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章派文学是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在英国宪章运动中产生的文学流派。
一八三八年，英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普选权，提出了名为《人民宪章》的改革议会的纲领，遭到议会拒绝，于是在全国各地开展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宪章运动。它是无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宪章运动者为了进行鼓动宣传，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创办报刊，撰写诗歌、小说、杂文和文艺评论等文章，这样便产生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宪章派文学，其中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故又称宪章派诗歌。
宪章派诗歌内容丰容，题材广泛，特点有四：1。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它密切配合着宪章运动，并为它服务。很多诗歌作者是产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同时也是宪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以自己亲身的遭遇揭露资产阶级的残暴、腐朽、剥削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时代的道德观念。2。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宪章派诗歌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它取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之中，迅速及时地反映当时斗争中的具体问题和重要事件，诗中表现出工人阶级对未来充满信心和乐观主义的精神，表现了作者战斗的激情和昂扬的斗志。
3。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宪章派诗歌的内容是人民大众熟悉和关心的问题，其形式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体和圣诗体，节奏明快、强烈，语言朴素有力，形式短小精悍，并大量使用警语式诗句和讽刺手法。4。充满国际主义精神。许多诗作号召欧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争取胜利，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
宪章派诗歌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许多诗歌抒情性强，富有深厚的感情色彩，语汇丰富，诗律简洁生动。有些诗在模仿彭斯、拜伦及雪莱等的基础上又具有自己独特的诗风和新颖的意境。
宪章派文学的著名人物有：艾内斯特·琼斯、威廉·詹姆斯·林顿、杰拉尔德·梅西等。
艾内斯特·琼斯(1819—1869)出生在德国一个贵族家庭，曾学习法律。他于一八三八年到英国，一八四六年参加宪章运动，成为宪章运动左冀领导人之一，是宪章派文学最出色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一八四七年起，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取得联系，并有所交往，一八四八年，因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被捕，判刑二年。出狱后，他继续投身宪章运动，出版《人民通讯》杂志，刊载马克思的文章及其宪章运动者(包括他本人)的作品。一八五二年，他参加“共产主义同盟”。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四年间，他试图借助工人罢工斗争重振处于低潮的宪章运动，但没有成功，而给他很大打击。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年间，他曾脱离工人运动，参加资产阶级急进派的议会集团，因此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独立，他参加了英国小组的活动。
琼斯的诗歌大多刊载在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以及《工人杂志》上。他最著名最受欢迎的诗作是《未来之歌》(1848)、《人民之歌》(1852)和《贱民之歌》(1852)等。这些诗揭露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控诉了地主资本家对工农大众的剥削和压榨，号召工人起来革命，鲜明地表达了郁结在广大工农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并唱出了对未来的希望。这些诗篇在英国无产阶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他的《人民之歌》这样写道：
为人民歌唱——为工人歌唱，
他们在长期囚禁中呻吟；
放债者对人民怒目——国王和贵族，
还有骄横贪婪的教士们。
团结有力量——自己掌命运，
只要我们好好使气力，
傻蛋和恶棍的阶级统治，
就不可能再延续片刻。
打倒贪婪的权贵人物，
打倒万恶的黄金大王；
全世界看到，我们自由了，
姊妹岛也将获得解放。
……
琼斯在狱中时还写了许多诗，其中一首题为《庞尼瓦》。他借十六世纪瑞士的一位共和党人和爱国志士庞尼瓦因为试图推翻封建统治被囚于犀龙古堡(位于日内瓦湖北部悬崖上)长达六年的事迹，来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
除诗歌外，琼斯还写过一些小说，其中题为《一个民族的故事》(1847—1848)，描述波兰人民解放华沙、驱逐沙皇军队的英勇事迹。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妇女的苦难》(1850—1851)，描写工人家庭的贫困生活。
琼斯还发表过文艺评论。他在文章中联系英国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探讨文学上的问题，提出了宪章派作家们共同的美学纲领。他认为劳动者应有自己的文学，文学必须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号召作家到“人民中间来，为人民写作”。
琼斯被公认为是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始人。他的作品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具有人民大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
威廉·詹姆斯·林顿(1812—1897)是版画家，一八三九年发表组诗《献给尚未解放的人们的赞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编辑过多种刊物，写了许多歌颂英国和欧洲革命事件的诗篇，主要有组歌《各民族的挽歌》、《保卫罗马》等。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革命斗争遭到了失败，他于第二年(1849年)写的《各民族的挽歌》中，提出了失败者一定要继续斗争、推翻暴政、争取自由和解放的主张。在《保卫罗马》中，他热情歌颂了马志尼所领导的抗奥斗争，并说“保卫罗马，就是保卫全世界，我们进行的是同一场斗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林顿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写了长篇组诗《反对地主制的诗集》(1851—1853)和《人民集会》等。前者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谴责罪恶的地主制；后者号召人民团结来，应当象雪片一样聚集在一起，直到形成一次雪崩，雷鸣般地翻滚，把反动派统统埋葬。后来，他移居美国，一八七一年，他写了一本为巴黎公社辩护的小册子。
杰拉尔德·梅西(1828—1907)，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船夫家庭。他八岁进纺织厂工作，一八四三年迁居伦敦，充当信差。一八四八年，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后在左翼宪章派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上发表了他的《红色共和党人之歌》(1850)、政治抒情诗《“四八年”的人们》等，前者概括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觉醒过程，抒发了工人阶级决心同敌人斗争到底的革命豪情；后者热情讴歌了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运动中为自由而战斗的勇士们。他在宪章运动时期的全部抒情诗都收在《自由的呼声与爱情抒情集》(1850)一书中。宪章运动衰落以后，梅西脱离了工人运动，并向宗教和神秘主义哲学寻求精神寄托，走上了颓废艺术家的道路。
英国宪章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第一次革命运动，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和错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改良主义、宗教迷信的影响等，这些东西在宪章派文学作品中自然有所反映。例如，有些诗中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了和平和改革的幻想，或把希望寄托于上帝的“恩泽”上。然而，宪章派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上史的第一次出现，它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是巴黎公社文学和一切社会主义文学的先驱，它在英国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