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一、已往对于小说研究的忽视
小说是现代文艺中最蓬勃发展、势力最大的文艺类型。谈世界文学的人，认为古希腊文学的类型是史诗和悲剧，中世纪以圣僧文学为主，文艺复兴时代以但丁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主，十七、十八世纪是诗和散文的时代，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是小说的时代。小说在欧洲产生得晚，近代意义的小说书在英国和法国都只在十七世纪产生。英国最早的小说家DanialDefoe(笛福)(1659-1730)的《鲁滨逊飘流记》作于1719年，但论者又以SamuelRichardson(理查逊)(1689-1761)的《Pamela》(《帕美拉》)(1740)为近代小说之祖。法国最早的小说家Prévost(普列服)(1697-1763)，Marivaux(马里沃)(1688-1763)，还有认为MadamedeLaFayette(拉法夷特夫人)(1634-1693)的《PrincessofCleves》(《克莱福公主》)为最早的小说。这些都在十七世纪以后。
在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人向来不看重小说，认为是消遣品，而且有不良的影响的，保守的家庭不让子女读小说，并且认为小说的笔墨是粗俗的，不高雅的。评论小说的著作也非常之少。Brunetière(伯吕纳吉埃尔)说过，在小说发生的最初两世纪，法国翰林院绝没有推举小说家做会员的。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家，在九流十家的最后一家，不在九流之内。那些书都散亡了，并且也不是近代意义的小说。直到唐代产生了文言短篇小说(传奇文)，到宋代以后有白话话本小说，但是流传到现代的也不多。宋元时期有些短篇小说写得很好，元明之际产生了伟大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以后有《金瓶梅》、《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这几部大书。可是那些通俗读物，向来不为古典文坛所重视，是《四库全书》所不收的。在中国古典文坛，向来以诗和古文为正统。词和曲、戏曲也还有些评论和叙述历史的著作。小说的被重视，始于清末梁启超辈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更被重视。第一部研究小说历史的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成书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后。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俞樾，在他们的笔记里有些小说考证材料。民国十几年间，蒋瑞藻收集小说考证材料著《小说考证》(中间包括有戏曲考证，小说是广义的)。此后研究小说的人就多了，但是除了鲁迅以外，也只有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二册(商务)，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的部分，可以供我们的参考。
说到小说的作家，话本是说书人的集体流传的作品，拟话本的章回小说的作者也多数不是很有名望的文人。这使小说更被忽视。同时，它用俚俗的语言、人民口语的语言，描写社会人情世态，暴露社会现实，富于现实性和人民性，因而为统治者所嫉视、不敢正视的。但正因为如此，它为一般市民所喜爱，实际上教育了人民大众。无论演史或小说，它们的势力不但达到识字的读者，并且通过说书艺术达到了一般文盲。小说和戏剧对于群众教育有同样力量，对于略通文字的人，小说的力量更大。
二、我们今天研究古典小说和小说史的意义
1。了解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五四运动以来的小说，受外来影响很多。但历史不能割断，了解过去，珍重民族传统，以便探求未来发展的道路。
