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儒释道的交会与融通

从魏晋迨至隋唐，儒学虽仍被立为官学，可是已失去其在思想界的独尊地位。儒学与佛教、道家竞长争高，从佛道两家吸收思想材料来丰富自身，成为这一时期儒学发展的新特点。

魏文帝以后，“九品中正”制代替了汉代的经术取士制度，经学不再成为猎取功名的工具，读经的儒生大为减少。不过，经学的传统并没有中断，仍有一些学者以治经为业，并出现了一些经学大师。首先站出来向郑学挑战的经学大师是王肃(195～256)。王肃据说是伏生的 十七传弟子，治过今文经学;他又是古文经大师马融的学生，是一位兼通古、今文的经学家。他试图打破郑学的一统天下。他虽反对郑学，但走的治学路子同郑玄倒是一致的，也是杂糅今、古文经两派的学说，寻求统一的经学。不过，凡郑学主古文经学的地方，他都改从今文经;凡郑学主今文经的地方，他都改从古文经，以这种办法推倒郑学，树立自己的权威。他还编造《孔子家语》和《孔丛子》，假托孔子的名义攻击郑学。在魏正元(254～256)年间，王学尚不能替代郑学;到司马氏掌权，身为晋武帝的外祖父的王肃有了政治力量为靠山，终于压倒郑学。到东晋时期，郑学复兴，再次超过王学。在魏晋时期，郑学与王学之争取代了今、古文经学之争，成为经学发展的主要内容。但王、郑之学的争论并不是魏晋时期经学的全部内容。在这两派之外，还涌现出王弼的《周易注》和《周易略例》、何晏的《论语注》、杜预的《左传注》、范宁的《谷梁传集解》以及梅赜呈出的伪传古文《尚书》等一批有影响的经学著作。

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学和北学两派。南学受玄学影响较大，重文辞不重经术;北学受玄学影响小，拒斥老庄，学风朴实。无论是南学还是北学都倡导义疏，这与以明经为主的汉代经学大相径庭。

唐代结束汉以后几百年的割据局面，重新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这时，统治者又开始扶植经学，以显示其文治武功。唐高祖李渊即位不久便下诏置州、县、乡之学，立周公、孔子之庙，令欧阳询撰《艺文类聚》，整理经学文献。唐太宗李世民更尊崇经学，先后开文学馆、弘文馆，优选学界名士。他任用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为十八学士，令他们分班轮流讲述经义，议论朝政。贞观二年(628)，设国子监祭酒博士，祭孔子、颜渊，并开始开科取士。治经学再次成为进身之阶。于是儒生趋之若鹜，使一度冷清的经学再次繁荣起来。据记载，当时攻读儒经的学生有8 000余人。

从南北朝遗留下来的经学有南学与北学之分，而且章句繁杂，诸说纷纭，这不利于科举取士。要使科举顺利进行，必须有统一的经学读本。于是，唐太宗诏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等编纂、注疏《五经正义》作为标准经学教科书。高宗永徽四年(654)，《五经正义》编成，颁行全国。其中有《毛诗正义》40卷，毛亨传、郑玄笺;《尚书正义》20卷，伪孔安国传;《周易正义》16卷，王弼、韩康伯注;《礼记正义》70卷，郑玄注;《春秋正义》36卷，杜预集解。在这五经中，古文经学仍占居优势。钦定的《五经正义》把众说纷纭的经义统一起来，为明经取士带来了便利，使广大儒生有所遵循，但也窒息了儒学的生命力。士子们为科举而读经，甘心墨守成规，不愿也不敢标立新说。这样，使经学再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了，变成了禁锢思想的桎梏。

实际上，从魏晋到隋唐，正统的经学家们只知抱残守缺，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推动。真正对儒学发展有贡献的倒是那些非正统的、敢于从道家或佛教汲取思想营养的学者。

魏晋时期玄学大盛，成为思想界的主流。玄学家以《老》、《庄》、《易》为三玄，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儒家。不过，大多数玄学家的确致力于援道家思想入儒，试图以道家的道论代替汉代经学的天论，探索挽救儒学危机的出路。他们厌恶经学的繁琐学风，然而并未失掉研习儒学的兴趣。首开玄学风气的何晏注过《论语》，贵无派的代表王弼注过《周易》。他们虽然兼治儒道两家之学，重心却是向儒家倾斜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玄学家关注和讨论的中心问题。名教是指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而自然则是指道家的本体论思想。大多数玄学家们都认为二者可以结合起来，试图把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建立在道家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上。

