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文集

别集。二十卷。唐杜牧撰。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父杜佑是中唐名相、史学家。文宗大和二年(828)举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先后任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后擢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杜牧晚年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杜紫微”、“杜樊川”。

《樊川文集》辑编杜牧作品四百五十多篇,诗歌一百七十八首。杜牧在文学上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诗歌、散文、辞赋、政论都有成就。他有比较进步的文学见解,认为文章应“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强调文以致用,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还说:“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

杜牧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与晚唐杰出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古诗受杜甫影响,大多写政治社会题材,格调豪健跌宕,寓风骨于流利之中。《感怀诗》、《郡斋独酌》等叙述了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战祸连年、民穷国困的情况,抒发了安邦靖国、造福人民的政治抱负。反映出他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此外,《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同情封建社会妇女的不幸遭遇;《李甘诗》赞扬朋友的刚直气节,情事委曲尽致,亦称名篇。杜牧的今体诗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运用比兴手法,把北方边地人民比作惊弓的哀鸿,对他们在异族侵略下颠沛流离的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哀婉而有余味。《洛阳长句》以豪放的气调抒发自己旷达的胸怀,同时也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忧伤心态。杜牧的一些写景小诗,如《泊秦淮》、《山行》、《江南春》绝句,大多托景见情,以质朴的语言、简洁的白描,传达出悠远不尽的诗情画意。而像《赤壁》、《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过华清宫绝句》之类咏史绝句,则笔法含蓄,讽刺深刻。“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都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创的议论,叙议结合,警拔精悍。杜牧也写过一些放浪、颓唐的诗作,如《遣怀》、《赠别》、《叹花》等,无疑是他诗中的糟粕。

杜牧的文章在晚唐也自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以政论著称。他的《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等篇,都有感于时政而发,表达了他论政、用兵、固边、削藩各方面的政治主张,是他散文中的重要作品。尤其是《罪言》纵论天下大势,主张削平藩镇,加强统一。文章议论犀利,见解深刻,在当时很有影响,为宋祁的《新唐书·杜牧传》全部收录,得到欧阳修的赞许,认为笔力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在晚唐四六骈文通行的情况下,杜牧写文章坚持使用散体,笔锋犀利,精炼晓畅,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著名的《阿房宫赋》则骈散兼用,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创“散赋”新体,突破了唐初以来赋体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的赋体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杜牧的创作,以其俊爽豪健、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好评,在唐代独树一帜。清代洪亮吉说他“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北江诗话》),全祖望甚至称誉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杜牧之论》)。

有明刊仿宋本,明吴峙刊本(有文无诗)。今有影印明翻宋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为底本,参校各本,校点出版,并附校刊记,未加注释。清代冯集梧有《樊川诗集注》四卷,附《外集》、《别集》、《补遗》各一卷,注释较详,有《四部备要》本、乾隆四十五年刻本,1962年中华书局据此重印,增附录、评述汇编等。今人镠选注的《杜牧诗选》择取精当,注释详备,是杜牧诗较好的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