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诗歌词曲·两汉魏晋南北朝诗

传统文化·诗歌词曲·两汉魏晋南北朝诗

这一时期被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期”。其在诗歌方面的主要成就是五言诗由成型到繁荣,七言诗由滥觞到初步发展,杂言的歌行体及五七言四句的小诗也趋于成熟。新兴的声律学逐渐应用到诗歌创作中,为唐以后的近体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包括诗歌批评在内的文学批评也空前发达繁荣,除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已接触到诗歌批评外,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许多章节都是专门论诗的,钟嵘的《诗品》更是系统的论诗专著。

两汉时,诗歌的成就不高,文人诗的成就更差。相对而言民间的“乐府诗”水平较高。

“乐府”本是汉代所设的音乐机关名,它是汉初统治者为润色鸿业、制礼作乐的需要而设置的,它的任务除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演奏外,还要采集各地的民歌。“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 · 艺文志》) 到了魏晋六朝,人们习惯于把这些汉代乐府机关所采集的原称为“歌诗”的诗歌称为“乐府诗”,于是“乐府”由音乐机构名一变而为诗体名。

据《汉书·艺文志》载,仅西汉乐府民歌就有138首之多,可惜流传甚少。现存乐府民歌大多是东汉作品,共有三四十首,其中富于文学价值的是那些采自民间的作品。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原则实际上和《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原则一脉相承,因而必然继承《诗经》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

有些诗揭露了当时严重对立的阶级状况,揭露了战争和劳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有的甚至直接写出了贫苦百姓被逼无奈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景:“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白发时下难久居!”(《东门行》)

有些诗写传统的爱情婚姻。如《上邪》一连气用五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来发誓,说只有到那时“乃敢与君绝!”热烈地歌颂了对爱情的忠贞。《孔雀东南飞》深刻地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倾心相爱的青年男女的无情迫害。这篇1 700多字的乐府诗是古代汉民族最长、最优秀的叙事诗。它述说了“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的悲剧故事。与此相反,《陌上桑》却充满喜剧色彩,写美丽机智的罗敷如何拒绝了“使君”的无耻追求。

乐府诗中最具有特色的是那些表现家庭、社会问题的作品。如《妇病行》写母亲临死前千叮咛万嘱咐地将“两三孤子”托付给丈夫,但这个丈夫——或许是后父,最终竟抛弃了孩子,又如《孤儿行》写兄嫂独霸家财,把幼弟视为奴隶,任意折磨役使,也深刻地揭示了家庭的悲剧。

汉乐府多“采摭闾阎,非由润色”,所以“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胡应麟《诗薮》卷一),成为它天然的本色。汉乐府或为杂言,或为五言,标志着诗歌形式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为后代杂言歌行及五言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汉乐府最显著、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它刻画出许多性格鲜明、情节完整的形象和事件,标志着叙事诗进入了更成熟的阶段。如《孔雀东南飞》用多种多样的手法生动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母、刘兄等一系列生动形象,描叙了休妻、离别、拒婚、再嫁、殉情等一系列生动情节,不愧为现实主义的叙事杰作。如果考虑到汉(族)文学叙事诗的不足,汉(代)以后叙事诗停滞不前的实际情况,那么汉乐府的这一艺术成就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汉代的文人诗成就不高。尤其是西汉时期只有项羽、刘邦等人几篇急就短章《垓下歌》、《大风歌》等较为生动感人。到了东汉,文人受西汉以来五言民歌影响,逐渐重视对五言诗的写作。班固的一首咏缇萦救父的五言诗《咏史》,虽然“质木无文”,却是有史可查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以后张衡、辛延年等人相继而起,或自作,或拟乐府之作,五言诗逐渐发展起来。它比起“文繁而意少”的四言诗,多出一个单独的音节和词汇,因而能“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诗品》)。

到东汉末年,出现了一批作者姓名已不可考的五言诗,后人便把它们泛称为“古诗”。历史上曾有人把这些作品系于西汉时期枚乘、李陵和苏武等人的名下,这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在这批古诗中有19首以《古诗十九首》的名义被选入《文选》,它们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魏晋时期最值得称道者一是建安诗人,一是正始诗人,一是太康诗人,一是大诗人陶渊明。

汉魏易代之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于是在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产生了一批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幹、阮瑀、应玚)为羽翼的“建安诗人”,他们关切现实,慷慨有志,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写下了一大批具有高度现实性和饱满感情的作品,其风格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的特点及产生背景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如曹操(155~220)的《蒿里行》写讨伐袁绍之战,《苦寒行》写东征高干,都写出了事件的经过,战争的残酷,人民的苦难,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而曹操的《短歌行》、《龟虽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杂诗》等,又都抒发了作者真切复杂的思想感情,不愧为优秀的言志抒情之作。特别是曹植(192~232)的《赠白马王彪》,剖析了在皇室内部残酷斗争中的悲愤心情,更是一篇写实与抒情相结合的佳作。曹植特别擅长五言,他在曹操“清峻”、“通侻”的基础上更注重“骋词”和“华靡”,因而使五言诗更趋于繁荣。而曹丕(187~226)的《燕歌行》则是有史可查的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诗。