2。阅读古典小说的优秀作品，继承文学遗产，从中学习小说创作的艺术和技巧。受古典小说影响的成功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赵树理等。又如《水浒传》的人民性和现实性，《红楼梦》的现实性和结构技巧，对于文艺创作都有帮助。
3。了解古典时代的社会、人民的思想感情。
4。了解白话文(语体文)的发展，学习近代白话文，研究语言。
在研究中应抱的态度，应是扬弃的，批判封建糟粕。旧小说里有不少无聊的东西，即便是几部杰出的著作，用现代的文艺批评眼光来看，都不能说是完善的作品。
三、东方文学的光芒———中国古典小说对于世界文
在欧洲，小说发展得很迟。希腊时期有几部中篇小说，不很重要，有《伊索寓言》等。罗马时期与拉丁文学里有些故事书，也不占文坛重要地位。希腊、罗马有史诗，乃是小说而用诗体来写的，所以近代的小说，也有人认为是“散文的史诗”。既然史诗不用散文写，所以我们也不能称为小说。印度的小说书《Panchatantra》(《五卷书》)是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的总汇，共有五卷，来源有些是佛教的本生故事(Jātakas)，而经过婆罗门教徒所编集的，在第六世纪上半叶已经完成。用散文体，夹着些诗体。《Kath-saritSgara》(《Oceanofriversofstories》)(《故事海》)用诗体，22000slokas(梵文诗对句)，124章。作者是Somadeva(月天)Kashmirianpoet(克什米尔诗人)，约在1070年完成此书。他说该书根据《Brihat-Kathā》(《GreatNarration》)(《故事广记》)(约在第一、第二世纪存在的书)。阿拉伯有《一千零一夜》，在十三、十四世纪完成的，而部分的故事远在此前。意大利Boccàccio(薄伽丘)的《Decameron》(《十日谈》)，1353年出版，约与罗贯中、施耐庵同时(当时中国为元朝末年)。而中国的短篇小说，文言的传奇文活跃在第九世纪。到978年宋太宗时，《太平广记》(文言杂记小说的总汇)编成。白话短篇小说话本十二、十三世纪已经有很好的创作，艺术技巧在Boccàccio之上。以上都可以说是短篇故事，大书也是由短篇串成的。
再说长篇小说。日本紫式部(女)的《源氏物语》(宫廷爱情小说)，六卷五十三回，约在1007年流布。中国的《水浒传》约在1360年罗氏作，以后有人续订(郭刻本在1550年后)。《金瓶梅》1610年有吴中刻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7—1763)，和Richardson差不多同时，而《红楼梦》的艺术远超于理查逊著作。
四、中国小说史的分期。小说这一名词的意义和小说的种类
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后1000年，战国到北宋初《太平广记》结集止，此期发展文言笔记小说。唐代的传奇小说为近于近代意义的小说。
公元后1000年到公元后1900年，古典的话本、拟话本、章回白话小说兴盛，为市民文艺。
1900年后，开始受西洋日本文学影响，集纳主义journalism(新闻、报道)，产生了期刊上分载的小说、翻译小说。
小说的广狭两义：
广义包括残丛小语、笔记、志怪搜神、琐事、杂言等，如《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甚至如《梦溪笔谈》，各种诗话等。也包括戏曲、弹词，如蒋瑞藻《小说考证》内所包括的。
狭义指虚构的人物故事，fiction(虚构)，如唐人小说、《聊斋志异》之类文言小说，白话章回小说，短篇及长篇。这是小说近代的意义。
1。由人民口头创作，转变为阅读文学，作者不止一人。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京本通俗小说》等，富于人民性。长篇巨构，历史发展非常明显。
2。一人作一书，如曹雪芹、吴敬梓等一生单作一书。人物多，包罗万象，寄托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3。受佛教故事的影响，有因缘、楔子。
4。故事连属，虽分章回而前后相连不断。
5。用第三人称。缺乏第一人称的小说书。作者化身为书中人物。
(二)小说的起源与发展(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后1000年)：
一、战国到汉末(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后200年)
