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训释著作。四十卷(经注本七十卷)。又称《孔疏》。唐孔颖达撰。孔颖达(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少时曾从刘焯问学。至唐代，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诸职。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李世民“命孔颖达与诸儒定《五经》(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通鉴》卷一九五)。据《毛诗正义》序，参加此书编撰的还有王德韶、齐威、赵乾叶、贾晋曜、赵弘智等。

这是一部全面总结两汉至唐初《诗经》研究成果的官修著作。孔颖达注经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所以《毛诗正义》以阐述敷衍《毛传》、《郑笺》之意为主。《孔疏》首先根据《诗序》和《毛传》统释经文诗义，然后分别对《毛传》、《郑笺》加以诠释。往往是先指出毛、郑的引文出处，再征引他书予以补充，最后联系诗旨敷衍发明。一旦毛、郑意见相左，《孔疏》一般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将两说加以调和，如《大雅·绵》“行道兑矣”，《毛传》释“兑”为“成蹊”，《郑笺》释为“不有征伐之意”，区别很明显。但孔颖达强为疏通云：“以无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随成径。”矛盾遂被弥合。不过这样曲为之说，反而淆乱辞义，并不足取。另一种方法是如果歧异无法调和，便分释其义。如《曹风·下泉》“浸彼苞稂”，《毛传》释“稂”为“童粱”，《郑笺》则释为“凉草”，《孔疏》分别疏释二说。这种典型的“疏不破注”的方法，虽然于二说无所定夺，但较之曲意调和似更为客观。

《毛诗正义》是“奉敕”撰定，其说诗不但反映了封建正统的思想，而且受当时政治的影响，注经有附会时事者。如《卫风·淇奥》，《疏》云：“武公杀兄篡国，得为美者，美其逆取顺守。齐桓、晋文皆以篡弑而立，终建大功，亦皆类也。”这显然是讳饰唐太宗杀李建成、元吉而夺位之事。《孔疏》是官学，与《毛传》、《郑笺》的私学不同，阐发经义时不得不有所顾忌。这是官学的一大特点，也是《诗经》研究中一种新的倾向。但是，在整个《诗经》研究史上，《孔疏》毕竟是一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基本著作，确有不少长处可供借鉴。

一、《孔疏》对两汉至唐初的《诗经》研究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唐以前的《诗经》研究，学派林立，歧说纷纭。《孔疏》虽宗毛、郑，但对其他各种学说之有价值者，都采用录以备考的方式予以保留。据孔颖达的序，《毛诗正义》是以隋刘焯、刘炫的义疏为稿本，对两晋南北朝说诗者如全缓、何胤、舒瑷、刘轨思、刘丑诸家之言，并能加以融贯。魏晋时王肃、王基、孙毓诸人，或申毛，或袒郑，纷纷著书，互相攻讦，而《孔疏》能兼收并蓄，时时采纳。二、《孔疏》是最早从版本学、校勘学角度对《诗经》进行研究的著作之一。唐初流传着各种《毛诗》版本，《孔疏》对这些版本进行分析、比较、校勘，考订优劣，判断真伪。如《小雅·雨无正》：“旻天疾威。”《孔疏》：“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误也。”这是以对校、本校辨订伪讹。虽然这些校勘只是初步，但为《诗经》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具有深远的意义。三、《孔疏》不但指出毛、郑引文的出处，而且泛引他书加以补充。其中大多数书籍已经亡佚，赖《孔疏》以传。如陆玑的《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诗经》研究的重要著作，原书已佚，现存者即是从《孔疏》中辑出来的。这种客观上的文献资料保存作用，使《孔疏》成为研究唐以前《诗》学、训诂学、文学艺术、政治制度等的珍贵宝库。四、《孔疏》对诗歌的内容有较进步的思想分析。如《小雅·十月之交》，《孔疏》曰：“日月之食，于算可推而知，则是虽数自当然，而云为异者，人君者位贵居尊，恐其志移心易，圣人假之灵神，作为鉴戒耳。”“或亦因人之祸衅，偶与相逢，故圣人得因其变常，假为劝戒。”他认为日月的蚀不是灾异，是自然界必然现象，可以推算出来的。为什么诗人说“日月告凶”呢?那是他借灵神以劝戒人君罢了。接着他又批判董仲舒、何休、刘歆迷信灾异及天人感应之说。这种思想分析无疑是进步的，对当时和后世读诗者都有很大启发。五、《孔疏》对《诗经》的艺术手法有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诗之六义，风、雅、颂是诗歌体裁，赋、比、兴是诗歌表现手法，并非另有篇幅。他还认为《周礼》六义的排列之所以为风、赋、比、兴、雅、颂者，是因为赋、比、兴是民歌风诗的艺术特征，所以紧接在风之后;雅、颂虽然也运用这些手法，却是从民歌中汲取营养的。这些分析至今还影响着《诗经》的研究。六、《孔疏》文字通俗易懂，在疏通诗意的同时注意点明毛、郑的训释义例和修辞手法，使汉代经师简质深奥的文字变得明白晓畅，颇便后学。

《孔疏》的缺点，除了前面已提及的之外，一个最大的毛病是繁琐，连篇累牍，难以终卷，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但是，《毛诗正义》作为一本法定的《诗经》读本，在《诗经》研究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出现，使《诗经》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权威，直到南宋朱熹《诗集传》出，才受到有力的挑战。

今通行的有清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出版有影印的缩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