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著作。南宋朱熹(生平见《诗集传》条)撰。朱熹著述大多为阐释儒家经义之作，唯有此书是为纯粹的文学作品作注，因此颇为引人注目。

当时南宋苟安一隅，情况正与战国末期的楚国相仿佛。朱熹坚持抗战立场，故借注释楚辞寓其“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序)。他本人的遭遇与屈原亦有相似之处。他倡导理学，教授生徒，为巩固王朝服务，只是由于不肯阿附权贵，便不断受到攻击，特别是受到韩侂胄的排挤诬陷，理学被列为“伪学”而遭禁阻，追随左右者被当做“伪党”，朝廷下诏命“伪党”“改视回听”，否则“必罚无赦”。他自己的境遇非常困难，加之对他有知遇之恩、曾任相职的赵汝愚则更为不幸，竟遭贬谪而死于途中，因此，朱熹有意作此集注以寄托感愤之情。“庆元乙卯，治党人方急，赵公谪死于道。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一日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引杨楫跋)“赵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周密《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禅》)。全书之主旨“在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以宋玉招魂，以抒故旧之悲耳”(《四库全书总目》)。这些记载都说明朱熹晚年作注之深意。

朱熹对于王、洪之注多有不满之处，认为它们详于训诂，王注可议之处不少，而洪注未予匡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沈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集注》序)有鉴于此，故朱注一方面吸取王、洪之长，同时抒发独到之见，以纠其误。

集注在编排体例上富于创造性。北宋晁补之曾选择文辞与楚辞相类者编为《续楚辞》二十卷，共收二十六人六十篇;又选其余祖述《离骚》者，编为《变离骚》二十卷，共三十八人九十六篇，朱熹则吸收了王逸和晁补之两家在编排体例上的特点，加以增删，附入注释、考证，成为集注一书。其中，将王注十卷中《七谏》以下四篇删去，把屈原作品二十五篇编为《离骚》五卷，把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的作品十六篇编为《续离骚》三卷，录荀子至吕大临等历代辞赋五十二篇，编为《楚辞后语》六卷。又有《楚辞辩证》上下两卷一百四十一条，对楚辞旧注的错误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辩，很有学术价值。这部集注实际上就是一部历代优秀抒情辞赋选，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辞赋发展的面貌。

朱注在选收辞赋作品时，有严格的标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编者“去取特严”。事实确实如此，他删去《七谏》以下四篇，是因为这四篇“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就其中谏、叹，犹或粗有可观，两王则卑已甚矣。故虽幸附书尾，而人莫之读，今亦不复以累篇秩也”(《楚辞辩证上》)。他另增收贾谊的《吊屈原赋》和《服赋》，是因为“二赋尤精”，可见其选材的精到。此外，对他自己不满意的作品也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适当选入，聊备一格。扬雄对屈原的自沉汩罗颇多微词，认为“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汉书·扬雄传》)。朱熹对其为人及《反离骚》十分反感，但他仍然将此文附在《楚辞后语》中，而在序言中表明自己的爱憎，谓其称美王莽，臣服新朝，“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

在注文方面，集注也很有特点。每篇正文前都有序言，总括题旨，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则纠正旧说，别立新解。突出的例子，如解“九章”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此说得到楚辞研究者公认，已成定论。具体注释时，朱注按用韵特点，以四句为一小节作注，先注字词，后串解大意。字词释义多用洪注，但力求简要，避免了洪注的烦琐。语言朴实简明。遇有难解不懂之处，辄加注明，具有实事求是之风。

朱熹是反对王注穿凿附会的解释的，在《辩证》中，他不止一次地给予批评。如王注以为《离骚》结尾所写的飘风、云霓等都有比喻象征意义，作者则以为这些“但言神灵为之拥护服役，以见其仗卫威仪之盛耳，初无善恶之分也。旧注曲为之说，以月为清白之臣，风为号令之象，鸾凤为明智之士，而雷师独以震惊百里之故使为诸侯，皆无义理”，从丰富想象的表现手法来理解作品的浪漫精神，切合文学作品的特征。不过他有时与王注一样，从忠君爱国的角度来看待《九歌》，认为这组抒情浓郁的祭歌“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见恳切之意。”

集注对某些作品的段落，冠以“赋”、“比”、“兴”的字样，仿《诗经》传释之例，难免割裂形象整体。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主观武断的地方，如以“摄提”为星名，而不是“摄提格”年份之省写。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岂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诚是。

较好的版本有南宋理宗端平乙未刊本，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有《四库全书》本。通行的有扫叶山房的石印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