小说的起源，在于人民爱听故事，这是劳动生产后的娱乐。没有文字以前，就有口头流传的故事。非现实的玄想，诞生了神话、传说；现实生活的渲染，产生了英雄故事；琐屑平凡生活中得到的体验和道德教训，成为鬼怪、异闻类故事；寓言、讽刺故事则总结了人生的智慧。故事反映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因为没有民间文学的发展，古代人民中间流行的故事便失散亡佚了。神话和传说偶然见于巫史的著录，如《山海经》、《天问》等。民族的英雄、氏族祖先的神话传说，如黄帝、禹等的非凡的故事，这些是可以作为史诗的材料的。在西晋初年发现于汲冢的竹书中，有《穆天子传》，写周穆王周游四海事，而所叙多据神话传说。其中穆王见西王母一段，颇具文采。
从春秋到战国，中国文字孳乳既多，字汇丰富起来，主要原因是掌握文字的已经不只是王室，也不限于贵族，庶人也求学。社会上的阶级经过一个翻动，士的阶层兴起，所以先秦诸子蓬勃兴起，他们的著作里有些短故事的穿插。先秦诸子的著作，大都是长篇大论，要做王者师，为统治阶级写的，著书的目的是献给君王，大术在于治国平天下，各有一套本领。但是没有大学问的，编了些与政治无关的小书，接近于民众的，那么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小说家”。据《艺文志》著录，有《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宋子》、《黄帝说》、《虞初周说》等一共有十五家。那些书比之《庄子》、《墨子》等要不成系统，但都是杂家杂说，说了些小道理，并非都是故事书。例如《青史子》讲到胎教等。而《周说》943篇是汉武帝时虞初所作，其中必定保留有许多古怪传说。可惜这十五家都不存在了，只有一鳞半爪见于他书所引。
这些书为什么称为小说家，且要将它们收入帝室书目呢？《艺文志》的撰述者班固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同时期的桓谭在《新论》中也曾经说过：“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这时的小说家并非职业的说书的，在当时没有职业说书的人。
道听途说，民间流行着许多故事传说或者格言、寓言，以及不正确的历史地理等知识，是小知识，无论哪一方面，是大人先生们所看不起的。
但是民间有许多智慧。有意义的故事，就为著作家所吸收，而先秦诸子文章之所以活泼，引用许多故事性的寓言、譬喻是一个原因。
《列子·汤问篇》有《愚公移山》和《夸父逐日》两个故事，这当然不是列御寇自己一人编造的。(《列子》是战国西汉年间书。)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年且九十，聚室而谋，要把它们移到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他，他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无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山海经·海外北经》亦有此。)
第一个故事表示人力可以克服困难，可以战胜自然，移山是有效的。但是人类有子孙生命无穷，这是家族主义。最后又有天神帮忙。山是障碍的东西，可以去掉，名为“愚”不愚。
第二个故事则说人力徒劳，夸父无功。太阳不可追逐，自然力大。但是他死后化为邓林，可以避阴，其志亦不可没，也有深意。
《列子》里面又有甘蝇善射，教弟子飞卫以小观大之术。数年，飞卫尽其术，乃谋杀甘蝇。二人交射，中路矢锋相触而坠于地，而尘不扬。其后二子泣而投弓相拜，请为父子，刻臂以誓。
又有魏黑卵杀丘邴章，邴章子来丹谋报父仇。黑卵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类也。来丹闻卫孔周得殷帝之宝剑三，乃委身于孔周求其一，得宵练剑。昼则见影而不见光，夜则见光而不见形。以之三斩黑卵，三击黑卵之子，皆不觉而支疆。此为中国剑侠小说之最古者。
其他小故事见于《韩非子》、《庄子》、《晏子春秋》等的很多。
狐假虎威的故事见于《战国策·楚策》。
大蛇负小蛇的故事见于《韩非子·说林》。
蜻蛉黄雀之喻见《战国策·楚策》。
鹬蚌相争的故事见《战国策·燕策》。
鹬蚌相争的故事见《战国策·燕策》。
桃梗与土偶语的故事见《战国策·齐策》。
皆近于童话寓言，可惜非常简短，都包含道德教训及战略。
