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史官史学·史学理论

中国古代史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史学理论，其基本范畴和主要问题是：史家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与曲笔，史之为用，史之为美，史学与经世，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史学理论是关于史学本身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史家之修养与批评的理论。它同史家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即历史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

中国古代史学历来讲求信史原则，即：“《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春秋谷梁传·桓公五年》)这个原则反映在史官记事的要求上，就是“书法不隐”。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因“书法不隐”而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春秋时期形成“君举必书”的传统，也是信史原则在史官记事方面的要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记鲁国曹刿的话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意谓国君所为倘不合乎法度，被史官记载下来，这叫后人怎么看待呢。北周史官柳虬说：“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周书 ·柳虬传》)这是从信史原则发展到对史官直笔的理论说明，即一是“记事”以保存信史;二是“监诫”以“彰善瘅恶，以树风声”。这本是史学的目的，但史学如果没有秉笔直书作为前提，这两个目的都不能达到。刘知几发展了柳虬的观点，在《史通》中分别写了《直书》篇和《曲笔》篇，进一步从理论上对直笔(直书)作了阐述。通观《直书》与《曲笔》，刘知几的直笔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他认为直笔与曲笔的分野有其社会的根源。他说：“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多趋邪而弃正”，所以“践君子之迹”的人是很少的。第二，他认为史学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也使人感到“可畏”。他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实在事关重大。第三，他从个人的品质上赞扬“仗气直书”、“肆情奋笔”的史家，鞭笞“谀言媚主”、“曲笔阿时”的史学现象。刘知几从社会根源、史学工作和史家个人品质来分析直笔这个范畴的涵义及其实践，是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刘知几的直笔论也有局限性。一是他对直笔的传统和实践的估计过于严峻，认为“世途之多隘”、“实录之难遇”，这固然同他所处时期史馆工作的混乱以及他自己的遭际有关，也同他看待世情的方法和主要是以举例来说明曲笔泛滥的方法有关。二是他认为直笔应服从于名教，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这显然同他所阐说的“史之为务”的宗旨相悖，也同他所批评的“谀言媚主”、“曲笔阿世”的现象相近。名教在他那里成了直笔的限度。当然，这也是跟当时门阀社会尤重名教有关，而其影响则波及千年以下。中唐时期，柳宗元为批评韩愈写的《答刘秀才论史书》，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柳宗元的这封信，从无神论的高度批评了韩愈说的“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论点;又以史以“取信”后世的神圣职责阐明史家应坚守“直道”的必要性;还指出史家要有一种自觉的精神，不是要靠别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的。柳宗元这封信中所提出的一些见解，把刘知几的直笔论又从理论上推进了一步，他不仅仅是从个人的“秽迹”、“恶名”来看待直笔的作用，而是真正把直笔同史以取信后世的庄严事业直接联系起来。中国史学上的“董狐笔法”，经孔子首倡、刘知几等人的发展，成为有丰富内涵的直笔论，其影响所及直至明清。

直笔是信史的基础，但仅有直笔还是不够。因为秉笔直书一般是对当时人记当时事提出的要求，而 一部信史的完成往往不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后人的俊识通才方能完成。关于这 一点，刘知几曾有很精辟的论断：“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通·史官建置》)当时之简，属于草创，以博闻实录为贵，而实录是其核心;后来之笔，功在经始，以俊识通才为贵，而通识是其核心。二者相须而成，乃有信史。重实录，自应提倡直笔精神;尊通识，关键在于采撰艺术。故采撰论实为信史原则的又一要义。刘知几说：“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史通·采撰》)他举出《左传》、《史记》、《汉书》的作者不仅都广征博采，而且所征所采者都是“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刘知几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采撰同“取信”的联系。还列举了一系列在采撰上失误的事例，如“苟出异端，虚设新事”，“诙谐小说，或神鬼怪物”，“务多为美，聚博为功”，“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还有“古今路阻，视听壤隔”、“泾渭一乱，莫之能辨”等。他的结论是：“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刘知几的采撰论，一是指出史家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才有可能写出名作;二是这种征求、采摭工作必须谨慎对待各种文献和“异辞疑事”。总之，不博采不能成一家之言，不慎采则必然误入歧途。