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派是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其首领钟惺、谭元春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名。
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万历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著有《隐秀轩集》；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著有《谭友夏合集》。他们两人因合编《诗归》一书而得名，故又并称为“钟谭”。
公安派为了纠正复古派拟古剽窃的腐朽文风，力主“用浅新之语表现之”。这一文学主张针对前后七子之弊而发，对当时诗坛不为无功，但后学者“粗知趋向”，专仿效其“率易之语”，于是把创作推向另一歧路，形成了轻率浮浅的文风。因此，以钟谭为首的竟陵派，对前后七子之弊和公安派末流之失均为不满，认为今天一窝风仿效袁宏道，与当年一窝风仿效李攀龙等人一样，都属摹拟剽窃，故造成很大危害，这种现象如不改变，文学的发展是没有希望的。钟惺还认为学诗当求其精神，不要去取其途径(形式和派别)，途径虽异而有限，精神虽同而变化无穷。因此，他们认为七子的拟古剽窃、公安末流的浮浅文风及俚俗之弊，都是从“捷径”上取古人，而不是从精神上取古人造成的。他们指出七子的复古是“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者，以为古人在是” (钟惺《诗归序》)，是得古人之“烂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学之古人” (谭元春《诗归序》)； 而公安派倡宋诗，刻意与古人面貌异，其末流又专取其“俚俗”，这都是不见古人精神，不求古人真趣，不得古人“真诗”。他们的“病”或错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专从变化有限的途径上取古人。钟谭为了不再循七子老路，不重蹈公安覆辙，针对拟古派遗神得貌和公安派一味变古的偏弊，于是提出了“求古人真诗”的口号。所谓“真诗”，即“性灵之言”。钟谭认为古今创作有其共同性，也有不同处，抒写性灵的作品是“真诗”，这种创作“精神”才是古今所同而又历久常新的东西。古人性灵之言跃然纸上，是极富生命力的，后世有眼光的读者只要深入体味，就可以得此“精神”，达到学古求真的目的，即学习古人的创作精神——性灵，写出具有真情实感的好诗。按照这一基本精神，钟谭两人选编了隋以前的古诗及唐诗共五十一卷，合名为《古唐诗归》，又称《诗归》，单行本称《古诗归》、《唐诗归》。这是他们精心选编的一部作品，借以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钟惺《诗归序》说： “选古人诗而命曰《诗归》，非谓古人之诗以吾所选为归，庶几见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他们编选《诗归》的目的是“能使人归”，即以他们的评选标准为指归，要今天的人从古人“真诗”中去学习古人的精神。“诗归既出，纸贵一时”(朱彝尊《明诗综》)，因此，清代钱谦益《列朝诗集》说，公安末流“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由此可见，竟陵派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竟陵派实际上是公安派的继承与发展。钟谭两人的文学主张，在反对拟古，提倡“诗道情性”等方面，与公安派的观点相同外，在文学发展理论方面，竟陵派也与公安派一样，提出了“变”的观点。钟惺说： “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问山亭诗序》)谭元春说： “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 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才不由天，以念所冥为才。”(《诗归序》)他们都从“诗道情性”的角度出发，阐明了为文必须因人因时因事而变的道理。钟谭这种“变”的观点，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论点相同。这种“变”的观点，揭示了文学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时代在变，人事在变，物态、语言在变，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当然也得相应而变，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各有其特色与成就。这种“变”的观点，实为通达之论，无疑是正确的。