可能是先秦古籍而富于小说意味的有《燕丹子》(保存在《永乐大典》中)。孙星衍录出，收《平津馆丛书》及《岱南阁丛书》。《四部备要》亦有。三卷。燕太子丹欲报仇，谋刺秦王政。谋之于田光，田光荐荆轲。以樊於期首、督亢地图入秦。刺秦王，功不成。所描写详于《史记》荆轲传，太史公作荆轲传，必有所根据，可能即《燕丹子》之类野史。《燕丹子》中有荆轲易水上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又有秦王姬人歌“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一歌。其一为《史记》所采，其二则《史记》所无。
此书描写细腻，近于宋以后的演史家。可见英雄故事，先秦可有。秦始皇之暴虐为人民所愤，而荆轲之侠义是为人民所歌颂悲怜的。
两汉方士，多造小说。假托东方朔所作者有《十洲记》与《神异经》，继《山海经》而荒诞过之，由巫术信仰到神仙虚说。《十洲记》有描写昆仑山的长篇文字。山为仙人所居。刘向有《列仙传》。此外又有《汉武内传》等，皆谈神仙。
惟赵晔所作《吴越春秋》，记伍子胥事，颇可观，是野史中的佼佼者。
神仙方士思想的兴起，反映极权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厌世思想，逃避现实的思想，同时又拍合帝王的好神仙求长生。
古来以君神合一，此时有凡人皆可成仙的平等观念。
二、魏晋南北朝(公元200年-600年)
曹植好读小说、异闻。他的《洛神赋》即采用了神话题材。《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说他初得邯郸淳时甚喜，特意洗澡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然后问淳：“邯郸生何如邪？”颇有与之比试才能之意。史载邯郸淳“博学有才章”。他著有笑话集《笑林》，撰集了许多俳优滑稽故事，是现存最早的笑话集。这些故事在成书前当已流行，所以为曹植所熟知。
此时期有干宝的《搜神记》，非常重要。有些民间故事保存在其中。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东晋元帝时为著作郎，著《晋纪》三十卷，集异闻为《搜神记》二十卷。二十卷本见于《津逮秘书》及《学津讨原》。另有八卷本见于《汉魏丛书》，非干宝书，后人所作。
干宝生活在320年左右，当时文学渐趋骈丽，而史官惯用散笔，不尚夸饰。哲学思想趋向老庄，并参佛教。正史所记是关于政治上军事上的人物，笔记中可以述民间琐事。《搜神记》文章质朴无华，且多记民间琐事，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俗有帮助。其书首记神仙，次述怪异，皆正史所不能容纳，而干宝认为民间传闻虽不足征信，亦可记录下来，以广博闻也。此书驳杂，也非有意为小说，无聊之处很多，有价值的也还不少。篇幅都不长，均简短。现挑选几个故事来看：
(1)盘瓠故事：盘瓠是高辛氏时的五色神犬。高辛氏宫中老妇人耳疾，医为挑出一虫，养于盘瓠中，化为五色神犬。时戎吴强盛，高辛氏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赐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盘瓠衔戎吴将军头来。群臣认为畜类，不可以官，又不可以妻。少女以为不可失信。王惧而从之。少女从盘瓠至南山。产六男六女，盘瓠死，自相配偶。于是开蛮夷之区，而盘瓠为蛮夷的祖先，其俗祭盘瓠。(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卷十四)
这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传说与图腾故事。来源甚远，故事亦有种种，此为一种记载而已，并不见得有诬蔑意义。
(2)蚕马故事：蚕神是马。此故事很美。是农民中间的传说，可以见到农民珍视蚕种，认为是神马与女子恋爱的悲剧所产生。其道德教训：勿轻视畜类，畜类和人一样有感情，有能力，有益于人。(卷十四)
(3)鸟妻：豫章新喻县一田夫种田，见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藏去一毛衣，一鸟不得去，留为妻，生三女。后使女问父，得毛衣，飞去。三女亦飞去。(卷十四)
很好的童话，惜太简短，无发展。
(4)吴王夫差小女紫玉的恋爱故事。(卷十六)
这是阶级不同的悲剧。有情致。较长。
