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诗”是南朝梁代在宫廷中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南史·简文帝记》载：简文帝“……弘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雅好赋诗，其自序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这里的轻靡，是指诗的题材细小，内容多系生活琐事，文词讲求绮丽。又《南史·徐摛传》：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这里说“宫体诗”是徐摛开创的一种新变体。这种新变体一出，春坊(太子宫)的学士都受到影响，争相学习。《隋书·文学传序》：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道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这里指出宫体诗是萧纲等写宫廷中的淫荡生活，成为亡国之音。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宫体诗的来历、内容和主要特点。
“新的变体”是宫廷诗的第一个特点。这种新变体是徐摛首创，他“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这种不拘旧体的新变体，是就宫体诗的形式而言的。它注意一首诗中句与句和每句内的声调的调配(也就是后来的平仄配调问题，因当时尚无平仄之说)，使之逐步接近后来的律诗。早在南朝宋代的沈约，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讲到永明体时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这里的宫羽、低昂、浮切、轻重，就是说的用四声来调配句中的声调。但是沈约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徐摛则把沈约的永明体诗歌推向了律化，为律诗的最后形成跨出了一大步。徐摛在萧纲封晋安王时就作萧纲的侍读，后来萧纲作了太子，当了皇帝，也一直在其身边。他的“新变体”，对萧纲及其学士们影响都特别大，成了“宫体诗”的共同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伤于轻靡”。这种诗不写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醉心于以生活琐事为题材。一些咏物的篇什，只讲究对偶，追求词藻，在形式上下功夫，没有什么寄托，不能表现高尚的志趣。不过是一些“嘲风月、弄花草”之作。比如萧纲的《登风火楼》：“万邑王畿旷，三条绮陌平。亘原横地险，孤岛派流生。悠悠归棹入，渺渺去帆惊。水烟浮岸起，遥禽逐雾征。”“风火台”本是古代为报警而设，当时南北长期对峙，曾发生过无数次战争，按理说他登上风火楼首先应想到国家的统一，人民的苦难。但诗歌将这些重大矛盾掩盖起来，却在那里歌颂“万邑王畿旷”，似乎天下已经太平了。诗人的着眼点不是天下大事，而是平原、孤岛、归舟、远帆、浮烟、遥禽等琐碎的事物。在这些事物中，也看不出作者的寄托，只讲对偶，注意词采。又如《咏桔》：“攀枝折缥干，甘旨若琼浆。无暇存雕饰，玉盘余自尝”。这是一首咏物诗，写了他采桔的经过和吃桔的情况，别无深意。
宫体诗的第三个特点是内容空虚堕落，主要反映当时荒淫的君主及其臣子们的腐朽生活。南朝的君主臣子及其御用文人们，多数是荒于酒色，生活奢淫，道德败坏之徒。从宋废帝到陈后主，都有许多生活丑史。
上常宫内大集，而嬴妇人而观之，以为欢笑。后以扇障面，独无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为笑乐，何独不视？
——《宋书·王皇后传》
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币饰以金璧。……又凿金以莲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日，此步步生莲华也。
——《南史·齐废帝东昏侯本纪》
(后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为狎客。先命八妇人擘乘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罚酒，君臣酣宴，从夕达旦。
——《南史·陈后主本纪》
后主……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选进，持以相乐……
——《南史·张贵妃传》
从上述几条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君臣及其御用文人的生活，放荡、淫靡、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反映这种生活的宫体诗，唐朝杜确在《岑嘉州集序》中斥责为“轻浮绮靡之辞”，是“妖体”。《隋书·文学传序》说它是“亡国之音”，是有一定道理的。梁简文帝不仅大力提倡并带头写这种诗，还公开提出理论主张，说什么“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与当阳公大心书》)一些宫体诗人，不但嘲笑建安诗人“古拙”，也指责谢灵运的山水诗“酷不入情”。
艳诗在宋、齐时代已开始出现，如沈约、王融等人的诗中就有专写女人的颜色和情态的。经梁简文帝的提倡和全力实践，庾肩吾，徐摛等宫廷文人，也大力扇扬并积极写作，这种宫廷诗风盛极一时。他们不但写闺情，甚而及于男色，不但写女人的情态颜色、举止言行，甚至写女人的衣领，绣鞋及枕、席、衾、帐等卧具，以满足其变态心理的要求。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主要有萧纲，陈后主、江总等。
萧纲(503—551)，即梁简文帝。字世缵，南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为叛将侯景所杀。为太子时即常与文人徐摛、庾肩吾等，以轻靡绮艳的文辞写“宫体”诗。原有集，己散失，后人辑有《梁简文帝集》。萧纲的诗歌，是典型的轻薄文学。如：
美女篇
佳丽尽关情，风流最有名。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胜玉靓，衫薄拟蝉轻。密态随流脸，娇歌逐软声。宋颜半已醉，微笑隐香屏。
咏内人昼眠
北窗聊就枕，南帘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姣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娼家。
这种轻佻放荡的描写，虽然上面掩饰着一层华丽的辞藻，但内里蕴藏着浓烈的情欲与肉感，暴露了作者极端腐朽的灵魂。再如《戏赠丽人》、《伤美人》、《倡妇怨情》、《夜听妓》、《咏美人观画》、《美人晨出》、《见内人作卧具》等等，由题目便可想见其内容。萧纲不仅写女色，甚至还写男色。请看他的《娈童》诗：“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翠被合鸳色，雕床镂象牙，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袖裁连璧锦，笺织细橦花，揽袴轻红出，回头双鬓斜。懒眼时含笑，玉手乍攀花。怀情非后钓，密爱似前车。定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
