之作。不事雕琢，文笔自然是其特点。元好问(1190～1257)为文长于叙事，而不善于说理。其文众体悉备，大体承韩、欧古文传统，虽有“重滞平衍”的文字，且有“宋人理学肤语”，但清新、自然，富有情致，是其主要特点。此外，赵秉文、李纯甫、刘祁等，散文亦各有成就。

元代散文受宋儒理学影响更深。明人王世贞曾说元无文章，固属太过，但总体说来，名家名作不多，成就不高;抒情写景之作甚少，歌功颂德之文较多。其文大体以元武宗延祐(1314～1320)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作者如许衡(1209～1281)、姚燧(1239～1314)、戴表元(1244～1310)等，多为宋、金遗民，文章时露怀旧之情，文风朴实，语言畅达，其中以戴表元的序记之文较为雅洁生动，较有特色，后世亦颇著声望。后期作家如吴澄(1249～1331)、虞集(1272～1348)、揭傒斯(1274～1344)等，均生活 于元代盛世和由盛而衰之时，其文多歌功颂德的盛世之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虞集。他的散文多为官场应酬之作，颂扬权贵，倡扬理学，文章雍容典雅，中正和平。此外，元代的郝经、王恽、刘因、赵孟頫、柳贯、欧阳玄、黄溍、马祖常、苏天爵、宋本等，也都负名一时，有可观可读之作。

明代散文成就大大超过元代，而远逊于唐、宋。但其作家多，作品多，风格流派亦多，表现手法也有新的突破，仍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明初散文作家多为由元入明者，他们对元末的社会动乱、百姓的生活痛苦有较深的体会，其作品多有比较充实的社会内容，在美学风格上也有意矫正元末纤弱萎靡之文风，代表作家有宋濂和刘基。宋濂(1310～1381)是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当时朝廷的祭祀、诏谕、朝会之文多出其手，但其最有成就的则是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其《王冕传》、《秦士录》、《杜环小传》等，均善抓住富有特征性的情节来突现人物的精神风貌，使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刘基(1311～1375)在明初文坛上占有重要位置。他和宋濂一样，反对元末纤丽文风，力主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恢复汉唐文学传统和文章的教化作用。其散文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而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郁离子》十八章中多杂寓言故事，《卖柑者言》更为杰出。其文风古朴淳厚，对明初散文由纤丽转向质朴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文网日严，歌功颂德之作日繁，代表作家是“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人均官至大学士，朝廷诏令奏议多出其手，这种形式典雅工丽，内容多为粉饰现实和歌功颂德，称为台阁体。当时不少文人入仕后争相模仿，文气冗弱的台阁体风行一时。同时，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八股文到明成化(1465～1487)年间也正式定型。

随着台阁体散文弊端的日渐明显，反台阁体的茶陵派和前七子应运而生。茶陵派是以茶陵人李东阳为首的一个反台阁体文学派别。李东阳(1447～1516)也是台阁重臣，但在散文方面，他主张师法先秦古文，追求典雅流丽，虽未完全脱去台阁体风气，但他想以深厚雄浑的文风来取代台阁体文风的用意可见。真正给台阁体以全面打击的是前七子。前七子指明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和王廷相为骨干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大倡文学复古之风，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下，鄙薄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这对于打击台阁体和八股文的恶劣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的散文传统，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在文坛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前七子同时的还有几位较有成就的作家，如马中锡(约1446～约1512)，其文横逸奇崛，卓然自立，《中山狼传》为其名作。杨慎(1488～1559)，其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

前七子拟古主义的恶性发展，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其突出代表便是唐宋派。所谓唐宋派，是指明嘉靖(1522～1566)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倡导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力矫前七子之弊，在肯定秦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古文家的散文法度，同时又强调要“自为其言”，不一味模拟。王慎中和唐顺之的文学活动正处于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间歇期，影响颇大。王慎中(1509～1559)钦佩欧阳修、曾巩的散文，反对拟古，主张学习唐宋散文，直抒胸臆，卓然成家，与唐顺之 一起成为唐宋派的首领。其文《海上平寇记》等，叙写详明，结构整密，语言华赡而意味深长。唐顺之(1507～1560)先受前七子影响，后受王慎中影响，公开反对前七子的拟古主义，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其《竹溪记》等文均立意新颖，文笔流畅，风格简雅清深，自然浑厚。当然其文仍未完全摆脱拟古主义和八股文的影响。万历(1573～1620)年间，又有后七子出现。后七子是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在内的一个复古主义文学流派。他们完全重复前七子的道路，这对尚有道学气和迂腐平庸毛病的唐宋派是个很大的冲击。这时茅坤、归有光再倡唐宋古文，与后七子对抗。茅坤(1512～1601)提倡学习唐宋古文，推崇韩愈，为文刻意学习司马迁和欧阳修，他评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归有光(1506～1571)(图58)是唐宋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他批评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为“妄庸”之人，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强调写文章要“出于意之所诚”，反对“绘藻之 工”。他的名作多为记叙、抒情之作，如《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都写得结构精巧，感情真切，描绘生动，言简意赅，纡徐平淡，情味至浓。其文对清代桐城派亦颇有影响。唐宋派散文的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他们站在道学家立场上来强调道盛则文盛，这不但束缚了他们的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战斗力。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取代台阁体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但唐宋派却始终未能主盟文坛。