(5)东海孝妇条：太守枉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又孝妇名周青，死时立誓血缘幡竹而上标。此为《窦娥冤》之本事，最古之传说。于公理此狱云。(卷十一)
(6)宋康王舍人韩凭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囚韩为城旦。凭得妻书，自杀。何氏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求合葬。王怒勿听，埋之，冢相望。生连理树，树上有雌雄鸳鸯，交颈悲鸣。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卷十一)
此反映封建主的残暴，民间夫妻被拆散。人民的愿望托于神话，是悲剧。敦煌石室中的《韩朋赋》也记载了这一民间故事。
(7)燕昭王墓前的斑狐幻为书生，见张华，辩才无对。张华与门客雷焕谋，以燕昭王墓前千年华表木燃之，以照书生，显原形而伏，乃烹之。此为狐精故事，是较早而情节曲折者。(卷十八)
(8)孝子董永妻织女故事。(卷一)敦煌有《孝子董永传》。
(9)范式(巨卿)、张劭(元伯)为死友。元伯卒，式梦见元伯告以葬期。式素车白马驰往赴之，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而柩不肯进。待式至，执绋而引，柩乃前。(卷十一)
(10)秦始皇时王道平与唐叔偕女小名父喻者恋爱。道平被差征伐，九年不归。女家以女别嫁，三年不乐而死。道平归，哭于女冢。女魂出，道平开冢复活。(卷十五)
又，晋武帝时，河间郡男女私悦，许相配。男从军，积年不归。女被父母逼嫁，不得已而去，寻病死。男还，哭于冢，发冢，女苏活。(卷十五)
此类故事，反映当时爱情不得自由，与《华山畿》故事约略同时，但天从人愿耳。
事约略同时，但天从人愿耳。又有陶渊明所作《搜神后记》，凡十卷。其中故事如：
(1)晋安帝时，侯官人谢端，少丧父母，为邻人所养，躬耕力作，得大螺，归贮瓮中。螺中出女为炊煮(乃天汉中白水素女)。见形乃去。于是乡人以女妻端。今道中素女祠是也。(卷五)
(2)桃花源记故事：有两条。其一，与《桃花源记》文字稍异，注明渔人名黄道真。文末无南阳刘子骥数语。其二，刘
或《搜神后记》非陶渊明作，而陶所作《桃花源记》乃偶并此二条为一也。
又吴均有《续齐谐记》。
三、隋唐五代(600年—1000年)
1。唐传奇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只产生了些谈神仙、鬼怪、琐言、杂事、笑林的书籍，其中有些很可宝贵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没有得到很好的加工制作和处理，反映社会现实也不够。篇幅又很短促。连篇累牍的冥报和冤魂的故事，受了民间的鬼报冤和佛教思想影响，也充满了迂腐的道德教训。直到唐代，文言短篇小说方始发展到最高峰。胡应麟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这话是正确的。例如干令升在《搜神记·序》上说：“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前边又说：“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那么干宝作《搜神记》竟是补史之阙，采录些神话传说，而他自己搜集异闻竟是相信鬼怪的。他并不是有心创造虚构的小说，否则他可以更添饰情节，写得更生动了。《搜神记》的故事是民间所传，是朴素的，只有轮廓。到了唐代文人笔底下的小说，才是有心的创作。
唐代文人笔底下的小说，故事总是离奇曲折的，不平凡的，有浪漫好奇的作风，无论长短。所以后来称为“传奇”文。在当时只称为“小说”，或者称为“杂记传”。“传奇”两字是裴钅刑所作几篇小说的一部集子名。以后文学史家借用他的书名作为唐宋这类文人创作的小说的总名称，称为唐宋传奇。(鲁迅编有《唐宋传奇集》，在他的小说史里也特立一章为“唐之传奇文”。)
这类传奇文的突然兴起和突然兴盛，分析起来可有几种原因：
(1)继承六朝神仙志怪，如《搜神记》、《续齐谐记》等类书中的短篇故事，创造发展，增长篇幅，主题更集中，情节更曲折，例如王度的《古镜记》、沈既济的《枕中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等，都是单篇杰作。
(2)由于古文运动，使散文得到合理的发展，促进记事文的发达。古文名家如韩愈、柳宗元等都试作小说。韩作《毛颖传》，柳作《种树郭橐驼传》和《河间传》，诙谐讽刺。
