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诗歌词曲·宋诗

在繁荣的以至难乎为继的唐诗之后，宋诗的成就确实稍逊于唐诗。但文学史上有人将宋诗一笔抹杀，说它不但不如唐诗，而且不如元诗，甚至“一代无诗”(王夫之《薑斋诗话》)，则又贬斥过分了。应该说，宋诗还是有很高成就的，而且有它独自的面貌，后人习惯上称之为“宋调”。

从思想内容上看，宋诗比历代诗歌都要广阔。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直接以诗议政的作品更多了。宋代诗歌创作的高潮往往是随政治斗争高潮的出现而出现。如北宋时围绕新旧党争，南宋时围绕和战之争都出现了很多政治诗、时事诗。二是描写民生更广泛深入了。宋诗不但写一般的农夫织妇，还扩展到纤夫、渔民、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艺人等，而且对统治阶级的种种压迫剥削手段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现得更深入了。三是爱国诗出现空前的繁荣。鉴于宋代不断受到外侮，这类作品自然日益增多，至南宋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调。四是更广泛地描绘出经济生产，民风民俗等社会生活画面，许多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诸如盐酒专卖、漕运、矿业、新式农具、医疗技术、年节风俗、占 卜、说书等，都被诗人们摄入笔端。五是品评艺术的作品大量产生。宋人的文化修养要远高于前人，因而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评论诗、书、画、乐的诗歌，诗歌成了文艺评论的重要工具。

宋诗在思想内容上也有不少缺欠，如缺少热情洋溢的爱情诗、抒情诗、边塞诗等。

宋诗在艺术风格及表现手法方面也有某些新倾向。

首先是议论化。唐之杜甫、韩愈已有此苗头，至宋，随着诗歌功能、表现力的不断扩大，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再加之宋代诗人多与政治家和官僚兼为一体，故尔“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以诗为武器，议论时弊，干预政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宋代盛行的禅宗和理学更进一步加重了这一风气。自北宋中叶王安石、苏轼后，大部分诗人都喜谈禅，因而以禅论诗，以禅入诗，在诗中发挥禅理成为当时的普遍习尚。宋代的理学扼杀文学的美学价值，扼杀人的正常情感，对于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摧残作用，至于将理学的陈词滥调搬入诗歌创作之中，更产生了很多充满头巾气的陈腐议论，正像刘克庄在《竹溪诗序》中所评，这类诗“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一些有理趣而无理障的好诗，如朱熹《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一首“寓物说理而不腐之作”(陈衍《宋诗精华录》)。所以对宋人喜以议论入诗应该全面、辩证地加以分析。

其次是才学化。这主要表现在喜于诗中广征博引、多用故实上。这种倾向从唐之韩愈已见端倪，至宋更为普遍。从北宋初的西昆派到北宋中的苏轼，再到两宋之交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都有很明显的表现。其中运用适当者能加深诗歌的表现力，运用过滥者则似“獭祭鱼”，被后人讥为“除却书本子，则便无诗”(王夫之《薑斋诗话》)。

再次是散文化。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曾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其时，从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始，已有此倾向。总的说来它破坏了诗歌的固有特征，不足称道。

另外，宋诗在语言风格上多保有平淡自然的风格。虽然有些人只出于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观点而强调平淡自然，如北宋初中期的王禹偁、欧阳修等人，他们为强调“传道而明心”，特别提倡诗应“易道易晓”;有些人能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而强调平淡自然。如王安石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苏轼说：“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至也”(《与侄儿书》);陆游说：“工夫深处却平夷”(《追忆曾文清公》)。这样尽管他们之间的艺术风格各不相同，但在语言风格上都崇尚自然平淡，这和唐代很多诗人，特别是唐中后期的诗人过于追求华丽秾艳，或奇奥深涩有所不同。

