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最早是指与比、兴并列的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种表现方法，含有“铺陈其事”之意。因此，《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另外，赋还可解释为“诵”，《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到后来，赋才发展成为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

赋这种文体萌芽于战国末年(如荀子的《赋篇》)，而兴盛于汉代，且据汉代文坛霸主地位，故有“汉赋”之称。近代王国维用比较文学的观点认为汉赋是汉代文学的正宗和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峰，他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汉赋与唐诗、宋词、元曲齐名。如果追溯其源，它是《诗》和《骚》的衍变。因此，东汉文学家班固说： “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刘勰也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汉人以“辞赋”并称，是就其渊源关系说的。《汉书·艺文志》将诗与赋列为一门，也可说明两者的关系。

汉初至武帝约七、八十年间，是汉赋的形成时期；武帝、宣帝、元帝、成帝之世，是汉赋的鼎盛时期；东汉顺帝至汉末，是汉赋的转变时期。汉初的赋继承了荀赋的体制，但因主要由楚辞演变而来，故又称“骚体赋”。骚体赋唯一优秀的作家是汉代第一个辞赋家贾谊，其代表作有《吊屈原赋》、《鵩鸟赋》，并显示了由骚体赋向新体赋的转变。景帝时，枚乘的《七发》是标志着新体赋——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它确定了汉赋主客问答的体制和铺张的写法。汉武帝非常喜欢和提倡新体赋，因而“诸生竟利，作者鼎沸”，故一时赋作纷呈，形成创作高潮，使汉赋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司马相如不仅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赋家，而且是“雍容揄扬”的大赋奠基人之一，他的《子虚赋》、《上林赋》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成就。赋中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互相夸耀楚国、齐国的山川宫苑之盛，最后亡是公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以及天子射猎的盛举，压倒了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哉！这两篇赋结构宏伟、词采富丽，不但歌颂了大一统的汉中央王朝无可比拟的气魂与赫赫声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奠定了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确定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这两篇赋，标志着汉赋体的基本定型，也影响了两汉赋坛，使之成为后来大赋写作的样板。司马相如以后，汉赋一直很兴盛，著名的作家作品有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等。

汉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学体裁，是当时文学发展的主流。从篇幅的长短和结构的大小来看，汉赋有大赋与小赋之分。大赋以精于“体物”为标志，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主流，它以闳衍富丽，夸奇炫博著称，被看作辞赋的“正宗”。其内容基本上是描写帝王的宫殿、苑林、游猎、饮宴等宫廷生活的，其基本手法是铺陈夸张。它不但篇幅大、口气大、场面大、画面大，而且结构也大，是比较典型的宫廷文学。如枚乘的《七发》，由七件事组织排列而成，即音乐、饮食、车马、宫女、游猎、观涛、说理。这种宏大的体制，壮伟的气魄，在汉赋之前的作品中很少见。总之，畋猎大赋主要写苑囿的广大，山势的雄峻，川流的浩荡，物种的繁多和帝王、妃嫔、贵族及其仆从的盛大狩猎场面。京殿大赋写了都城的位置、地势、出产和城郊的富美、广袤，宫廷建筑的辉煌、雄伟、奇巧，街市的通达、喧闹和繁荣，以及统治者在这人间天堂里的豪华奢侈生活。典礼大赋主要写准备工作的细致周密；进行中仪仗的庄严、威武和华美，建筑物的雄浑壮丽，以及典礼场面的盛大、隆重和肃穆等等。歌德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汉大赋这一首首“凝固的音乐”，显然是专制、权势、力量、秩序和太平的象征，是汉高祖刘邦“威加海内”的心曲。

汉大赋行文洋洋洒洒，气势宏伟磅礴，它的艺术本质和美学特征是“大”。闻一多先生说： “凡大必美……后来的《两京赋》《三都赋》诸赋，无非仿自《七发》、《子虚》，由此可知，在当时的人懂得大是美点，所以那些大赋还能受到称赏”。(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论楚词》下)产生这一美学现象的根源，是因为汉代是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崛起东亚、雄视全球的时代。汉帝国的实力和声威，不仅大大超过了周天子与秦始皇，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也遥遥领先，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发达的水平乃至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中华民族史上极其光彩的一页。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说得好：“汉赋虽然很少有作者个人情绪的表现，然而它的华美、庄严和壮丽，却正是大汉帝国全盛时代之雄伟的呼声。”大多数赋家，“他们所看到的社会，是平静的农村，繁华的都市，壮丽的宫殿，幽美的园林。他们所看到的人物，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胜利凯旋的将军，高车怒马的贵族……他们所看到的历史演出，是皇帝千乘万骑出猎，四夷重舌九译来朝”，面对“这些最光彩，最雄伟、最幽美的景象”，大多数赋家自然要“歌颂他们的时代，歌颂他们时代的主人——汉代皇帝”。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从时代精神和美学思潮的角度，也阐明了汉赋产生的根源。他说：“楚汉浪漫主义”“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汉代艺术“极有气魄地展示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其真正主题“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与这种艺术相平行的文学，便是汉赋”。日本汉学家稻畑耕一郎在《赋的小品化初探》一文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当时中国堪称东亚帝国”，“东亚世界的形成及不断壮大，成了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赋正是在这一历史潮流中进入‘世界中心’——长安，……而大大地繁荣起来”。而且“赋的表现能力以雄视整个时代而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汉大赋宏伟的结构，整齐的句式，铺采摛文的方法，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要求而极大地发展了起来。