(3)由于进士制度，文人练习笔墨，投文谒见前辈以求推誉。赵卫彦《云麓漫钞》卷八：“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4)从隋朝开始，进士制度是文人向上爬的途径。文人的来源比较广泛，接近下层阶段，不完全是贵族门第出身。他们都经过漫游、浪迹江湖的阶段，见闻广，生活经验丰富些，所以有的写，所以多知这些江湖异人、豪侠故事。也由于长安洛阳多妓女，进士们和妓女交际往来，多知道些女性，所以能写出哀感顽艳的爱情小说，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
(5)由于唐诗的发达，诗和散文结合，唐人小说充满诗意。既叙事，又抒情，富于感染能力，又有具体形象，可以补诗的境界所不足。《唐人说荟》例言引洪迈语：“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确实如此。有些小说和诗歌是互补不足的，例如有元稹的《会真记》，便有李绅的《莺莺歌》(杨巨源亦有诗)，元稹又有《会真诗》；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又有陈鸿的《长恨歌传》。诗和散文结合，使得散文更美化。唐代文人都能诗，他们笔下的散文自然是非常流丽，这些都是改革俪体文而开创新文体的尝试。
文言小说，唐代到了高峰，宋人就不及。直到清代也只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争一日之短长。
《虬髯客传》，写唐开国时的英雄故事，风尘三侠，李靖、红拂、虬髯客。在这三位英雄背后，写李世民的为天命所归。是豪侠故事，而有真命天子的思想。此篇一作张说撰，一作杜光庭撰。《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都以人生如梦、道家出世思想为主题。《枕中记》传李泌或沈既济所撰，写有名的黄粱梦(吕翁点化卢生)故事，后为马致远剧本所本，亦借作全真教道家的祖师的故事。《南柯太守传》为李公佐所撰，把人生的富贵功名比于蚁穴中的争斗。反映当时文人看破功名，是社会不安定，郁郁不得志的文人所写。思想消极，而讽刺意味很深，在热衷功名的人们身上浇冷水。譬如说吧，卢生本来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是接近劳动人民的，但是他有往上爬的英雄思想。他认为“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吾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今已壮适，犹勤畎亩，非困而何？”他看重出将入相，而以勤畎亩为苦。吕翁给他一个枕头，他便身入枕中，得尝所愿。得娶清河崔氏女(婚于高门)，举进士，出将入相，竟为同列所嫉害，下狱，几死。幸得救，年寿而死。死时梦醒，逆旅主人方蒸黍未熟。然后悟到“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唐代文人爬不上去的非常多，爬上去而跌下来不得全终、迁谪至死者，也非常多，这些都是现实的。《枕中记》故事，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引《杂宝藏经》卷二娑罗那比丘为恶生王所苦恼缘，及《大庄严论经》卷十二中素毗罗太子娑罗那的故事，均同。鲁迅小说史引《搜神记》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此记实是合佛道两家传说而融合虚构，极尽其妙者。作者沈既济，又作有《任氏传》，写郑六遇妖妇，后知乃狐。其后又遇之市，谓郑六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讽刺不少。而此妖狐居然能使郑六享受夫妇美满生活，并拒绝强暴。讽刺意味更深。作《南柯太守传》的李公佐，写淳于棼梦入宅南古槐树底蚂蚁洞中，作槐安国王驸马，作南柯太守，经历险难，度过一生，乃是一梦。末后假托李肇作结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唐人小说兴于中唐，凡此皆反映安史乱后，国家由盛而衰，朝廷中多斗争，文人的厌薄名利、避世思想。李公佐又有《谢小娥传》，记女子复仇事。反映当时商业发达，而江湖中多盗贼。小娥父为富商，而父、婿均为盗所杀。《聂隐娘》(裴铏作)与《红线传》(袁郊作)，反映当时藩镇间互相兼并猜忌，阴蓄刺客。虽是剑侠浪漫故事，也暴露现实社会。
