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著作。十五卷。清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七有传。明末崇祯举人，明亡，仕南明桂王为行人，遭受奸人的谗害。曾举兵抗清，后隐居衡山石船山，拒不仕清，杜门著书。学识渊博，遍涉天文地理历算，文史哲俱通，尤其在哲学上反对程朱理学，成就为大。诗文词兼工，著作丰富，后人汇成《船山遗书》，有一百余种，三百五十八卷之多。
《楚辞通释》在编排上，卷一至卷十二与王逸注相同，卷十三至卷末与王注有异。卷十三和卷十四为江淹的《山中楚辞》、《爱远山》，卷末则为王夫之自作的《九昭》。他认为贾谊的《惜誓》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尚“得屈宋之遗风”、“绍楚辞之遗韵”，故予保留。“而《七谏》以下，无病呻吟，蹇涩肤鄙之篇，虽托屈子为言，其漠不相知，徒劳学步，正使湘累有灵，实应且憎”，故删去不录。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同意朱熹的看法。
此书各篇均有解题，先列王逸之说，后说自己之见，有的同意王注，有的则驳正王注之讹。这些驳正之论往往十分精彩，引人注目。如他反对王逸说《天问》“文义不次序”，认为“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求往古，终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并进而概括此篇主旨为“有道而兴，无道而丧”。他亦反对王逸谓《九歌》有“风谏”之意，驳之曰：“今按王逸所言托以风谏者，不谓必无此情……熟绎篇中之旨，但以颂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但其情贞者其言恻，其志菀者其音悲。”“《九歌》以娱鬼神，特其凄悱内储，含悲音于不觉耳。横摘数语，为刺怀王，鬼神亦厌其渎矣。”指出王逸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不免亵渎。如果说《九歌》中夹有一些悲音，也只是不自觉地流露，而断非讽刺怀王。这样理解，比较准确地把握《九歌》为祭祀乐歌的特点。他又认为《礼魂》不是单独的篇章，而是其他各篇的共同结尾，为“送神之曲”。这一说法得到闻一多的响应，并进而以为《东皇太一》为各篇共同的开头，为“迎神之曲”。如此则《九歌》恰为九篇。又如，他认为《卜居》是“屈原设为之辞，以章己之独志也”，“故托为问之蓍龟，而詹尹不敢决，以旌己志”，“而王逸谓其心迷意惑，不知所为，冀闻异策，其愚甚矣”。所论甚中肯綮。
又如论宋玉《九辩》，谓其“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玉虽俯仰昏廷，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愍一于君国，非徒以厄穷为怨尤。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既指出屈宋之间的继承关系，又概括《九辩》独特的艺术特征及其在辞赋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凡此都能启迪后人深入理解屈宋辞赋。
此书的注释根据作品的段落层次，先释词句，然后分析其含义，简洁明了，时时发挥独到之见。如释《离骚》“蹇吾法夫前修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曰：“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迁窜之后，而知几自审，当怀王之时，矢志已夙密，于此见之。君子之进退生死，因时以决，若其要终自靖，则非一朝一夕之树立，唯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对于屈原在《离骚》中即已决心一死而至顷襄王时方才自沉，其酝酿时间如此之久，人们往往难以理解，故对彭咸是否水死表示怀疑，那么王夫之对屈原生与死的分析就为读者提供了思路，解答了疑难。
又如对于《离骚》中“兰”与“椒”的分析亦甚精辟，谓兰、椒、
王夫之反对明末黑暗政治，坚持反清立场，故在字里行间时露感慨。如《离骚》“哀众芳之荒秽”下曰：“此周公鸱鸮取子之悲，所不能已，李杜戮而党锢兴，赵朱斥而道学禁，盖古今之通恨也。”《天问》“汤谋易旅，何以厚”四句下曰：“夏后为羿所灭，少康依于斟寻，此有夏覆舟之前鉴。使桀能以为戒，则汤将何道取之乎?所谓殷鉴不远，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也。”这些都是针对明末清初的形势而发的感慨。
《楚辞通释》的缺陷是用后代道教炼丹养气之说来解释富于想象的诗句。如《离骚》自“远逝以自疏”以下，谓：“君心已离，不可复合，则尊生自爱，疏远而忘宠辱，修黄老之术，从巫咸之诏，所谓爱身以全道也。以下皆养生之旨，与《远游》相出入也。”因此便有“龙吞虎髓，龙虎匹合交媾而与神遇，则三花聚顶”、“和气守中，长生之玄诀也”之论。《远游》中，则更多“金液还丹”、“龙虎合，铅汞化”、“一色真铅”等道教术语。如此理解则《离骚》一篇不免支离破碎，而《远游》几乎等同于养生炼丹的道书了。
较好的有民国影印的《船山遗书》本;通行的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排印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