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为乾嘉时的张惠言所开创，后经嘉道时的周济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发展，加之同光时的谭献、冯煦，清末的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孝臧等人推波助澜，遂成为清代中叶以后领袖词坛的又一大词派。

清代，在词的发展史上号称为词的中兴时代，不仅作者辈出，而且标举词派成风。除以南唐词风著称的纳兰性德等人外，先后兴起的还有浙西派和阳羡派。如果以创作而言，前者标举姜、张之清空，朱彝尊开其端，厉鹗振其绪，固曾盛极一时； 后者则崇尚苏、辛之豪放，以陈迦陵为领袖，亦曾风靡当世。然而，浙西派之末流一意追求清空而流于空疏浮薄，阳羡派之末流一味讲究豪放而流于叫嚣粗率，致使当时词坛上学周、秦一派的流为“淫词” ( “揣摩床第，污秽中冓”的色情之作)，学苏、辛一派的流为“鄙词” ( “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的庸俗之作)，学姜、张一派的流为“游词” ( “义不出乎花鸟，理不外乎应酬”的无聊之作)，内容贫乏是它们的共同之处，词风浮浅与粗俗则是它们的两个极端。嘉庆年间，张惠言、周济诸人出，以“风骚”之旨相号召，反琐屑饾饤之习，攻无病呻呤之作，从者翕然效之，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其次，就其特定的历史需要而言，常州词派的产生也有其适应的一面。乾嘉时期，正是清王朝由鼎盛转入中衰的转折时期，清王朝的内外矛盾斗争十分尖锐激烈。清王朝的黑暗统治，不仅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引来了外国列强们的侵略与掠夺。这无情的现实，再也不容许封建士大夫们逍遥物外，终日沉浸在笙歌鼎沸的鬓光袖影之中，避开斗争现实而去专门追求唯美主义的春梦词了。因此，常州词派提倡“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用词来抒写个人观感和讽谕现实的词论主张，正符合了当时一般词人的审美心理，故一时和者从风，很快就取代了浙西词派的词坛盟主地位。

常州词派的词论主张是尊词体、重比兴、区正变。

一、尊词体。常州词派主张依据儒家“诗教”推尊词体，欲把当时视为“诗余”的词，提高到“史诗”的地位，使之合于士大夫的价值标准。就文体之正统而言，诗有诗教，文有文统，唯独词起源于里巷歌谣，且向有“侧艳”的传统。因托体不高而被目为小道，不得登正统文体的大雅之堂。张惠言欲正本清源，想要打破词为“卑体”的传统观念，努力提高词的地位，以挽词风每况愈下的颓势于既倒，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尊体”。他在《词选序》中说：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 ‘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张惠言提出词出自唐人之手，与乐府同源，并利用前人解释《诗经》《楚辞》的方法来解释词，把词与《诗经》《楚辞》相提并论，其用意是要托体自尊，欲借此来达到提高词体地位的目的。他从儒家诗教的正统观念出发，认为“尊体”的最根本途径是扩大词的题材，重视发挥词的社会作用，做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因此他提出了词应上接《风》《骚》，“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的词论主张。他认为只有这样词才能立意深，品格高，浮浅与粗俗之弊方可尽扫，才能使一向被视为“卑体”的词能与诗赋一样，跻身于儒家传统所认可的正统文体之列。常州词派的另一位重要词论家周济在其《词辨》中也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周济认为诗有“史诗”，词也应该有“史词”，其内容或事前的“绸缪未雨”，或为虑乱的“太息厝薪”，或为积极的“己溺己饥”，或为消极的“独清独醒”，总之都应以时代的盛衰作为背景，可为后人“论世之资”，有“史”的意义，才能使词这种文体独树一帜。常州词派的这一词论主张，对纠正当时词坛的流弊和提高词体的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重比兴。由上述可知，常州词派不仅推尊词体，而且注重“比兴寄托”，提倡“意内言外”。所谓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亦即陈廷焯所说的“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 (据《白雨斋词话》卷一)张惠言为了宣扬自己的这一词论主张，精选了唐宋名家四十四人的词一百一十六首，并专从比兴寄托的角度加以笺释词意，编为《词选》一书。因此，黄彭年在《香草词序》中评论张惠言说： “诗亡而乐府兴，乐府衰而词作。其体小，其声曼，其义则变风变雅之遗。自皋文张氏以意内言外之旨论词，而词之旨始显。”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周济不仅也重比兴寄托，而且还指出了实践比兴寄托的重要途径。他说：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裴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 (据《介存斋论词杂著》)他认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 (《宋四家词选序》)，主张作词要做到有寄托与无寄托的辩证统一，使词达到“言近而旨远，词浅而义深”的幽微境界。由此可见，周济的所谓“无”乃是从“有”转化而来的“无”是先“入”而后“出”的“无”，并非真正无寄托比兴的“无”’。因此，詹安泰在《论寄托》一文中曾经说：“周氏所谓‘无寄托’，非不必寄托也，寄托而出之以浑融，使读者不能斤斤于迹象以求其真谛。”又说： “曰‘求无寄托’，则其有意为无寄托，使有寄托者，貌若无寄托可知。” (1936年《词学》季刊三卷三号，第11—12页)正如况周颐所说“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蕙风词语》卷五)周济的由“有”而“无”’由“入”而“出”的理论，既可以因“入”与“有”而避免浮浅空虚之病，又可以因“出”与“无”而避免为词过实之弊，这的确不失为一种十分精辟而又独到的见解。因此，常州词派的意内言外之说，比兴寄托之论，自从张惠言提出之后，词家词论家大都翕然从其所论。常州词派诸家自不必说，其它如刘熙载、冯煦、项鸿祚诸人，也为之推波助澜，不仅使这些词学理论影响甚大，而且使常州词派盛极一时。