只有把博采同慎采结合起来，才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在刘知几看来，这种“后来之笔”在“俊识通才”上的要求，中心问题是鉴别文献的虚实和价值，是如何把握历史事实。采撰论提出的论点，在史学史上有充分的根据。刘知几举《左传》、《史记》、《汉书》为例，其中《史记》是最有代表性的。司马迁自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自序足可用以揭示刘知几提出采撰论的史学渊源。采撰论的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后人所继承与阐发。中晚唐时期，李肇撰《唐国史补》，他在序中阐明撰述宗旨时，把“纪事实”放在首要位置上。曾任史馆修撰的李翱作《百官行状奏》，认为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宋人吴缜给“事实”下了一个定义，即“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他认为“为史之意”的根本在于“事得其实”(《新唐书纠谬》序)。这些观点反映出史学家们在关于怎样看待历史事实方面所作的理论探索，从而丰富了采撰论的内涵。

直笔论和采撰论是信史原则的两大理论基石，其核心是求实与取信，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占有重要位置。

功用论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客观历史的鉴戒作用。《尚书 · 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都是说要以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作为鉴戒。人们认识到史学的这种作用也很早，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教导太子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韦昭注曰：“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春秋，是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统称。楚国国史，也称为梼杌。春秋、世、令、语、故志、训典，是几种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历史记载。申叔时的话，包含了对于历史记载之功用的广泛认识。在史学兴起之初，人们就有这样的认识，说明史学对于政治、对于统治人物的个人修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楚国史官左史倚相，就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见解在政治活动中发挥运用而著称于世。根据孟子和司马迁的说法，孔子是古代史学上第一位认识到历史撰述之社会功用的史家。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在答壶遂所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时，引用了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从《春秋》记事所用的事例来看，他们的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汉初君臣是懂得历史撰述的政治功用的，刘邦命陆贾撰《新语》一书就是很突出的事例。司马迁更加明确地阐述了史学的政治功用和社会功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强调“《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的作用，指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说明《春秋》中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为借鉴。第二，他认为《诗》、《书》、《春秋》、《国语》等书都有“述往事，思来者”的作用，这也是他著《史记》的主旨。第三，他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作为撰写历史的主要内容，把“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撰述的志向，这是史学家第一次表明历史撰述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自觉意识和崇高信念。东汉以后至唐初，史家论史学功用者甚多，其中东汉末年荀悦所论比较有代表性。他在《汉纪序》中论《汉纪》的内容是：“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术艺焉，有诡说焉。”这说明他对西汉史事有明确的分类。他又论《汉纪》的功用是：“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者之常训，典籍之渊林。”这虽是就《汉纪》说的，但可以看出，荀悦对史学的功用有比较开阔的认识。当然，这里说的兴、治、动、静、言、行、惩恶劝善、奖成惧败，主要还是指的政治功用，但也不限于政治方面。盛唐时，刘知几著《史通》，进一步丰富了功用论的内容。刘知几的新贡献在于：首先，他阐述了史学为什么具有社会功用的问题。他指出：“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策，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史通·史官建置》)这是从历史认识和古今联系上说明历史撰述的功用，而特别强调古代史官所起的作用。其次，他指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同上)把史学的功用提到“急务”和“要道”的重要性上来认识，这还是第一次。把“生人”与“国家”同史学的关系相提并论，以前也不曾有过。唐太宗曾经说过：“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修晋书诏》，《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这是 一个政治家的卓识。刘知几提出“史之为用”这个概念，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是有特殊意义的。再次，刘知几关于“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的论述，也包含着从理论上说明史学功用的几个方面。