竟陵派还强调文章要“灵趣”与“朴厚” 相结合。所谓“灵趣”，即性灵，如严羽论诗所说的“盛唐诗人，惟在兴趣”；所谓朴厚，即充实的思想内容和醇厚浑朴的艺术风格。钟谭认为偏重性灵之作，最易犯纤、离、薄之病，为了吸取公安派的教训，故提出了这一主张。他们认为创作之有“灵趣”，犹如人的生命力，而“朴厚”则犹如人格学业的修养。人不可以没有生命力，但有了生命力，还不等于有修养，有修养而又有生命力的人才称得上一个完人。反之，修养须以生命力为基础，丧失生命力的修养也是不足取的。因此，他们十分强调文学要灵趣与朴厚相统一。谭元春在《题简远堂诗》中指出灵趣与朴厚两种艺术手段相互配合，才能产生文学的整体美： “夫诗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 朴者无味，灵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间，而验其候以为浅深。必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运，一篇之朴能养一句之神，乃为善作。”钟惺在《东坡文选》中认为灵趣是生机、神韵，并从儒家的观念出发，认为苏轼的文章不仅“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气，纡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中”，而且“取不穷而用不敝，体屡迁而物多姿”，是不能“漫然以趣之一字尽之”的。竟陵派在这里实质是反对片面强调灵趣，而主张文章既有灵趣，又有义理集乎于中的“理趣”，就是所谓“灵”与“厚”的结合，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钟惺《与高孩观察》则更进一步说明了“灵”与“厚”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灵”是创作的必要条件，“厚”则是创作的更高境界，知其灵，更须知其厚，学其厚尤贵学其灵，故“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他说：“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弟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诗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岩浚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铙歌》、魏武帝乐府是也。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若夫以顽冥不灵为厚，又岂吾孩之所谓厚哉！”他在这里强调了“灵”的不可缺少，但也确实看到了“厚”的境界的重要。因此，他对陶诗能把灵趣与朴厚有机结合极为赞赏，称陶渊明的《怀古田舍》是“幽生于朴，清出于老，高本于厚，逸原于细，此陶诗也。读此等作，当自得之。”他们主张厚出于灵，是学古而不落格调；他们又主张灵归于厚，是论趣而不落于小慧。前者为的是与七子不同，后者为的是与公安相异，这对纠正当时诗坛流弊是有好处的。
竟陵派为矫公安末流的浮浅文风，还力主以“深幽孤峭”为宗。钟惺在《诗归序》中说： “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谭元春在《诗归序》中说： “夫人有孤怀，有孤诣，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不肯遍满寥廓；而世有一二赏心之人，独为之咨嗟徬皇者，此诗品也。譬如狼烟之上虚空，袅袅然一线耳，风摇之，时散、时聚、时断、时续。而风定烟接之时，卒以此乱星月而吹四远。”这就是说，以“深幽孤峭”为宗的“真诗”，是在远离喧杂现实生活的虚无飘渺间，在于作者的“孤怀” “孤诣”能够超脱凡俗 而冥游于寥廓之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会到诗的“奇趣别理”，才能写出具有幽情单绪的好诗。钟惺还在《简远堂近诗序》中说：“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 其地喜净，秽则否； 其境取幽，杂则否； 其游止贵旷，拘则否。”他们甚至夸耀自己的诗说： “我辈诗文到极无烟火处。”竟陵派提出的深幽孤峭，当然不失为诗歌一境，标举出来对于反对当时肤熟庸俗的文风也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他们相对地排斥了诗歌的现实性与社会作用，因此，他们崇尚深幽孤峭的意境，反映了他们的独创性，也流露了他们的狭窄性。很明显，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封建阶级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情绪在文学理论上的一种反映。如果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和他们的创作实践已经给文学脱离现实，变成玩物和摆设提供了先例，但在他们的诗文中还不时有愤懑之语，有反对传统礼教束缚和追求自由旷达的一面。那么，以反复古派和救公安派之弊为己任的竟陵派，却更加发展了公安派理论中的消极面，使之陷入“狭”与“僻”的困窘，把文学引向了更加远离现实的境地。因此，竟陵派的诗文中“孤怀孤诣”、“幽情单绪”一类作品较多，象公安派的那些积极内容的作品较少。