三、区正变。常州词派从传统的正变观出发，宗温庭筠、周邦彦等人，其论词标准是“深美闳约”。所谓“深闳”，是指词的思想内容深刻闳富，意境深远广大；所谓“美约”，是指词的审美价值及艺术概括。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评论五代词时说：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亦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他还认为“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他们的词才“近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因而比兴温厚，一归于正。他认为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诸家的词“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批评柳、黄的词“荡而不反”，流于秾艳； 刘过的词“傲而不理” ，流于叫嚣粗率； 吴文英的词“枝而不物”，表面华丽夺目，其实言之无物。浙西派强调清空醇雅，偏重形式，常州派强调寄托，注重内容，这是常派不同于也高于浙派的地方。常州词派著名词论家周济也说： “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闳约’ 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神理超越。” ( 《介存斋论词杂著》 )周济不仅推崇温庭筠，而且还十分推尊周邦彦。他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说： “清真(周邦彦)，集大成者也。稼轩(辛弃疾)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 碧山(王沂孙)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 梦窗(吴文英)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余子犖犖，以方附庸。……问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于世之为词者盖如此。”周济虽推崇辛弃疾等人，却视周邦彦为集大成者，把辛词置于周词之下。周济还把周邦彦、史达祖、吴文英等人偏美格律的咏物之作，放在正统地位，亦即正体之中，把辛词视为“变调”、“别格”放入“变体”之中，而范仲淹的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等词，连入选“变体”的资格也没有。常州词派的鼻祖张惠言则对温庭筠的词推崇备至，他的《词选》一书重婉约轻豪放，重雅正轻俚俗的倾向十分明显，以符合变风、比兴、雅正之义的词为正体，反之则为变体。此书所选温词占十八首，辛词仅六首，苏词只四首，而且并非都是苏、辛的代表作。浙派以姜、张为正宗，常派奉温庭筠、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等人为正宗，在偏美形式这一点上，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差别。由此可见，常州词派关于词的正变观，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仍旧受着儒教尊体派的明显影响，拘守以婉约为正宗，以豪放为别格，鄙弃俚俗的正统观念，另一方面，以雅为正也是针对当时“揣摩床第，污秽中冓”的淫词和“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嚣则市侩之盛气”的鄙词而发，其意在提高词格，以争得词的正统地位，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常州词派为了在前人的作品中寻求“微言大义”，过分“依物取类，贯穿比附”，故其论词往往捕风捉影，失之于穿凿附会，流为经学家的迂腐。其最著者则是经学家张惠言，如“传曰：意内言外谓之词”，就其为了抬高词体，托体自尊的做法，以及他为了反对浙西派末流的浮薄空疏，强调比兴寄托，对词的创作与欣赏而言，当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说文解字》卷九说： “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段玉裁注： “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很明显，《说文解字》所说的“意内言外”，根本不是指作为诗体的词，而是指语词而言的。又如他在《词选》中对苏轼《卜算子》笺释说鲖阳居士云： “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等等，最后他说“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说欧阳修《蝶恋花》一词中的“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也；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殆为韩范作乎？”还说温庭筠《菩萨蛮》一词的内容似《感士不遇赋》，其篇法同于《长门赋》，“照花前后镜”四句有屈子《离骚》初服之意。周济在《词辨》中也附和张说，以“士不遇”读之最确。词至宋后，文人之作日多，寄托之说愈盛，所谓“ ‘琼楼玉宇’ ，天子识其忠言； ‘斜阳烟柳’ ，寿皇指为怨曲； 造口之壁，比之诗史； 太学之咏，传其主文。” (金应珪《词选后序》 )作者确有寄托，读者亦有所悟。然牙板金尊，不必尽言忠爱，而双枕堕钗、香囊罗带之词亦有间作。可张惠言过分牵强附会，故其论词实多谬误，不可尽信。因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批评张惠言说： “固哉！ 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一时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纹罗织。”谢章铤在张惠言《词选跋文》中也指出： “读皋文此选，则词不入于浅，……皋文之有功于词岂不伟哉。然而杜少陵虽不忘君国，韩冬郎虽乃心唐室，而必谓其诗字字有隐衷，语语有微词，辨议纷然，亦未免强作解事。”这些批评，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常州词派除前面所讲到的张惠言、周济、陈廷焯、谭献、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人外，还有张琦、董士锡、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珹、庄棫、金式玉等较有名，其代表人物是张惠言和周济。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嘉庆四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著有《茗柯词》、《茗柯文编》，并编有《词选》、《七十家赋钞》等。张惠言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他文崇唐宋，与恽敬同为阳湖派首领。其词低徊要眇，婉而多讽，语言凝练纯净，且无绮靡秾艳之病。如写暮春的《水调歌头》：