中唐以后，史学家经世致用思想有了明显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充实了功用论的内涵并使其具有鲜明的社会实用目的。杜佑《通典》自序说：“所纂《通典》，实采群吉，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强调历史撰述的主要目的是“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进理道要诀表》，《玉海》卷五十一)。李翰所作《通典》序，详论《通典》“经邦”、“致用”之旨，是阐述史学经世致用理论的大文章。杜佑的撰述旨趣，反映出他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两点是不同于前人的。第一，他突破了在史书中主要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总结治乱得失的模式，进而深入到从各种制度的兴革流变对历史上的治乱得失作全面的考察。事件、人物不能完全排除偶然的因素;而制度、政策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史学的功用，是功用论的重大发展。第二，他突破了史家历来所强调的史学对于现实社会尤其是现实政治的鉴戒作用这一认识模式，提出了以史学“经邦”、“致用”、“将施有政”这一具有直接实践作用的认识模式。朱熹认为：“杜佑可谓有志于世务者”(《朱子语录》卷一百三十六)。其中道出了杜佑的史学经世思想的真谛。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是史学功用论的新发展。在杜佑之后，经宋代司马光、郑樵，元代马端临，明代王圻，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顾祖禹，直至清中叶龚自珍，都在这方面有理论上的建树。其中，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叙论四》对资、治、通、鉴之涵义的阐释，从历史认识上进一步说明了史学何以有功用，何以可经世。他认为史学具有的功用是：“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王夫之的许多论述，多具有思辨的色彩，这是刘知几当时所不可能达到的理论高度。中国古代史学之功用论的发展，至龚自珍提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的命题而达到理论上的高峰。这个命题明快地表述了“史”与“道”的关系：道以史为基础，史以道为目的。无史无以言道，无道则史亦无用。这还可进一步理解为：史之为用，不应拘于一事一物，而应从明于道入手;道之为言，不应只是空论泛说，尤其是重大的道理，必先致力于史学才能获得。

史家修养论在古代史学理论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论史家修养的人很多，而所论基本范畴则源于孟子所概括的事、文、义。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他从历史的变化讲到春秋时期国史的发展，其中重点是论孔子所作的《春秋》。孟子认为，一般的国史所记之事不过是齐桓、晋文之类，其表述是记载历史的笔法，只有孔子的《春秋》继承了《诗》中所包含的大义。战国以后，史学上讨论史家修养或史学批评一般都要涉及到史事、文采、见识这三个方面。大凡有成就的史家，不仅重视史事与文采，而尤其重视历史见识方面的修养。在这方面，《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有很强的自觉意识。他撰《后汉书》，于序、论上尤下功夫。他自谓：“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狱中与诸甥侄书》，见《宋书 · 范晔传》)范晔对自己所撰的序、论、赞的评价，或扬之过高;但他的序与论，确是上乘之作，他强调“精意深旨”，正表明他对于历史见识方面修养的重视。他对“赞”的自我评价，说明他也十分重视文采。在史事的“整理”上，他认为与《汉书》相比“未必愧也”。他还重视史例，说：“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从这些方面来看，范晔在史家的自我修养方面有很高的自觉性，也有很深的造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惜他的“纪传例”已不存，难以窥其全貌了。《文心雕龙》一书虽出于文学评论家刘勰之手笔，但其中的《史传》篇却是较早讨论史学理论的专文。《史传》篇涉及到史学理论的几个方面，其文末赞语说：“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这几句话可以依次概括为体、事、义、文、直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不是指一个史家说的，可以看作是对史学的综合评论，也可以看作是关于史家修养的综合性概括。在唐代史学中，史家修养被作为一个明确的问题提出来，而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体系也大致建立起来。这方面的主要理论和著作主要有：《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唐高宗《简择史官诏》、刘知几论史家须有“三长”、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等。《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其中“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两句，分别出于《礼记》中的《曲礼》和《经解》两篇。《隋志》作者用这两句话作为对史家修养的总要求，可谓卓见。所谓“博闻强识”，主要是对史家在知识上的要求，包括广博的见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积累;所谓“疏通知远”，着重于对史家在历史知识运用上的要求，包括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历史发展动向的见识。所谓“识也”、“察也”、“达也”，则是这两个方面要求的具体表现形式。所谓“书美”、“记恶”云云，是对史家在工作上和成果上的要求。《隋志》作者说的是古，然而寄托于今，反映出他们的史家修养观。唐高宗《简择史官诏》提出要求说：“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其中所谓“业量该通”，概括了《隋志》说的“博闻强识，疏通知远”;所谓“操履贞白”、“谠正有闻”，是对史家在德行上的要求，否则不能确保国史的“典实”。