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的散文称之为“古文”，并使之和当时流行的骈体“俗下文字”相对。由于韩愈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主张，进行了成功的创作实践，不少人响应，一时“韩门弟子”甚众。李翱、皇甫湜是韩愈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到宪宗元和时期，又得到柳宗元鼎力相助，使古文成绩更为卓著，影响极大。在贞元到元和年间，古文压倒了骈文而成为文坛的主要潮流。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根源和文学本身的内在原因。六朝以来所形成的骈俪文，在唐初继续统治文坛。这种形式主义的柔靡浮艳的文风，激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和批评，主张文学革新，积极提倡“古文”。开元、天宝年间，“古文”已有发展。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作出了不小的成绩，这是“古文运动”的重要发展阶段。贞元、元和年间，韩柳继起，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也成绩卓著。因而使“古文”创作迅速普及，形成“古文运动”高潮。韩柳以后，罗隐、皮日休、陆黾蒙等对“古文”也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晚唐“古文”处于低潮，但却是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的准备时期。
唐代“古文”是以复古的面貌出现的。“古文运动”也确实表现了某种复古思潮，但就古文家们的文学活动和其实际意义来看，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宣言。从本质上看，“古文”是文学史上的新事物，“古文运动”是对文体和文学散文的全面革新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是与社会改革潮流相呼应，与整个社会变动相联系的。“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已陷于分裂状态，藩镇割据，宦官当道，人民深受压迫和剥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唐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改革要求，如李泌、陆贽等都提出了改革朝政、限制藩镇的积极的主张。在德宗后期，出现了以王叔文为代表的革新政治集团，并一度执政，实行旨在打击阉宦强藩的“永贞革新”。这次革新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改革势力又是文学改革潮流的社会基础。“古文运动”的高潮，“新乐府运动”的兴起，可以说都是政治上改革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
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家们的文学主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提出“文以明道”，解决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早在开元、天宝之际，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就提出了这一观点。这是根据儒家的原道、宗经、征圣的传统提出的。对文章内容的基本要求，是要以儒家经典为本原，要表现儒家圣人之道。萧颖士说自己“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赠韦习业书》，《全唐文》卷三二三)。他认为圣人所著的“三坟”“五典”是“至哉文乎！”说儒道是天道的表现，这种“天人合应”之道正是文章的根本意义。李华认为世风日下是“弊在不专经学……师乏儒宗”(《正交论》，《全唐文》卷三一七)，要挽救世道，就在于尊儒道，说“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幽、厉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全唐文》卷三一五)萧氏等人既强调儒学的重要性，要求尊经重道，同时又反对儒经中的章回教条。李华有诗云：“求名不考实，文弊反成蠹”(《全唐诗》卷一五三)。独孤及说：“博究五经，举其大略，而不为章句学”(《全唐文》五二三)。这是有意义的。但是，萧等的尊经、明道，还只是一种观念，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口号，对“道”的具体内涵看法也很混乱，直到韩柳才得到解决。韩愈在《争臣论》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这是在总结前人关於文与道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古文”创作的指导思想。柳宗元说得更明确。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文以明道”，明确解决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所谓“古文明道”，意味着“道”是内容，是创作的中心。这个“道”尽管韩柳的理解不尽一样，但总的是指儒家之道。韩愈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说：“愈之为古者，岂独取其句读不类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这里韩愈理直气壮地指出“为文”要为阐扬“道统”服务。从“明道”出发，韩愈还强调作者的思想修养，“……体不备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答尉迟生书》，《韩昌黎全集》卷十五)要求创作前对“圣人之道”真正理解，实有心得，“成人”在前，“成文”在后。“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韩昌黎全集》卷十六)这就是说“古文”应是仁义道德之人写仁义道德之说，以充实的内容来促成形式的完美。韩柳“文以明道”的主张，对于当时文坛是有针对性和积极意义的：首先，它为批判六朝以来流行的形式主义的骈体文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其次它强调了“古文”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要求文学参加当时政治和思想斗争，引导散文为当时政治服务。特别是他的“不平则鸣”的主张，更把“明道”与批判当时现实结合起来，说明了文章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里的反映，这不但在当时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同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为文既要重“道”，又不轻“文”，既要有内容，又要注意文学本身的特殊规律，指出“含英咀华，闳中肆外”是创作新型古文的途径。