《莺莺传》中有门第阶级、礼教爱情冲突的现实问题。
《李娃传》解决这矛盾成为悲喜剧。
《霍小玉传》暴露这矛盾，成为悲剧。
这三篇使读者多同情于女性，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使娼妓的感情人格被人所推重，是有进步意义的，是积极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
其他如陈玄祐的《离魂记》、李朝威的《柳毅传》、薛调的《无双传》、裴钅刑的《裴航传》，都是积极的浪漫主义题材，情节曲折，动人听闻。
传奇文是受俗文学影响的。如《李娃传》即因当时流传有“一枝花”故事而写作的。其他采取、融合民间故事的也必不少。同时，唐人传奇也影响了俗文学的发展。如元稹的《会真记》，到宋代有说话人说“莺莺传”的，诸宫调及杂剧更据此作《西厢记》。《太平广记》(公元978年)为唐前小说的总汇，宋代小说人采取其中材料编造短篇小说就很多。
2。唐人的俗文学小说
话本小说虽始于宋代，唐代已有萌芽。
在中唐，《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多。”自注“乐天每与予从游，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本即李亚仙郑元和故事。说故事者是谁，注文太简，无法明了。说话甚长，已有一定艺术水平，可证唐代社会中已有说书艺人，在人家第宅中供应说书作为消遣。这是讲短篇小说，是宋代小说派的渊源。白行简的《李娃传》或是听说话人说此故事而写成的，未必是白行简写成后使说话人说书也。在唐代此李娃成为郑公子的正妻，在事实上或不可能，亦小说家言耳(至多纳为妾而已)。张政烺有《一枝花》考证，见《申报·文史》(民国37年6月26日)。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篇》也说：“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此当是说春秋故事的。
从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来看，可能唐代已经有“说三分”的。此为宋代演史派的滥觞。
唐代宫廷中亦有讲史官，敷演史事，以后宋代更发展，民间讲史，往往有供应宫廷者。
唐代寺庙有俗讲。元和末至会昌间，俗讲僧文溆最有名。俗讲是用通俗韵散相杂的底本，演说佛书，有讲经文(唱经文)、变文、押座文三类。押座文似引子，讲经文或唱经文是长篇，变文是短篇的一段故事。寺院俗讲后为宋代说经派的祖师。
赵璘《因话录》卷四：“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段安节《乐府杂录·文溆子》：“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乃撰此曲(指〔文溆子〕)。”
本来佛经是诗和散文夹杂的。经中多偈，需要用声调来唱，名梵呗，唱经动乐器。同时佛经中原本也多譬喻和因缘(缘起)，是小说成分。文溆僧的俗讲，耸动听众。原为宣传佛教，却带有极大的娱乐性，为迎合仕女心理，故事也中国化了，离经叛道了。听者买椟还珠，只在听故事，不厌倦，正如后世的听做法事。僧人借此求多得布施。讲经文如《维摩经讲经文》、《佛本行集经讲经文》等。变文中多转变为中国故事，开后世弹词、说因缘一派。
在敦煌发现的还有通俗的故事赋、词文等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写卷，如《韩朋赋》、《燕子赋》、《季布骂阵词文》、《季布歌》、《伍子胥》、《孝子传》等，是否唐代寺院俗讲文学的一部分，不能断定。似为受僧侣们影响而产生的俗文学。
《韩朋赋》见敦煌写卷伯字第2653号。较《搜神记》韩凭妻故事为曲折。说韩朋出仕宋王处，其妻贞夫寄书，甚有文词，为王所得。梁伯出计，使王使人到韩家骗取来王所，迫为妃。贞夫曰：“鱼鳖在水，不乐高堂。燕雀群飞，不乐凤凰。妾庶人之妻，不归宋王。”梁伯曰，贞夫爱韩朋，为韩年少有风姿。宋王遂打韩朋，落其二齿，使衣破衣，板筑清凌之台，使贞夫见之。贞夫望见韩朋而悲，寄书射于韩朋。朋得书自杀。贞夫亦自杀。宋王出游，找贞夫不见，唯得青白二石。石又生桂树梧桐，伐树，变成双鸳鸯。(按，其中贞夫跳台事，竟不明白，似有落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