这种作品，充分反映了这位上层统治者的荒淫生活和他的堕落心理，的确可以称为堕落文学。
陈后主(553—604)即陈叔宝。南朝陈的皇帝(公元582—589年在位)，字元秀。他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每日与妃嫔、文臣宴游，制作艳词，如《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隋兵南下时，他仗恃长江天险，不以为意，终于在公元589年隋军攻入建康，他也当了俘虏，成为亡国之君，以后病死。他的作品，明人辑有《陈后主集》。
宫体诗到了陈后主、江总时代，完全堕落成为娼妓狎客调情的东西了。前面我们所介绍的《南史·张贵妃传》已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试看：
玉树后庭花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三妇艳词十一首(录一)
大妇年十五，中妇当春户。小妇正横陈，含娇情未吐。所愁晓漏促，不恨灯销炷。
这种东西充满了色情的邪欲，在客观上暴露了陈后主及其臣子们荒淫无耻的生活内幕，也透露出了当时腐败黑暗的政治。其他如《乌楼曲》《东飞伯劳歌》也都很轻薄浮艳。
江总(519—594)，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仕梁、陈、隋三朝。陈时官至尚书令，世称“江令”，不理政务，终日与陈暄、孔范、王瑗等陪侍陈后主在后宫游宴作诗，荒嬉无度，时号狎客。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江令君集》。江总“能属文，于五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由是国事日颓、纲纪不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见《陈书·江总传》)这就说明江总是受到陈后主的信任和重用的。陈后主之所以宠信江总，也因为江总在政治上、生活上、诗作上以致思想情趣上都和陈后主差不多，是一丘之貉，一路货色：
闺怨篇
寂寂青楼大道边，纷纷白雪绮窗前。
池上鸳鸯不独自，帐中苏合还空然。
屏风有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眠。
辽西水冻春应少，蓟北鸿来路几千。
愿君关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时妍。
这首诗写闺中妇女思念远征的丈夫，把思妇冬夜空房独宿，触物伤怀，想到丈夫远征之苦，望其早归不负盛开的桃李，以免丽色空逝，隐藏其邪念和情欲，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首七言诗对仗工整，已开唐人七律之体。
东飞伯劳歌
南飞乌鹊北飞鸿，弄玉兰香时会同。
谁家可怜出窗牖，春心百媚胜杨柳。
银床金屋挂流苏，宝镜玉钗横珊瑚。
年时二八新红脸，宜笑宜歌羞更敛。
风花一去杳不归，只为无双惜舞衣。
这首诗看来是在写少女怀春，实际上是妓女狎客在调情。再如《宛转歌》、《杂曲》(三首)，亦多属这类文字。
宫体诗的主要作家还有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及刘孝威等，所以又叫“徐庾体”，后来徐陵又把上述这些人的诗收入《玉台新咏》，故又叫“玉台体”。由于他们诗的内容和风格基本一致，就不一一介绍了。唯庾信因后来生活变了，诗风也有很大变化，值得一谈。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十五岁作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侍读，十九岁作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他和其父庾肩吾与徐陵父子同时受到萧纲的宠幸，写了很多宫体诗。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他奉命出使西魏，被扣屈仕敌国，后又仕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虽然官高爵显，但因怀念故国，思想很苦闷。
由于生活、思想的变化，也使他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到北朝后先后写成《拟咏怀二十七首》，内容充实，笔调清新，反映了他后期的生活、思想、感情；倾诉了他对故国深沉的怀念。如《拟咏怀第一首》：“步兵未饭酒，中散未弹琴。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风云能变色，松竹且悲吟。由来不得意，何必往长岑。”诗中自叙了索索寡欢的心情。用鲋鱼思水，惊鸟失林比喻怀念故国，以风云变色，松竹悲吟说明悲凉沉痛的心情。“在死犹可忍，为辱且不宽？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拟咏怀诗第二十首》)表现了因屈仕敌国而时时感到心寒面热的不安心情，认为那是不可宽恕的屈辱，有时甚至想到去死。他在《拟咏怀诗第十一首》中还揭露了西魏统治者攻陷江陵后，掳掠屠杀南朝人民的惨景是：“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指责梁朝君臣“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的只顾眼前享乐不顾国家安危的罪行，心情极为沉痛。再如《寄王琳》“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徐陵》：“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时。莫待山阳路，空闻旧笛悲。”这种小诗，虽然每首只有二十个字，但意境开阔，感情深沉，表现了他怀念故国，九曲回肠之苦。
庾信后期的诗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方边塞风光和北方民族的骁勇性格。例如“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流星夕照镜，烽火夜烧原”；“轻云飘马足，明月动弓弰”(均《拟咏怀》)“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和赵王送峡中军》)“马嘶山谷动，弓寒桑柘鸣”(《伏闻游猎》)等等。这种刚健的风格和他在南朝的宫体诗完全不同。
庾信尽管是南朝的宫体诗人，但却是南北朝最后的一个优秀诗人，对唐影响很直接，受到唐诗人的重视和高度评价。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李白也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些评价是中肯的，既指出了其后期诗作的特色，也肯定了他对后代的影响。
总之，“宫体诗”的题材细小狭窄，内容空虚堕落，文风轻艳淫靡，对当时和唐初的文坛都造成了不良影响，成为后代文人批判的对象。但其注重声调调配，讲求对仗等等，对律诗的发展成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不应一概否定。即使对前面提到的宫体诗人，也应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