汉大赋尽管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和社会的审美心理，有“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作用，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时代自豪感，巩固汉王朝，促进新兴封建制之下的社会进步与繁荣有积极的一面，但因汉大赋不同于楚辞，它不是重在抒情，而是着眼于描写叙事，因此，它虽然对描写的手段和散文的发展有贡献，但由于其内容狭窄，缺少真情实感，所以尽管统治汉文坛达四百余年之久，其实价值并不太高。其思想内容上的成就远不及《诗经》与《楚辞》。

汉代的小赋以长于抒情为特点，故多为抒情性的作品。它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环，是汉赋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汉代第一个辞赋家贾谊，他的《吊屈原赋》，借咏屈原，抒发了自己受压抑受排挤的积愤，从而抨击了小人当道，贤者失意，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黑暗现实：“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这篇赋继承了屈赋重在抒情的传统，是《楚辞》演化为汉赋的过渡作品。

张衡是使汉赋赋风转变的开端人物。他除了写大赋之外，还首创了抒情小赋。他的《归田赋》用清新的语言描写了春日的美景和归田后的恬淡心情，表现了作者在宦官专权，朝政日非的情况下，宁肯退隐田园寄情山水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它同汉大赋相比，由长篇变为短篇，由华丽变为清新，由描写帝王生活而变为抒发个人情怀，开辟了赋体文学新的发展方向。抒情小赋的代表作有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扬雄的《解嘲赋》、《逐贫赋》，司马相如的《吊二世赋》，祢衡的《鹦鹉赋》，孔臧的《谏格虎赋》，东方朔的《答客难赋》等等。

从体裁上看，汉赋除诗体赋(如《逐贫赋》)和骚体赋(如《吊屈原赋》)外，还有韵散文汉体赋和韵文汉体赋。韵散文汉体赋如《七发》、《子虚》等，其特点是韵散结合，它兼有诗歌与散文的性质，把诗歌的音韵美与散文的自由灵活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它通常是叙事和说理时用散文，描写和抒情时用韵文，它比普通的诗有更大的容量和自由，又比一般的散文富有形象性和音乐性，虽属诗和散文的中间样式，但总体上韵文更重要，诗的意味较多，仍可划入诗的范畴。韵文汉体赋如《归田赋》、《鹦鹉赋》等则通篇用韵，以四六言为主要句式，不用或极少用“兮”字。从赋体发展史上看，这两种汉体赋才是汉赋的独创，前者更适于铺叙事物，后者更宜于抒写情志，前者篇幅长于后者，但后者篇数超过前者的几倍。

从题材、主题和风格方面看，汉赋也比先秦辞赋有长足的进步，扩大了描写领域，丰富了表现方法和语汇，从单一走向繁复。作者群也扩大了，作品开始形成了风格的多样性。汉赋充分发挥了赋的特长，范围广，容量大，知识性和文献性强，既有风格壮丽宏衍的美学价值，又有内容繁富充盈的认识价值，还有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教育价值。

汉赋词汇丰富，色彩华美，音韵流啭，节奏铿锵和谐。如《子虚赋》、《上林赋》、《羽猎赋》等，描写场所的广阔，猎技的神妙，美女的艳丽，词汇丰富而又变化多端。再如写声，它用“邕邕”写雁声，用“咬咬”写鹦鹉声，用“萧萧”写风声。又如写鸟类：“鸟则玄鹤白鹭，黄鹄䴔鹳，鸧鸹鸨鶂，凫鹥鸿雁。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沉浮往来，云集雾散。”(《西都赋》)甚至在一段中形容高山的就有“矗矗、崔巍、峨峨、崛崎”等词，因此，汉赋素有“字林”与“类书”之称。由于汉赋多用双声叠韵，因而音节谐美，声调响亮，读之琅琅上口，节奏感很强。

汉赋作家还充分发挥汉语文字的特性，把对称规律运用到创作中，赋予汉赋以对称美、韵律美的艺术特征。如枚乘的《七发》，许多对句似无意得之，尚欠工整。及司马相如作《子虚》、《上林》赋，其句型、音调和内容的对称已趋整饬和细腻。较为典型的是相传为班婕妤作的《捣素赋》，其文几乎全用俪句，不仅内部的语法结构基本一致，相应位置上的词性也几乎相同。使文学产生韵律美，读起来摇曳多姿，给人以听觉和视觉上的美感。汉赋这种对称美、韵律美的艺术特征，不仅为六朝人在理论上总结文学语言的规律提供了大量的实践依据，也为后世的骈文、律赋、律诗以至词曲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总之，汉赋作为一种新兴文体，不仅繁荣了汉代文坛，而且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唐宋的文赋，虽然在各个时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但它们重文彩、尚韵美、善联想铺排的特点与铺采擒文见长的汉代辞赋有直接的联系。当然，汉赋特别是大赋都有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严重局限，如对帝王的个人崇拜，对生活面的反映较窄，对文学个性和独创性的忽视，以及由此而来的转相摹拟，千篇一律，雷同成灾，给人以公式化之感以外，还有对文学抒情性和含蓄美的轻视，以致行文过分夸张铺陈，词藻堆砌，拟古成癖，文字诘屈等，表现出“深覆典雅，指意难求”的形式主义倾向，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扬弃和引为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