后者正是这篇诏书在史家修养论上的价值所在，它明确地提出了史家不能不注重自身的德操修养。刘知几的史家须有“三长”说，是在他答友人问中加以阐述的。《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复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刘知几首次提出“史才须有三长”的说法，这是他在史家修养论上的理论贡献。他说的“学”，主要指丰富的历史知识;他说的“才”，主要指撰述能力;他说的“识”，包含器局和正直两个方面。才、学、识三个范畴的提出，其理论价值不止是在史家修养方面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规范，它实际上是涵盖了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方面。史学理论中的直笔论、采撰论、功用论，以及史学批评论，都离不开才、学、识这些范畴。在刘知几以后的千余年中，几乎所有的史家修养论者只能对其作某些引伸和发挥，而无法重建另外的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同时，才、学、识之史家“三长”说的理论影响，还超出了史学的范围而波及于文学。清代诗歌评论家袁枚认为：“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随园诗话》卷三)可见史学之外，刘知几亦有知音。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说同他的直笔论一样，也有过于严峻之嫌。所谓“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不仅不符合中国古代史学的实际，也不符合他在《史通》中所首肯的一大批优秀史家。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一文所强调的是史家的责任感和“直道”精神，自可视为史家修养论看待。宋代以下，在史家修养论方面所可称道者，一是宋代曾巩，二是清代章学诚。曾巩曾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修撰等职，参与过一些校正前史的工作，并为此撰写了有关序录，反映出他的史学见解。《南齐书目录序》(《曾巩集》卷十一，又见《南齐书》书后)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史家修养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它同史学是否能真正发挥出其社会作用联系起来看待的。社会为什么需要史学?他认为：“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所谓“得其所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史学之种种成果乃是前人历史经验教训、可为后人借鉴的载体。这同刘知几说的“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的道理是一样的。而曾巩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指出了这种载体可能会有负社会之所托的种种原因，即：“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他说的意、实、理、辞这几个方面的要求，前人都提到过，但像他这样作综合的表述，还不多见。曾巩进而从正面论到他对“良史”的见解，说：“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里，他又提出明、道、智、文四个概念，可分别理解为为史之明、为史之道、为史之智、为史之文等几个方面的要求。这就是他的史家修养论的基本见解。结合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来看，曾巩说的意、理、智，都属于史识范围;实、明，当属于史学范围;辞、文含义相近，属于史才范围。他说的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有超出才、学、识“三长”的地方，这是中唐以来史学经世思想发展的反映。因此，曾巩提出的“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的命题，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曾巩的史家修养论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的：“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南齐书目录序》)他把“良史”提高到“天下之材”的高度上来认识和要求，从而超出了仅仅从史学范围来讨论史家修养问题，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曾巩的史家修养论中包含有对史家品质上的要求，但他没有像前人那样提得明确。章学诚在史家修养论方面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他明确地提出了“史德”这个极重要的范畴，并对其作了比较深入的阐释;二是他对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三长”说作了理论的说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的《文德》、《史德》、《妇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多次论及才、学、识。他说：“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文德》)又说：“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妇学》)表明他是肯定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说的理论价值的。他还对才、学、识三者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说明，而尤其强调史识的重要。刘知几只讲了才与学的关系，章学诚发展了他的观点，同时又指出：“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于是他进而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德》)显然，章学诚对刘知几的“三长”多少有些误解。