竟陵派为矫公安派的轻率鄙俚之弊，在追求“真诗”意境深幽孤峭的同时，还力图造成与此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他们写诗多用奇字，押险韵，造怪句，以“噍音促节为能”，以显示其所谓“孤峭”。由于追求过甚，有时把诗文写成了似通非通的押韵散文，如“过此即大江，峡亦终于此。前途岂不夷，未达一间耳。……” (钟惺《西陵峡》)； 或写一些佶屈聱牙而又令人费解的怪句，如“鱼出声中立，花开影外穿”(谭元春《太和庵前坐泉》)，“树无黄一叶，云有白孤村”(钟惺《昼泊》)等；在评论诗文方面，亦以自己的“孤峭”为标准，如《课伐木》一序本来十分拙直，而钟惺评之说： “奥甚，质甚，古甚，则甚，细甚，使读者不易上口，正其妙处。”魏文帝《短歌行》的“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即谓其父武帝也，钟惺改为“圣老”，评之曰： “圣老字奇。”由此可见，他们的美学观是欣赏所谓“孤怀孤诣”、“幽情单绪”，“奇理别趣”之类的意境，使诗文发展到了近乎文字游戏，既破坏了诗文的语言美、形式美，又使文学更加远离现实。在这方面，竟陵派比公安派倒退了一步，公安派不仅推崇民间文学，并大量采用俗语入诗，尽管在实践上有缺陷，但他们的实践在复古派倡厥的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由矫公安浮浅之弊而走向另一极端的竟陵派，特别是其末流，对当时文坛产生了更加不良的影响。《列朝诗集小传》说他们“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比喻竟陵派的诗是使世人“之览山水造居世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欲佹特，则必将梯神山，航海市，终之于鬼国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于穾奥，则必将巢木杪，营窟室，终之于鼠穴而已”(《牧斋初学集》)。这种批评虽过于偏激与尖刻，但确实击中了竟陵派的弊病。
总之，公安矫七子肤熟，肤熟诚有弊，然而学古不能为七子之罪，竟陵又矫公安之俚俗，俚俗诚有弊，然而性灵不能为公安之非。竟陵正因为要学古而不欲堕于肤熟，所以以性灵救之，竟陵又因为主性灵而不欲陷于俚俗，所以又欲以学古矫之。正因为这样双管齐下，二者兼顾，所以要于学古之中得到古人精神，即所谓求古人之“真诗”。但是，公安派的“灵性说”认为文学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性灵的表现，“心灵无涯，搜之愈出，”将创作之源归之于“性灵”；竟陵派也认为“灵心”是创作的根本，无“灵心”就不能为诗，把“灵心”看成是与社会实践毫无联系而又神秘的东西。因此，竟陵派的“性灵”或“灵心”在反对复古主义的斗争中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与公安派一样，同样有着唯心主义的局限性。其次，竟陵派认为“性灵”或“灵心”固然来自胸意，但也可以在古人的“真诗”中寻得。从借鉴的意义上讲，学古无可非议，当然是对的，但使“后人心目有所止焉”，那便不能无弊了。因为它脱离现实生活，把古人的东西当成创作的唯一源泉，以至发展到了乞灵于古人，这就十分片面了。另外，竟陵派认为公安派“任性而发”，使作品流滑、浮薄，是一种弊病，并提出批评，这是对的。但他们不知道公安派的毛病，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他们脱离现实生活，作品思想内容贫乏造成的，却误认为仅仅是不学古求真所致，因而欲以“幽深孤峭”的风格矫之，这也是十分片面的，最终使自己走入鬼途魔道。由于竟陵派比公安派更加脱离现实，其结果不但不能使作品达到“灵”与“厚”的完美结合，反而失去了公安派清俊神逸的艺术特色，陷入了晦涩古怪的泥坑。所以，由继承公安派反复古而走到另一种形式主义的竟陵派，虽统治文坛达三十余年之久，其文学成就却不如公安派高。如果说不去从古人的作品中求“性灵”是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的弱点，那么，强欲从古人诗中求“性灵”以至玩索于一字一句，则更是竟陵派的弊端，加之他们又不能以自己的创作来实践自己正确的文学主张，这就是欲不入歧途的竟陵派，最终还是走向绝境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