韩愈自称“能为古文业其家”(《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指出：“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答刘正夫书》)“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辞”(《答陈生书》)。这就是说，韩愈在“明道”的创作中，已充分意识到了文学本身的特殊性，注意借鉴前人的成果。他虽思想上讲“道统”，但写文章却不主张模仿圣人之言。在《答李翊书》中谈到了他学文过程：先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而后是“认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这可看出韩愈在读书时不只限于儒经，而是注意分析取舍的。在《进学解》中借太学生之口，说明了自己师承之广泛：“……沈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浩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五经”中不提《周礼》，对《书经》《左传》有不恭之辞，而且把儒经和《庄》、《骚》、《史记》、司马相如、扬雄的文章并提，说明其评文的标准。这段话也点明了为文的途径。韩愈在《答崔立之书》中称赞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汉代有不少的经学家如董仲舒等，韩愈并不太重视，而是“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河东集》卷三十四)。《旧唐书》说韩愈的文章是“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曾文正公文集》卷二)评论说：“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韩愈是“古文”的倡导者，但他对与“古文”对立的骈文，并不一概否定，在《新修滕王阁记》中，对王勃的骈文《滕王阁序》大加赞扬，认为自己“词列三王(即王勃《滕王阁序》、王绪《滕王阁赋》、王仲舒《修阁记》)之次，有荣耀焉。”清代刘熙载指出：“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艺概·文概》)这就说明韩愈重视文学传统，善於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在閎中肆外、广采博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根据文学的规律，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
第三，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写作方法。首先，提出文章以表述“事”、“理”为目的。韩愈说，写文章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文章语言，与事相侔。”(《至邓州北寄上襄阳于相公书》，《韩昌黎全集》卷十五)要“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陈辞”(《答胡生书》，《韩昌黎全集》卷十七)。他强调了写文章的目的是为表达“事”、“理”，形式要为这个目的服务。文辞的繁简，以能表达事理为原则，这实际上解决了语言形式要适应内容要求的问题。其次，提出了“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昌黎全集卷三十四)。这里的“陈言”是指文中的“无益之语”、“庸俗之议论”，多余的字句。韩愈要求从字句到文章要有独创。虽然难以做到“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但其精神还是可取的。再次，韩愈还提出了“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这就是说，写文章除了“去陈言”、“必己出”之外，还必须合乎语法，语言流畅。因此，韩愈特别强调文学语言的创造，在他的文章中反复提到的“辞”、“文词”、“文辞”，都是指经过加工的文学语言。
唐代“古文运动”的参加者很多，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韩愈和柳宗元。他们对前人的散文创作是集大成者，是当时文坛的一代宗师。“古文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在他们的手中都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韩、柳的出现，标志着“古文运动”的全面胜利。
韩愈( 768——824 )，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昌黎为其郡望，故世称韩昌黎。他是唐代的思想家，杰出的散文家。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评论说：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韩愈学术思想是尊儒反佛，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他说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极力反对六朝以来的学术空气和华艳无实的文风，主张文学为贯道之器，要文道合一，因文见道，因道造文，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他强调儒学，争取道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他的文学理论与主张，尽管有其局限性，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排佛反骈的作用。
韩愈是司马迁以后杰出的散文家，他不但提出了一整套文学理论和主张，更重要的是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他号召复古，其散文实是革新。他在总结前人散文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富于逻辑性与规范性的文体，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
韩愈的叙事文，无论是写人、记事、状物，都重视形象的鲜明和完整。如《张中丞传后叙》记张巡、许远、南霁云英勇守城的事迹，绘声绘色，可歌可泣。其中南霁云断指斥贺兰进明的一段，十分精采，虽着墨不多，但一个忠勇坚贞的英雄形象已呼之欲出。
