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堂诗话

诗话集。二卷。南宋张戒撰。张戒(生卒年不详),字定夫,又字定复。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曾任县令。南渡后,绍兴五年(1135)以赵鼎荐入朝,历任国子监丞、兵部员外郎守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司农少卿诸职。张戒力主抗战,绍兴八年和十二年,以沮和议、党赵鼎、岳飞,两次外贬或免官,最后以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的虚衔赋闲。诗话之名,源自《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由此推测,诗话当作于晚年赋闲之时。

《岁寒堂诗话》上卷是诗歌理论综述,表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运用来指导评价历代的诗人诗作;下卷则专论杜甫诗歌,以杜诗为艺术典范,通过具体的文学批评和审美鉴赏,继续深入地论证和阐发其诗歌美学思想。其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一、紧密结合现实斗争,从积极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儒家的“诗言志”说。两宋之交的诗坛,江西诗派执牛耳,论诗有重字句而轻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张戒对此颇不满,因而发挥“思无邪”的“言志”说与之相对抗。诗话开篇就明确指出:“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古诗苏李曹刘陶阮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张戒之“言志”,并非复古,而是具有了现实斗争的历史新内容。如评杜诗《哀王孙》云:“观子美此诗,可谓心存社稷矣。”评《可叹》诗云:“忠义之气,爱君忧国之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其词气能如此,恨世无孔子,不列于《国风》《雅》《颂》尔。”评论者的主体情绪强烈。又如评杜诗《行次昭陵》,赞美“太宗之治”,于兵戈未已之际,“指挥而安率土,遂荡涤污俗而致太平”;又哀叹“后世子孙寂寥,无复太宗开国时遗风,是以‘流恨满山隅’也”。在宋朝南渡之时,这些言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认为情志也有正邪之分,只要坚持“思无邪”的美学标准,情真志正,则“世间一切皆诗也”。

二、既否定江西诗“法”,又主张情景天生,含蓄蕴藉,不期于工而自然天成。如云:“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又说:“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但是他在重视思想内容而主“言志”的同时,又并不忽视对于诗歌艺术特性的探索。如批评白居易诗“情失于太详,景物或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又盛赞《诗经》中“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二句:“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所谓“中的”,指的是符合诗歌的艺术实际,情景相生,自然凑泊,宛然如画,卓然天成。为此,他反对江西诗派那预作艺术法式的故作“新奇”之态。他认为人的情志随物赋形,千变万化,而“不可预设法式”。所以他进一步猛烈抨击了江西诗“法”,云:“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虽然不无偏激之处,但是对于当日诗坛的不良风气,的确具有救弊补偏的意义。

三、不仅在苏黄诗风未替之时,猛烈抨击江西诗论,而且进一步提倡向上一路的格调与学诗途径,已开严羽《沧浪诗话》之先河。如云:“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中出尔。”这些意见,启发了严羽“取法乎上”的理论,对后来明清诗论中的“格调说”,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岁寒堂诗话》于诗论发挥,题旨集中,议论生动,态度严肃,立场鲜明,绝不作模棱两可之论。又基本上不作繁琐考证,不重琐事闲谈,也不拘泥声律,对于传统诗话那“资闲谈”的随笔风气,既是破坏,又是创新和发展,为建立一种体制严肃的新诗话开拓道路,因而对清初叶燮《原诗》这类自具理论体系的诗论著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本已佚。后世如澹生堂诸书目所载,均为一卷。如《说郛》、《学海类编》、《萤雪轩丛书》俱为节本。而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据《永乐大典》所载而覆盖以《说郛》本中《大典》所遗各条,厘为上、下二卷。今通行为中华书局排印丁福保《续历代诗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