嘉靖、万历年间的李贽(1527～1602)不以文学名家，但其文学思想影响颇大。他坚决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提倡“童心”说，提倡用街谈巷语、极浅极近的“迩言”;推崇自然之美，反对“有意于为文”，提倡愤世嫉俗之情与自然含蓄之美的统一。他自己的散文能突破传统古文的格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李贽的散文主张适应了当时文学本身发展的要求，成为明代后期文学思潮的纲领，对公安派及后世散文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万历年间猛烈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是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公安派是以湖广公安籍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公安派认为文学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能摹古，反对贵古贱今;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文章要有真性情和自然趣味;文章要从胸臆中流出，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不敢言。这些主张，可以说是对传统散文理论的发展和突破。公安派中创作成就最高的是袁宏道(1568～1610)。其散文作品极为丰富，颇有特色。其尺牍二百余封，长者千言，短者数十，简练、生动，杂以诙谐;其各类随笔二百余篇，题材多样，浓富意趣;其传记文如《徐文长传》等，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其游记九十余篇，如《满井游记》等，运用写实手法，描绘精细，情致盎然，文笔优美，历来传诵。其文浅近真切，清新明畅。袁宗道(1560～1600)之文语言畅达，率真自然，然士大夫闲情逸兴较浓。袁中道(1575～1630)之文亦多游记、日记、尺牍之类，《西山十记》等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生动而不流于纤巧。公安派之文因内容不充实、思想较贫乏，故虽有革新意义，但成就不大，但是它却表明了明代散文由禁锢而解放，由拘忌而自然的发展趋势。

与公安派同时的还有竟陵派。竟陵派是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也反对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但不满意公安派之俚俗、浮浅，着意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刻意雕琢求新，但终因题材狭窄，风格艰涩隐晦而出现了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成绩有限，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在语言上体现了竟陵派散文的特色。

晚明的小品文既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也是公安派、竟陵派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均为著名作家，而以张岱成就更高。张岱(1597～1676)兼采公安、竟陵之长，弃其所短，其作品题材较广，于描写山水外，广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说书》等均为名作，写景抒情，说理叙事，文笔清新活泼，时杂诙谐;情景逼真，意境优美，使其散文既明丽清净，又精工雕琢。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弱点也极为明显，多数文章是抒写个人闲适情趣的“小摆设”，而有少量文章趣味低下，平庸浅俗。

晚明的旅游专家徐霞客(1586～1641)也是一位有名的散文家，其《徐霞客游记》既是卓越的地理学著作，也是优美的日记体游记散文。其写景记事，均充满生活实感，写景精细入微，情景交融、词汇新颖，不落俗套，时杂各地风土民情，情味盎然。

明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一部分作家又祖述六经，或承唐宋派，或追前后七子，写下了一些面对现实，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如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陈子龙的《横云山石壁铭》、张煌言的《奇零草序》、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等，均为传诵之名作。

清朝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总的说来清代的散文是有成就而无特色。

明末清初的一批作家，开始转变晚明小品的格局，钱谦益首开此风。钱谦益(1582～1664)既反对明代的复古派，又不满意公安派的狭窄和竟陵派的肤浅。他既倡导为文要“情真”、“情至”，反对模拟，又倡导为文应有渊博的学问以反对疏浅。他认为写文章应兼具“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冯定远诗序》)，力图将“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合为一体。他本人的文章内容驳杂，规模阔大，铺陈学问与抒发性情结合，纵横恣肆。这种恢诡、奔放的文风对改变明文之衰微格局起了很大的作用。稍后于钱氏的清初文人，分别向着“学人之文”和“文人之文”两个方向发展。