韩愈的杂著，发挥了“不平则鸣”的散文的战斗性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和艺术完整的统一。如《杂说：说龙篇》、《杂说四：说马篇》、《获麟解》等，借助于龙、马、麟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穷愁落寞的情怀。其篇幅短小，构思精巧，寓意深远，对后世散文影响很大。《原毁》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分析，揭露了当时士大夫诋毁后进之士的原因，指斥了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发出了公正用人的呼吁。《进学解》用对话形式以自嘲为自夸，以反语为讽刺，对当时社会的庸俗腐败进行了揭露，表现了一个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现实中不妥协的精神。《送李愿归盘谷序》借隐士李愿之口对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场丑恶，作了尽情的刻划和揭露。苏轼誉其为唐代第一篇文章。《师说》针对当时不重师道的风气指出师的作用及相师的重要。文章感情充沛，说服力很强。它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今天亦有参考价值。
韩愈的抒情散文，也是很成功的。《祭十二郎文》被前人誉为“祭文中千古绝调。”文章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书写他悼念亡侄的悲痛。感情真挚、抒写委婉，字字句句凄楚动人。
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皇甫湜评论他的文章“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谕业》)。苏洵《上阳内翰书》称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这些话，形象而恰当地概括了韩愈散文的风格特色。韩愈善于吸收古代词汇和当代口语创造出简洁、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诸如“蝇营狗苟”、“垂头丧气”(《送穷文》)、“佶屈聱牙”、“动辄得咎”(《进学解》)、“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应科目时与人书》)等等，丰富了祖国语言宝库。
柳宗元(773—819)是“古文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宣传者和领导者。他以其特殊的贡献，充实和发展了韩愈所取得的成果，提高了“古文”水平，扩大了它的影响。柳宗元有较先进的政治思想和朴素的唯物史观。他不满社会现实，积极参加“永贞革新”。他否定帝王“受命于天”，对唯心主义的迷信观点给予严厉批判。在文学观点上，和韩愈一样反骈重散。在“文”与“道”上，较为重“文”。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由于他深入社会，接近人民，在作品里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现实问题，揭示了时代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积极的思想内容。柳宗元的寓言、传记、游记等文学散文，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学遗产。
柳宗元的寓言，大都是写动物的故事，篇幅短，意味深，含蓄犀利，富有讽刺文学特色。《三戒》是著名的讽刺小品，其中《临江之麋》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 《黔之驴》嘲讽了外强中干、无德无能之徒； 《永某氏之鼠》指出那些自认为“饱食无祸”的鼠类，一定要遭到彻底灭亡的惨祸。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蝜蝂传》以简炼的文笔对封建社会中一些贪得无餍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下层人物。他往往通过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而借题发挥，来反映中唐时期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捕蛇者说》刻划了被剥削者蒋氏的形象，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的残酷。文章以“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作结，对当时社会给予无情的谴责。《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揭露了统治者繁令扰民的时弊。《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牧童杀死两个抢劫人口的“豪贼”，赞美了英勇自救的区寄，揭露当时社会买卖人口的罪恶。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历来为人称道。他描写山水的散文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悲愤感情寄托到山水之中去，使山水人格化，感情化。因此，在他的山水游记里，仍然反映出作者在其他散文中的一贯的思想内容；其次，他在山水的描写上，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切的体验，运用最精炼的笔锋，清丽的语言，刻划出山水的真实面貌，使之形象生动，色彩鲜明，诗情画意，宛然在目。《永州八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柳宗元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作，在内容方面，充满着贬谪以后的愤世伤时之情。在艺术上，表现出含蓄深刻、清俊秀丽、自然流畅、疏朗恬淡的独特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
总之，唐代“古文运动”是一场文学革新运动。它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一个新时代，使中国散文发展成为继战国西汉后又一个高峰，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文运动”的理论，虽然还有某些局限性，但确是我国文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其中的“文道合一”(撇开“道”的具体内容)、“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唐代“古文运动”不但取代了几百年来骈文对文坛的统治，而且直接影响到唐宋古文的发展，形成了唐宋八大家的优秀文学传统。它对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的形成及中国小说的发展都起了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