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与曹氏之间展开了殊死的血腥倾轧,特别是司马氏借“名教”杀人,剪除异己,政治异常黑暗。应运而生的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后人称他们为“正始(魏齐王年号,241~249)诗人”,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思想反对现实政治。他们也关心现实,但黑暗的政治迫使他们由奋发进取转而变为或愤世嫉俗,或消极避世;他们也饱含感情,但朝不保夕的处境迫使他们由慷慨激昂转而变为或隐晦曲折,或任达旷放。阮籍(210~263)的82首《咏怀》诗可视为正始诗人的代表作,这些诗“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王夫之《古诗选评》卷四),都写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而且这种组诗的形式又开创了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

西晋“太康(晋武帝年号,280~289)诗人”以“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无张华,而有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最为著称。他们的共同倾向是更注重文章的华美和写作的技巧,而在思想内容方面有所减弱。正像《文心雕龙·明诗》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但出身清寒的左思有一些抨击当时门阀制度的作品,写得十分深刻生动。

东晋时,随玄学而兴起的玄言诗逐渐盛行。这种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毫无可取之处。因而陶渊明在此时的出现更显得光彩异常。陶渊明(365~427)(图39)为人以讲究气节,不为五斗米而向乡里小儿折腰著称,深受后人的爱戴。他的诗以描写田园著称。这些诗充满了对污浊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如在《归田园居》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但他并非是浑身的静穆,他也有些“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说明他并未完全忘怀世事。陶渊明的诗在艺术风格上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平淡自然。他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描写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好像一切都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熹语)一样。但他的诗虽平淡,却不浅薄,相反非常醇厚有味,能在平淡中见真淳,在自然中求深刻,在古朴中出意境,因而能产生像苏轼所评价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奇趣”。如其名作《饮酒》之五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意在言外,深得含蓄隽永之美。

南北朝诗最可称道者是山水诗的兴起。在此之前,诗中对山水的描写只处于起陪衬作用的宾位,而此时有些诗人却把山水作为审美的对象纳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正像《文心雕龙·明诗》所指出的那样:“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最著名的诗人有谢灵运(385~433)及谢朓(464~499),世称“大小谢”。大谢善于移步换形,经营画境,偶尔也能写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这样得之自然的神来之笔。谢朓的山水诗“清机自引,天怀独流,壮景为幽,吐情能尽”(《采菽堂诗选》),较大谢又进一步。如其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晚登三山》);“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不管是在捕捉山水情趣方面,还是在情景相生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南朝诗的另一特点是更注重形式与技巧。注重“隶事”、“藻绘”,以用典繁富、词藻华丽为美,随着声韵学的逐渐兴起,更讲究诗歌的音韵之美,于是到齐梁的沈约时终于提出“四声八病”(八病指: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之说,要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 · 谢灵运传》),时称“水明(齐武帝年号)体”。再加之这时统治阶级异常腐化,他们专用这种华美的形式写其纵情声色的生活,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宫体诗”。梁简文帝、陈后主、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都是这一诗派的代表人物。

但南朝诗人终有能发扬“左思风力”者,这就是鲍照(? ~466)。他继左思之后,对士族制度再度抨击,其《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的某些作品抒发了他所说的“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的感慨,悲愤地呼号道:“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他还写了许多边塞诗,对诗歌题材的开拓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诗体方面,他又是七言歌行的创造者。他善于学习汉魏乐府,能于杂言中条理出以七言为主的规律,又变曹丕《燕歌行》的句句押韵为隔句押韵,或有规律的换韵,使七言体走向成熟。

南北朝的民歌也很发达,南朝民歌可分为“吴歌”与“西曲”两类。前者出自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后者出自长江中游一带。南朝民歌几乎以歌咏爱情为唯一题材,风格婉丽柔靡,多用复沓、叠字、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如其代表作《西洲曲》云:“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不但句句不离“莲”字,而且巧妙地以“莲”谐“怜”,表达相思之情。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迥然不同。社会的动乱、战争的残酷,家庭的离析都在民歌中有充分的反映,而风格的豪迈奔放又充分体现了北方民族孔武强悍的精神。其代表作如《木兰诗》、《敕勒歌》,已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世名作。与北方民歌相比,北方的文人诗成就较差。只是到庾信等人由南入北后才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