王弼(226～249)认为，名教出于自然，道家以无为本的自然之论可以成为名教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汉代经学之所以失掉范围人心的效力，根本原因在于片面提倡仁义等具体的伦理规范，只在细微末节上作文章，没有从根本上下工夫。这样作的结果使儒学流于形式，“崇仁义，愈致斯伪。”一些无耻之徒甚至利用名教弄虚作假，图谋虚名，冒充贤良，这就不能不败坏儒学的名声。王弼认为，名教只是枝节性的东西，要使名教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从根本上入手加固信仰的根基。他认为名教的根基就是道家常说的“自然”或者“无”。“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老子 · 二十五章注》)“自然”或“无”才是道德规范的形而上学依据，圣人正是从此出发才“立名分以定尊卑”，制定出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名教来。在他看来，名教是“末”，自然才是“本”。名教本于自然，出于自然。他要求人们从哲学上把握本体，提高维护名教的自觉性，从而解决对儒学的“信仰危机”。王弼以哲学的方式论证名教的永恒性、必然性，同以神学的方式论证名教的永恒性和必然性的汉代经学相比，自然要高明得多。

王弼还把儒家的尊君原则同道家的无为原则结合起来，提出执一统众的思想。他认为统辖、主宰万物的本体不是“众”，而是“寡”，不是“多”，而是“一”。“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也。”“夫少者，多之所专也。寡者，众之所宗也。”(《周易略例 · 明象》)他指出，这种以寡治众或从一治多的观点，既见于《周易》，又见于《老子》。他在《老子· 十 一章注》中写道：“毂所以能经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寡统众也。”车轱轳的三十根幅条之所以能形成一个整体，是因为轱轳中间的轴眼(无)在起作用。既然以寡治众是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当然也就应当成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了。在王弼看来，以寡治众是儒、道两家的共同见解，但对这一思想的阐发，儒家比道家深刻。他在注释《论语》中“一以贯之”时说：“贯犹统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论语释疑》)他认为孔子的“执一统众”的思想充分体现出无为的原则，可见孔子对无为的理解比老子更透彻：“圣人体无，无又不可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 · 文学篇》)这里的圣人是指孔子。王弼认为孔子的“一以贯之、执一统众”的思想实则是主张按照无为的原则办事，完全建立在“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只是孔子并不像老庄那样总是把“无”挂在嘴上。这种“孔胜于老”的看法在玄学家中相当流行。南齐周颙在《重答张长史书》中说：“王、何旧说，皆云老不及圣。”(《弘明集》卷六)王弼等人为孔子披上玄学家的外衣，把道家思想纳入到儒家思想的轨道。他们的“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等思想是对汉儒“春秋大一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一种维护皇帝权威的理论设计。

西晋玄学家郭象(252～312)比王弼更倾向于儒家。针对玄学思潮中“非汤武而簿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非儒倾向，他提出“名教即自然”的思想。庄子心目中的“神人”本来是离远俗务、超脱现实的理想人格，而郭象在《庄子·逍遥游注》中却把“神人”同儒家推崇的“圣人”划上了等号：“夫神人者，即今所谓圣人也。”他强调，精神上的超脱同世俗生活并不矛盾，二者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庄子·逍遥游注》)郭象发明的“精神超脱”法把庄子的逍遥哲学同讲究经世致用的儒家入世哲学熔为一炉了。他认为名教与自然没有任何矛盾，二者的统一构成了世界的和谐：“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大宗师注》)人不能没有自然之躯，也不能不接受纲常名教的规范。他主张尊卑、贵贱、君臣、上下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则大小俱足矣。”(《秋水注》)他要求人们恪守“内圣外王”之道，以超世的态度入世。郭象把道、儒两家的对立倾向化解了，把旷达任诞的玄学引向儒家的实践哲学，为儒学在沉沦中崛起作了理论准备。

佛教是儒、道两家之外的又一大的思想流派。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传播和发展，到隋唐时期已成为与儒、道鼎足而立的意识形态。在隋唐时期，儒学要求得自身的发展，一方面要应付来自道家的挑战，另一方面又要应付来自佛教的挑战。如何吸收佛教的思想资料、思维方式以推进儒学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家的主要任务。颜之推、柳宗元、刘禹锡、韩愈、李翱等人在这方面都作出过贡献。