宋诗还特别注意诗之“小结裹”，即具体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技巧。唐诗在大领域内都已捷足先登，臻于完备，宋诗就只好在唐诗已开拓的道路上或向深处，或向远处，或向侧处作进一步的细致开发。前人评“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宋诗人……能不袭用唐人旧调，……大抵残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说、侧一层说。”(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六)，都道出了宋诗的这一特点。

宋诗的繁荣和宋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分不开，这一发展主要体现在大量“诗话”的产生。诗话或记录轶闻，或品评得失，或考证史实，或阐述理论，三言两语，各成片段，是一种非常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批评形式。它固然有某些过于拘泥“诗法”的倾向，但如果因此而说：“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离于唐，而诗话乃多”(《围炉诗话》)，却未免诬之过甚。应该说诗歌理论的繁荣对探讨诗歌的美学特征还是益大于弊的。

宋诗在不同阶段还有其不同的特点。

北宋初期主要有“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派，其共同特点是沿袭唐风，尚未形成宋诗的独特面貌，因此可称为沿袭期。“白体”主要效法白居易的浅切诗风，但结果往往“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骑省集》)。成就较高的诗人是王禹偁(954～1001)他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因而其诗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晚唐体”以“九僧”为代表，宗法晚唐的贾岛、姚合，以意境清幽为尚，但往往流于破碎小巧。“西昆体”效法李商隐，讲究辞采、崇尚故实，其代表作家是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派遭到范仲淹、石介等人的强烈反对，范、石等人虽不以诗名，但也写了一些风格与西昆迥异的作品，为宋调的滥觞作出了一些贡献。

北宋中期，随着欧阳修等人发起诗文革新运动，宋诗进入了成熟、繁荣期，并出现了第一个创作高潮。先是欧阳修(1007～1072)、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等人发韧于前，一方面扼制了西昆派的影响，一方面奠定了宋调的主要风格，如言之有物，注重功用，平淡自然，以议论、才学、散文入诗等。其中尤以反映民生疾苦和政治斗争的诗成就最高。这三人的各自风格又有不同。梅尧臣以古淡著称，苏舜钦以豪放著称，欧阳修以清旷之中又不失婉丽著称。继之是王安石、苏轼集大成于后，他们不但使宋调更趋于成熟完美，而且还能十分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因而他的诗不但现实性强，而且往往能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超凡拔俗的眼光和卓然特立的胸襟，即使是咏古诗也常出语不凡。如《明妃曲》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等等，皆为前人所未发。晚年变法失败后律绝体的写景诗成就尤高，人称“半山体”，诸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一类的清新精工之句尤受后人的青睐。

苏轼(1037～1101)(图44)是北宋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在北宋诗中内容最充实，描写政治、民生及爱国之情都达到了“情与事无不可尽”的地步，甚至为此遭到诗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他的论艺诗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水平。他的写景诗风格多样，他塑造的自我形象潇洒飘逸，这在写景与抒情相对薄弱的宋诗中显得尤为可贵。如写景云：“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历来都深受人们的喜爱。

苏轼诗的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的诗富于才气：“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赵翼《瓯北诗话》)，“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沈德潜《说诗碎语》)。如对《汲江煎茶》这一极普通的事，他却写出了如此浓厚的诗意：“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他的诗善于议论，如《荔枝叹》将议论与叙事紧密融为一体，对历代以至本朝的统治阶级巧立名目地搜括民脂民膏进行了有力的鞭挞。他还善于写哲理诗，如著名的《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历来脍炙人口。苏轼诗还有非常纯熟的修辞技巧，尤其是比喻、用典，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如《百步洪》形容顺流而下的轻舟，连用七比：“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被诗家称为“古所未有”。凡此种种，都使苏轼跻身于中国超一流的诗人而毫无愧色。