“学人之文”的代表作家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黄宗羲(1610～1695)是一个有多方面造诣的学者。他反对复古和拘于一家 一派，强调文、道、学的统一，要言之有物;他也强调文章要“情至”，据情直书。其《原君》、《原臣》等作，不仅有进步的民主性思想，而且文笔纵横恣肆，风格宏伟浑朴。顾炎武(1613～1682)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认为文章应有益于世用，反对空洞无聊的文字，宣称“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其议论文立论卓越，简明宏伟;其记事文和书信等文，叙述清楚，描写生动，笔锋锐利。王夫之(1613～1692)强调文学的现实性和社会作用，反对复古和模拟，强调为文应有个人特色。其杂文和史论颇有特色，如《论梁元帝读书》等，均写得纵横捭阖，感情洋溢，风格雄浑恣肆。

“文人之文”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侯方域(1618～1654)在三家中成就最高，他推尊唐宋八大家，尤倡学习韩愈、欧阳修。他为文既讲纵横驰骋，又讲法度。其人物传如《李姬传》、《马伶传》等，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文章有声有色;其书信如《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等，洋洋洒洒，词严气盛，可谓锋芒毕露。魏禧(1624～1681)论文主“积理”和“练识”，好《左传》和苏洵之文。其文长于议论和叙事。其传记文如《大铁椎传》等，表彰志节之士，文笔简练，叙事如绘，颇富形象性和感染力，表现了一种凌厉慷慨之气。汪琬(1624～1691)之文，有意学明之唐顺之、归有光和宋之欧阳修、曾巩，为文比较“正统”，讲究法度，其文条达疏畅，简洁平实。属于“文人之文”而成就较高的作者还有王猷定、邵长蘅、姜宸英、朱彝尊等。

清朝中叶，进入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理学再度抬头，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控制加紧，桐城派古文应运而生。戴名世(1653～1713)之文明显地承袭明代之唐宋派。他主张作文应以“精、神、气”为主，语言为末，同时强调，文章所以能“传神”关键在有“义理”。其部分文章如《与余生书》之类，大胆放言，浩瀚纵横，尚有清初文章风气。然其因《南山集》文字狱而遇害，所以，他是明清之际文风的结束者，而又对此后的桐城派有相当的影响，这不仅因他是桐城人，也不仅因其文学主张和艺术技巧对桐城派有影响，而且还包括他因《南山集》而遭文学狱的影响，使桐城诸子引以为诫，形成一种新的文风。桐城派是指清朝中期以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为代表的散文流派。方苞(1668～1749)是桐城派的开创者。他在思想上尊奉程朱理学，文学上推崇唐宋古文。他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意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主张文章内容与形式统一，反对俚俗和繁芜，认为古文应以“清真雅正”为尚。其《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均为名作，语言简练，不枝不蔓，风格雅洁。刘大櫆(1698～1779)也是桐城派的开山祖之一。他认为文章应“明义理，适世用”，他在方苞讲“义法”的基础上，讲究“行文之道”;他重视文章的神气，提出“神为气之主”的新看法，讲究音节和字句。其文喜欢铺张排比，辞藻气势较盛，而雅洁淡远则不及方苞。姚鼐(1732～1815)(图59)是桐城派之集大成者。他将桐城派的理论系统化，强调文章要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并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他又讲文章的阴阳刚柔之分，认为阳刚、阴柔这两大类风格不可偏弃，刚柔相济之文乃是文章的更高境界。最能体现其文学主张的名作是《登泰山记》，其文简洁清淡，纡徐雍容，情韵丰厚，偏于阴柔，与方、刘之文虽有不同，但仍不脱雅驯不芜的总特色。

桐城派散文是中国传统散文的一个历史发展，它在思想内容上，语言文风上都适应了清代统治者的需要，其雅洁通畅的特色，对矫正明末清初文风，促进散文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影响所及，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姚鼐之后，影响较大的是阳湖派。阳湖派是以阳湖人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一个散文流派，实为桐城派的一个支流。他们在理论上与桐城派接近，而在创作上有所不同。他们强调吸收骈、散两种文体之长，以救桐城派之单薄。恽敬(1757～1817)喜韩非、李斯之文，其文章雄刚峻峭，而稍欠情韵;张惠言(1761～1802)之文有意学韩、欧，风格较为温润和易。李兆洛(1769～1841)也属此派，其文较为厚重。阳湖派与桐城派之文互有得失，但其成就未能超越桐城派。

在桐城派的极盛期，有两位不同于桐城派的散文家，这就是章学诚和袁枚。章学诚(1738～1801)既反对桐城派专讲“义法”，又反对袁枚专讲“性灵”。强调文章要“修辞立诚”，要“气昌而情挚”，其文以议论见长。袁枚(1716～1797)主张骈、散文体各有所用，提倡抒写“性灵”，反对拟古。其文恣肆酣畅，机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然雅洁严谨稍感欠缺。