颜之推(531～594)是一位精研儒学的学者，著有《颜氏家训》，主张以儒家的忠孝道德原则和伦理纲常“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他很受后儒的尊崇，素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说。他治儒学，但并不排斥佛教，是最早倡导佛儒合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佛、儒两家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他认为佛教为渐、为浅，儒学为积(同极)、为深，其倾向于儒自不待言。但他强调佛、儒都有助于人们道德观念的培养，引导人们弃恶扬善，有补于世风淳化。他不赞成以儒排佛的作法，为佛教辩护说：“善恶之行，祸福所归，九流百氏皆同此论，岂独释典为虚妄乎?”他指出，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同佛教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等“五戒”，都有劝善止暴的作用，以此说明融佛入儒的可能性。

颜之推只是从表层去寻找佛、儒两家的共同点，真正深入佛教堂奥的还得算中唐时期的柳宗元(773～819)和刘禹锡(772～842)。他们出佛入儒、浸润其中多年，力求在哲理层面上把两家融会贯通。有些儒家学者抓住佛教主张出家、毁弃人伦这一点全盘否定佛教的学术价值，柳宗元却不以为然。他批评这些人目光短浅，“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送僧浩初序》)柳宗元指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同上)显然，他是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去琢取佛教中的“韫玉”的。他主张“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刘禹锡也很赞成柳宗元的主张，认为佛教有益于教化，可以“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受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对于儒学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柳宗元、刘禹锡心目中的“韫玉”是指佛教那种有无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他们认为，吸收这种辩证思维的理论成果，可以增强儒学的理论性，把儒家伦理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刘禹锡和柳宗元发现，自汉以来的儒学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教条讲得多，抽象的哲理谈得少，缺乏思辨色彩，思辨性很强的佛教对于儒学的哲理化是有借鉴意义的。他们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初步探索。刘禹锡把佛教“缘起性空”说加以改造，以有释空，找到了把佛教出世哲学纳入儒家入世哲学的转折点。他对佛教“空”的观念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同：“上士介空而离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觉，不由有何以悟无?”(《牛头山祝融大师新塔记》)那么，“空”的哲学含义是什么呢? 刘禹锡的解释是：“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者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天论》)就是说空并不等于虚无，空本身就是有与无的统一，并不排斥有。这样，他便接过佛教“空”的观念，注入儒家崇有的内容。柳宗元对刘禹锡的观点表示赞成，他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写道：“所谓无形为无常者，甚善。”刘禹锡、柳宗元的“空”观启迪了宋代理学家张载，他进而提出“太虚即气”的理论。

韩愈(768～824)、李翱(772～841)与柳宗元、刘禹锡不同，他们不信奉佛教，都是激烈的排佛者。韩愈因上书谏阻唐宪宗把陕西凤翔法门寺收藏的“佛骨”迎到宫中供养，险些掉了脑袋。但他们一面排佛，一面也在从事援佛入儒的探索。韩愈模仿佛教的法统，编制儒家道统。他把儒家的源头追溯到尧，声称“尧以之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他以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说明儒家在华夏当居正宗地位，并以道统的继承人自诩。韩愈还借鉴佛教解释名相、范畴的研究方法，对儒家的思想体系加以概括和提炼。他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同上)意思是说，“道”与“德”是各家各派都经常使用的范畴，而仁与义则是儒家赋予“道德”范畴的特定内涵。因此，仁与义可以看作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韩愈由于采用了佛教的研究方法，他对儒家基本观念的阐发比起汉儒来要深刻得多。他的儒学思想哲理性很强，不是那种借天的名义所进行的粗俗的神学说教。

韩愈的学生李翱借鉴禅宗的佛性论和修养方法，改造并发展了儒家的心性学说，写出《复性书》上、中、下三篇。他参照佛教净、染之分的模式，提出性善情恶说。他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复性书》)按照他的说法，每个人的品性都是善的，只是由于受到情欲的干扰，使人的品性不能得以扩充，才使人显出圣、凡的人格差别。他把人的情欲比作使河水变得混浊的泥沙，比作笼罩火焰的浓烟，认为沙不浑，水自清，烟不郁，火自明，情不作，性自善。要恢复人们本来的善性，就必须作到忘情。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弗思弗虑”、“灭情复性”、“心寂不动”的精神境界，成就超凡入圣的理想人格。李翱灭情复性的理论同禅宗的“见性成佛”并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是把佛教倡导的“成佛”改为儒家倡导的“成圣”。李翱援佛入儒，因袭的迹象太过明显，并不太成功。但他以佛性印证心性，把儒家道德观念提到最高信仰的程度，毕竟开了宋明理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