北宋末年活跃在诗坛上的主要人物是“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陈师道;而以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为代表的由二十几位诗人组成的江西诗派在南宋初期又最为活跃，他们又以效法黄、陈为宗旨，故可合而论之，称为宋诗的演变过渡期。黄、陈等人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人工的安排上，特别强调“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以故为新”的手法，从而造成其创作多从故纸堆里讨生活，忽视社会实践这个创作本源的不良倾向，书卷气过重。虽然有些人把黄庭坚奉为宋诗的“宗祖”，但究其实，黄、陈等人只不过是一些能代表宋诗某些片面格调、有特色的作家而已。“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王若虚《论诗诗》)南宋初江西诗派的成就自然更等而下之。但他们在身经靖康之难后，大都或多或少地写下了一些感时伤世的作品，这又为开启陆游等人的爱国之作起到一定的过渡作用。

南宋中期，随着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中兴诗人的出现，宋代诗歌再度出现繁荣局面，形成了第二个高峰，因此可称为中兴期。这些作家最终都能冲出江西的藩篱，或师法自然，或师法生活，因而诗歌的思想内容亦变得十分广阔，特别是爱国诗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些作家的风格各有千秋，这也加强了诗坛的繁荣。

陆游(1125～1210)(图45)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中年时曾有一段军中生活，从此悟出了“工夫在诗外”(《示子遹》)——诗在生活这一重大的创作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六十年间万首诗”，成为古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爱国诗。 这些诗题材广泛，举凡讴歌北伐抗战，思念沦陷的国 上及人民、批判南宋统治集团的妥协偷安、塑造自己的爱国形象、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无一不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诗还贯穿始终，从20岁起他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报国大志，直到弥留之际，还写下千古感人的《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外，陆游的农村诗，或写阶级压迫，或写田园生活，或写农村风光，或写风土人情，亦有很高的成就。而“其闲适之诗尤多”，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之类，历来也倍受人们的青睐。

陆游的诗在艺术风格上能集前人之大成。他的爱国诗既善于以杜甫的沉郁为“体”，又善于以李白的浪漫为“用”，所以形成既深沉雄浑又富于激情的一家之风。他善于借助生动丰富的想象，壮丽恣肆的语言和跳跃强烈的结构将自己深沉复杂的感情概括凝炼地表达出来，因而具有高度的抒情性。如著名的《金错刀行》和《关山月》，都是四句一层，每层都极概括地抒发了他的某种感情;层与层之间跳跃性又很大，故而全诗显得内容极为丰富，感情极为强烈。陆游的农村诗善于把陶渊明、孟浩然等人的平淡与白居易、梅尧臣等人关切现实的精神结合起来，也体现了集大成的特点。此外各体皆工，“名章俊句，层见叠出”，“使事必切、属对必工”，“无语不新而不事涂泽”(《瓯北诗话》)，这些形式技巧上的特点也提高了他的艺术成就。后来的诗人再也没有这样博大的功力了，因而陆游可谓中国古典诗人中最后一位超一流的作家。

杨万里的诗活泼清快，幽默生动，细腻小巧，富有理趣，被后人称为“诚斋体”。尤其是七绝与七古更有特色，如“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之类的作品，都很有特色。范成大的诗以描写民生民风和爱国思想著称。著名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和出使金国时的七十二首绝句是其代表作，风格圆融温润，精工典丽，亦颇有特色。

南宋后期，随着爱国意志的消沉，诗歌创作进入衰落期，著称于诗坛的是一批“江湖诗人”及其作品。他们之中除刘克庄、刘辰翁、戴复古或作品较多，或气魄较大外，多数都破碎不足以名家，作品数量既少，气象也很局促，像“四灵”这样的作家又重新拈起了晚唐的旗号，以贾岛、姚合为宗，取法不高，成就更低。所幸的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南宋亡国之变又造就了文天祥、汪元量等一批爱国诗人。他们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抒情性，又有高度的纪实性，在继承杜甫的“诗史”传统和南宋中期爱国传统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为宋诗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像文天祥的千古名篇《正气歌》，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早已化为民族之魂，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