近代散文指清代道光(1821～1850)年间至“五四”前夕的古文。这个时期总的情况仍是桐城派占主导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散文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道光以后，时代危机日趋严重，为适应现实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经世之文相继出现，古文出现了新趋向。包世臣(1775～1855)首先起来反对抽象的载道之文，提倡“言事之文”、“记事之文”，要求文章与经世相结合，其散文大多关切时务政事，深切著明。魏源(1794～1857)主张文章要联系社会实际，要切于实用，表现了政治家、实务家的特点。其文章多与时务政事之兴革有关，洞悉事情，叙事清晰，说理透辟，文字洗炼，形成清道隽峭的特色，与桐城派异趋。龚自珍(1792～1841)主张文学和政治必须统一起来。他写了许多极富现实意义的作品，如政论文《明良论》、讽刺寓言小品《病梅馆记》等。其文直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语言风格活泼多样，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排，瑰丽中有古奥，大别于桐城派，开古文之新风气。这些经世文派的文章，打破陈规，为清代散文之一大变化，开近代散文之先河。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发展，冯桂芬、王韬等对桐城派提出尖锐批评，主张文章社会化，否定桐城派的“义法”。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洪仁玕等发布《戒浮文巧言谕》，抛弃桐城派古文，主张“朴实明晓”的文风。为建立新体散文作出了努力。但在此时，桐城派古文也在努力“中兴”。首先是梅曾亮(1786～1856)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时”，即随时代发展而反映不同的现实内容。他虽思想倾向保守，但其文章清淡简朴，颇富文学意味，使桐城派古文出现活跃的趋势。把桐城派古文推向“中兴”的是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推崇姚鼐，宣扬桐城派古文，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中兴”局面。但实际上，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均有别于桐城派。他标榜古文，又颇赞赏清中期以来的骈文;他扩大了桐城派学习的源流;并于义理、考据、文章之外，又加上“经济”一条，使桐城派古文有了致道之用;其为文“好雄奇瑰玮”，与桐城派之简朴清淡之风不同。曾国藩出于桐城，而对桐城派又有所改革，他矫正了桐城派脱离实际、追求闲雅的倾向，使古文较有内容，较有气势，为桐城派古文打开了僵局，曾国藩利用桐城派，开创了湘乡派。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核心，以其湘乡籍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为骨干的散文派别。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颇受当时统治者的支持。另有吴敏树(1805～1873)虽不依傍桐城门户，但实与桐城派相差无多;他虽终身不受湘乡派之牢笼，但他始终未找到自己的古文创作道路。

首先打破桐城派“中兴”局面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陈荣衮、裘廷梁提倡用俗话写白话文，从语言形式 上否定一切古文的表达作用，但影响有限。影响较大的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新体散文。康有为(1858～1927)无视古文之传统程式，而又取其所长;受龚自珍影响，而比龚自珍汪洋雄放。其文多政论，直抒己见，证据古今，奔放流畅，无意不达，实开梁启超“新文体”之先路。谭嗣同(1865～1898)否定桐城派，寻求新文体。其散文从学习骈体文中来，句法严谨整洁，沉博绝丽，然明显表现出通俗化的倾向。梁启超(1873～1929)提倡“文界革命”，尝试过“语文合一”，大胆突破传统古文的束缚，致力于文体的通俗化。其散文平易畅达，时杂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挥洒，不加检束，号为“新文体”。《谭嗣同传》、《少年中国说》等为代表作。他的新体散文是对传统古文的一次猛烈冲击，为清末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解放和文体解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也多致力于文体的通俗化，如邹容、陈天华、秋瑾等，多用白话体为文，为促成文体的根本变革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积极进行文体改革的同时，桐城派及其他传统古文派也在努力适应新的形势，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林纾和章炳麟。严复(1853～1921)的散文突破了桐城派的局限，能结合新事物来表达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新思想，特别是用先秦诸子和桐城派古文笔调翻译了《天演论》，当时引起颇大反响。但他坚持所谓严谨的古文格调，反对通俗化，最终走向了新文化运动的反面。林纾(1852～1924)专治桐城派古文，后用古文翻译西方小说，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兴趣。章炳麟(1869～1936)亦以古奥难懂之文表达强烈的反清思想，鼓吹资产阶级革命。此外，王先谦(1842～1917)之死守桐城家法，马其昶(1855～1930)这位桐城派殿军也不越桐城规范，虽有成就，然均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中国的古代散文发展到近代，显然已无法适应时代的急剧变化和新的现实生活需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实用、通俗为主要特征的新体散文进一步发展，大量白话文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对旧文学起了示威的作用，证明“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终于过渡到了“大众化”的白话文。白话文的兴起并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标志着语、文分离的传统古文对文坛长期统治的结束，划出了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