第一，刘知几说的才、学、识并不限于记诵、辞采、击断，《史通》所论可为明证。第二，刘知几论史识，强调“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以及他的直笔论，都包含着对史家在德行上的要求，足见他并非不重史德。尽管如此，章学诚明确提出“史德”这个范畴，作为对才、学、识三个范畴的补充，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他说史德是“著书者之心术”，那末“心术”又作何理解呢?章学诚解释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他讲的“天”，就是历史的客观性，而“人”就是史家的主观性，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说不要用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历史的真实面貌。章学诚的看法还包含辩证的因素，这就是完全做到反映历史的真实即“尽其天”和完全做到排除史家的主观好恶即“不益以人”。这些要求都是极难达到的，但如若史家懂得这个道理并努力去做，也就称得上“著书者之心术”即具有史德了。那末有没有判断“心术”的标准呢? 章学诚认为，“心术”是通过“文辞”表现出来的，因而由文辞可推知史家之心术，由心术而判断其德之高下。他进而又认为，“气”和“情”是审视文辞的两个方面，“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而“气贵于平”，“情贵于正”，都在平时的修养，即“心术贵于养也”。如若“气失”，则宕，则激，则骄;“情失”，则流，则离，则偏。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故“心术不可不慎也”。这是章学诚对史德、心术、文辞所作的哲学思考。刘知几用列举实例的方法以揭示“正直”与“不直”的区别;章学诚是用推理的方法，从理性的高度来揭示“心术”之正与不正的区别，这显示出章学诚在理论上确有超出刘知几的地方。但刘知几论“正直”与“不直”时，是从社会根源讲起;章学诚分析心术则视为史家的内省功夫，在这一点上章学诚也有不及刘知几的地方。章学诚同刘知几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也未能摆脱“名教”的桎梏。其《史德》篇以三分之一的文字来证明《离骚》与《史记》“皆不背于名教”，连《史记》中所可能反映出来的任何一点批判精神都加以否认，这不免又使他的“史德”论的理性之光多少带有一点暗淡的色彩。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史学批评论。史学批评反映了社会对史学的评价和要求，也是史学自身批判、继承、发展的一种机制，故史学批评论实为史学理论的重要方面之一。从史学初具雏形起，就有史学批评的萌生。孔子评论董狐、《左传》评论《春秋》是这一萌生的最早标志。孔子曾评论董狐书法。《左传》前后有两处评论《春秋》，一处是《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另 一处是《昭公三十一年》：“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这两处评论都包含三层意思，前两层意思是相近的，一是指出了《春秋》表述上的特点，二是指出了《春秋》的“惩恶劝善”的社会作用。第三层意思略有不同，前者是称道了《春秋》的作者，后者是说《春秋》受到了有社会身份的人们的重视。综观这两段话对《春秋》的评论，至少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至晚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史家已有了史学批评的意识。不过这种意识发展到自觉的阶段，当以司马迁的史学批评思想为标志。司马迁跟先秦史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从史学发展的观点上来评论《春秋》和其他史籍的。他在《史记》的《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匈奴列传》后论、《儒林列传》序、《太史公自序》以及《孔子世家》中，多次讲到《春秋》，论及《春秋》所记史事比《尚书》详细、《春秋》的内容和思想、它在史事处理上和文字表述上的特点、它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他还庄严地表示要执行先人的遗言：“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春秋》是他在历史撰述方面追求的崇高目标。这种从史学发展上对于《春秋》的全面评论，反映出他的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在《史记》其他各篇的序及后论中对先秦其他史籍的评论，也同样反映出他的这种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此后，有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于史籍多有评论。有班彪、班固父子因《史记》而著《汉书》，故对《史记》多有评论。二刘、二班在史学批评上对后世都有较大的影响。可以说从司马迁到班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真正具有了明确的史学目的而开始起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脱离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泱泱大国，史学批评也有明显的发展。其一，此时出现了评论历史专书的著作，如谯周《古史考》、刘宝《汉书驳议》、徐众《三国志评》它们分别是关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的评论。其二，此时出现了一些史学评论的专篇，而以《文心雕龙》的《史传》最为知名。而当着史家能够像司马迁那样对以往的历史著作提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又写出了史学评论的专书，这是到盛唐刘知几撰《史通》时才实现的。《史通》以史家、史书、史学功用、撰史原则、表述方法、史学评价标准等为研究对象，是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学理论发展上走向成熟的里程碑。