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屈原》

中国第一个大诗人。名平,字原,楚国王室的同姓贵族。楚武王之子瑕在春秋时封采邑于屈地(传说在今湖北秭归),遂以屈为姓氏,这就是屈原的先祖。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被楚怀王任命为左徒。据现代学者考证,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宰相),是楚国内政外交方面的重臣。屈原所处的时代,正值七国争雄之际,鹿死谁手,还殊难预料。屈原作为贵族重臣,力主变法图强,联齐抗秦,曾两度出使齐国,为楚怀王所依重。后佞臣上官大夫争宠,在楚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宣称楚国的王令非他莫能制定,也就是说,怀王不过是傀儡。怀王大怒,屈原被罢免左徒之职,转任三闾大夫。三闾大夫相当于后代的宗正,掌管王族昭、景、屈三姓的宗族事务,品级并不低,但却远离权力中心,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再不能产生影响。但出于“忠君爱国”之心,屈原依旧发表自己的政见,结果被楚怀王放逐到汉北。后来,楚怀王入秦被扣,顷襄王继位,由于屈原坚决反对顷襄王的亲秦政策,又被放逐到沅、湘一带。当秦军攻破楚国郢都以后,屈原悲愤交加,在绝望之中,投汨罗河自杀。屈原之死,不是后代所谓“殉节”或“愚忠”,而是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原因。战国时代,诸侯力政,游士纵横天下,君择臣,臣也择君,合则留,不合则去,如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李斯就是楚国人。西汉司马迁对屈原的人格赞美备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对其自沉汨罗的行为却表示不解:“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其实,战国诸侯非同后代大一统王朝,而是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王国,秦国的胜利,是秦民族和秦文化的胜利;同理,楚国的失败,也是楚民族和楚文化的失败。屈原作为同姓贵族,与楚国及楚文化有着生死相依的联系,这种一往情深而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心理矛盾,决非后代的忠君思想所能比拟。屈原是楚国文化所化之人,用现代史学家陈寅恪的话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也就是说,屈原之死,是楚国文化衰落的象征,是人生悲剧,更是文化悲剧。屈原的作品,以其宏大壮阔的气势和一唱三叹的宛转,表现的是楚文化的灿烂辉煌、瑰丽神奇(如《九歌》),表现的是楚国贵族面临文化衰落之际的心路历程和不被理解的痛苦(如《离骚》、《九章》),表现的是楚国哲人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的思索和诘问(如《天问》)。将个人情感和民族精神融为一体,而成为楚文化的象征,这就是所谓“楚辞”。正因为如此,屈原的作品除了《九歌》而外,是很难以轻松愉快的心情,从所谓“纯欣赏”的审美角度来“赏玩”的。其错综复杂的情感,司马迁已表示难以理解,扬雄甚至作《反离骚》,东汉班固以为屈原是“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王逸将其视为“履忠贞而被谗邪”后的怨愤之辞。直到南宋朱熹以“忠君爱国”来解读屈原,也只是塑造了一个儒家所谓的“忠臣”形象。秦汉以后,生活在大一统时代的士大夫们,多从屈原的作品中读到个人的不遇,读到君臣之间的难以理解,而这正是屈原作品引起历代士大夫共鸣的主要原因。故鲁迅曾非常俏皮甚至近于刻薄地说:如果贾府的焦大会作诗,他也会作一篇《离骚》的。真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