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来形成的词体、风格与词派。“豪放”原为唐司空图《诗品》论诗歌风格第十二品。
宋人以豪放论诗论文谈艺者甚多，以豪放论苏词者，始于绍兴辛未(1151)曾慥《东坡词拾遗》：“豪放风流，不可及也。”宋末元初沈义父《乐府指迷》亦谓东坡、稼轩“诸贤之词，固豪放矣”。将唐宋词分为豪放、婉约者，始于明人张綖，谓“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诗馀图谱》)。
苏轼从来被认为是豪放词的始创者和代表。豪放词的特点是气势恢宏，它打破花间体以来以佳人绮艳为主的题材取向和创作定势，将广阔的现实生活纳入词的表现领域：在词里怀古伤今，论史谈玄，抒爱国之志，叙师友之谊，写田园风物，记遨游情态，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将应歌而作的女性声吻及普泛化的男欢女爱，变为士大夫缘事抒发情志的个性化之语，以其横放杰出的浩然气势与清旷超脱的逸兴，改变词坛由绮媚柔婉一统天下的格局。
如宋人胡寅所云：“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题酒边词》)豪放体以苏轼为马首，至南渡而作手群集，岳飞的壮怀激烈，张元斡的清壮顿挫，张孝祥的慷慨悲凉骏发踔厉，辛弃疾的失路英雄勃郁之气，雄深雅健顿挫沉郁，陈亮的经济之怀，横放恣肆，刘过的江湖清狂，刘克庄的痛快淋漓发露使气，直至金元好问的悲凉沉雄，构成豪放体以至于豪放派的发展脉络。
豪放体自由苏轼创始之初，便有“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碧鸡漫志》)与“句读不葺之诗”(《词论》)正反不同的两种评价。前者是对苏轼革新词体的肯定；后者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词“别是一家”的客观要求，却不免有固守本色论的狭隘之嫌。这种争论持续到宋末，张炎《词源》虽高倡清空骚雅，但仍把辛弃疾、刘克庄的豪气词划于雅词之外。金代元好问始谓：“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遗山自题乐府引》)
新中国成立以来，豪放体、豪放派因反映现实政治、表现爱国主义的社会功效而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并最终发展为压倒排斥各派的绝对优势。这种绝对化，同样偏离了词体发展的历史事实，反映出以狭隘政治、社会功效代替艺术价值的历史迷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