自两宋以下迄于明清，史学批评有了广泛的发展，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历史文献学家关于史学批评的专书代有所出，其专文则不胜枚举，而《文史通义》则代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史学批评论的基本范畴和主要问题多与历史思想、史学理论相关联，但因其着眼于评论，故在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方面有其自身的要求和特点。举其要者，如：直书，曲笔，这是评论史家作史态度;采撰的得与失，这是评论如何对待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史法，史意，这是关于历史撰述的形式、内容和思想的评论;天，人，天人之际，人意，时势，事理，这是涉及评论史家对于历史变动原因之认识的一些范畴;会通，断代，这是关于史家之两种历史视野的评论;史学中的审美意识，这是关于史书体裁、体例和文字表述艺术性的评论;心术，名教，这是关于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的两个基本范畴;事实，文采，褒贬，这是史学批评中一般经常遇到的几个范畴;此外，还有史家批评论的原则和方法，比较在史学批评中的作用，史学批评中的“知人论世”，史学批评辩证法则的运用，史学批评的误区，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等问题。史学批评论是史学自身反省的理论和方法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及其在理论上的积累，是中国古代史学内在活力的一种表现。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史通》和《文史通义》最享有盛名。刘知几自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事，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为商略者远矣，其为发明者多矣。”(《史通·自叙》)唯其如此，他希望“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史通》在当时就获得了知音，著名学者徐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旧唐书 ·刘子玄传》)千年之后，章学诚论《史通》的命运和作用说：“其卓识不磨，史家阴用其法;其论锋可畏，故人多阳毁其书。”(《文史通义·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徐、章之论，说明了《史通》在当时和此后千余年中的作用。章学诚亦自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文史通义·与汪龙庄书》)。他希望“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文史通义》补遗续《又与朱少白》)。《文史通义》晚出，不像《史通》经历了千余年的史学检验。但章学诚所说“百年而后”云云，却被他言中。他死于嘉庆六年(1801)，而至20世纪初，《文史通义》不独为中国史坛所重，而且已跻身于世界史学名著之林。上述二例，足以证明史学批评对于史学发展的重要。

中国古代史官、史家创造了宏伟的史学事业，积累了繁富的史学成果，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中国古代史学在大约3 00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先秦时代的兴起时期，秦汉时代的“正史”之确立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史学之多途发展时期，隋唐时代的史学发展的转折时期，两宋时代之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辽、金与元代之史学民族内容的丰富，明代之史学走向社会的深层，以及清代之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时期。其连续性之清晰和时代特点之鲜明，都异常突出。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史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恢廓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求实精神和经世目的一致，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以及讲求文采、重视考据、探索理论等，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几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史学中也有谬误和糟粕，但它们掩盖不了这些优良传统的光华。

中国古代史学及其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而且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在19世纪，黑格尔就曾说过：“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历史哲学》中文版，第161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当代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论到司马迁关于商代历史的撰述时写道：“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30个帝王中的23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商代是完全应该承认的。”这两位著名学人是从世界各民族的特点和“中国人”这个整体来评价中国古代史学的，因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科学价值。

中国古代史学不论在撰述成果上，还是在思想与理论成果上，都是一份丰厚的遗产。对于现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其现代价值主要在于它们所蕴含着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凝聚意识和丰富的历史智慧，都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示与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