……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

黑暗势力和恶劣环境，往往会孕育出象春色一样美好的人和物，却又把他们无情地断送。此词言有尽而意无穷，寄托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切身感受，给人以很高的审美价值。又如他的名作《木兰花慢》，通过晚春飘泊的杨花形象，寄托了作者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云山愁影，萍踪泪凝的感慨，其情真挚深微，感人至深。还有他的《木兰花慢·游丝》、《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风流子·出关见桃花》等词，一唱三叹，哀断幽艳，表达了自己“感士不遇”的真实情感。因此陈廷焯评论其词时说： “热肠郁思，若断还连，全自风骚变出。”(《白雨斋词话》卷四)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年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十年进士，曾任淮安府学教授。后隐居金陵春水园，潜心著述，著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晋略》等书，并辑有《宋四家词选》。其代表作如《渡江云》：

春风真解事，等闲吹遍、无数短长亭。一星星是恨，直送春归，替了落花声。凭阑极目，荡春波、万种春情。应笑人、舂粮几许，便要数征程。冥冥，车轮落日，散绮余霞，渐都迷幻景。问收向、红窗画箧，可算飘零？相逢只有浮云好，奈蓬莱东指，弱水盈盈。休更惜，秋风吹老莼羹。

此词起落有度，含蓄深沉，既是写飘零的杨花，又是写飘泊的人，寄托了作者的深深慨叹。谭献评之曰： “怨断之中，豪宕不减。” (《箧中词》)

常州词派其他词人的作品，如恽敬《阮郎归·画蝴蝶》、张琦《摸鱼儿·渐黄昏》、钱季重《六丑·见芙蓉花作》 陆继辂《隔溪梅·蝴蝶》、丁履恒《缘意·雁》等，都是索物寄意之作，此类作品与浙西派“巧构形似之言”的咏物词相比，在意格方面确有深浅之别与高下之分。但由于常州词派的生活面窄，创作又脱离实际，加之过分强调寄托的含蓄，故其作品多意境狭窄，词旨隐晦，且偏于拟古之病，这是应当扬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