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论著。明徐渭撰。徐渭(1521—1593)，字文长，一字文清，号青藤道士，天池山人，别署田水月。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少年即有文名，但屡应乡试不举，早年为总督胡宗宪聘为幕府书记，协助参与平倭事宜，屡出奇谋，宗宪被杀，因惧祸佯狂而去。后因误杀继室，下狱论死，得好友力救获释。晚年靠卖书画为生，以狂放不得志终其一生。徐渭在诗文、书画、戏曲和理论批评方面均有很高成就，他自谓：“吾书第一，诗次之，文又次，画又次之。”一生著述宏富，有《徐文长集》三十卷，《逸稿》二十四卷，杂剧《四声猿》、《歌代啸》，戏曲论著《南词叙录》等。
《南词叙录》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是一部论述南戏的专著，又是中国古代专论南戏的唯一著作。南戏为当时文人所歧视，但在民间又相当活跃，富于生机。徐渭撰述此书一方面是为其争名，同时也是补学界之空白，著者自谓：“北杂剧有《录鬼簿》，院本有《乐府杂录》，曲选有《太平乐府》，记载详矣，唯南戏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予尝惜之。客闽多病，咄咄无可与语，遂录诸戏文名，附以鄙见。”全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南戏的源流和发展、南戏的艺术风格和特色、南戏的声律、南戏的作家作品以及南戏常用术语、方言的考释等，最后附以戏文目录。关于南戏的源流，《南词叙录》认为：“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接着著者又引用了另一则见解：“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此二说对南戏的源流阐述已颇为清晰。关于南戏的发展，则谓：“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宋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顺帝时，忽又亲南而疏北，作者猬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永嘉高经历明……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这一段表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认为南戏乃“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既肯定了曲与词的关系，同时又肯定了“里巷歌谣”在南戏形成中的地位，这颇为符合南戏形成的实际情况;二是比较概括而准确地缕述了南戏从宋代到明初的演化迹象。在《南词叙录》中，作者还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南戏的特色。在徐渭看来，早期南戏在音律上“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肯定南戏在初创时期音律上的灵活状况，同时，早期南戏“语多鄙下”，至高则诚“以清丽之辞，一洗作者之陋”，但南戏发展到明初，以《香囊记》为始，“以时文为南曲”，“南戏之厄，莫甚于今”，于此肯定了南戏在初创时期的艺术面貌。关于南北曲的异同，《南词叙录》中有一则著名的论述：“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戏则纡徐绵渺，流丽婉转。”徐渭高度评价南戏，与其对于“本色”的弘扬密切相关，他认为南戏“有一高处：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这是徐渭戏曲主张的核心。王骥德曾言：“先生好谈词曲，每右本色。”(《曲律》)所谓“本色”就是要通俗自然，以家常语入曲，而反对以“秀才家文字语及引传中语”(《昆仑奴题词》)写曲，要求在创作中做到“俗”与“真”的统一，这是徐渭“本色”论的主要内涵。徐渭对当时尚处于民间状态的南曲四大声腔作了较早的考察和评价，特别是对昆山腔，更是给以有力的辩护，将其与隋唐之雅乐相提并论，旨在提高昆山腔的身份。另外，《南词叙录》在南戏的宫调音律问题上的论述，以及对南戏作品的评价亦颇有价值。
徐渭的戏曲创作和理论研究促进了明后期戏曲创作和理论上的繁荣，他的勇于创新的精神对汤显祖影响尤大。“越中”曲论家王骥德、吕天成、孟称舜等更直接受到他的创作和理论思想的影响。《南词叙录》全面地论述了南戏这一艺术门类，在宋元明清四代，是唯一的一部研究南戏的专著，其在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上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今存有“壶隐居黑格钞本”、《读曲丛刊》本、《曲苑》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