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是与批判现实主义有着渊源关系的一个文学流派。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产生的自然主义文学，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随后，在英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逐渐流行开来，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深受其影响。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有：法国著名作家左拉(1840—1902)、龚古尔兄弟等。
一八五七年，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泰纳(1828—1893)，在一篇论述巴尔扎克的文章中，最先将“自然主义”这个哲学用语。运用在文学理论中，提出了自然主义文学。泰纳根据孔德的实证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认为精神科学，文艺研究，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是类似的，因此，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描写生活。同时还认为文学创作和它的发展，决定于种族(包含遗传因素)、环境(包含地理因素)、时代(包含文化因素)三种力量。泰纳的这些观点，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有着重大影响。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法国作家爱德蒙·龚古尔(1822—1896)和于勒·龚古尔(1830—1870)兄弟两人，不仅具体地提出了关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主张，而且两人合作写出了《列莱·莫伯兰》、《日尔米尼·拉赛德》和《马奈特·萨洛蒙》等长篇自然主义小说。他们主张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去观察和描写处于社会下层被压迫的人民生活，并希望通过这种对下层阶级的真实描写，能使人的“神经为之颤抖，心为之流血”。但他们大都从心理学、病理学观点分析人物的精神状态，而忽视了社会的阶级矛盾。例如《日尔米尼·拉赛德》这部小说，虽然写了一个女仆的悲惨命运，但它着重刻划了她在爱情上的狂热和病态心理。所以左拉称之为：一部“神经狂热和病态的作品”。龚古尔兄弟文学主张的提出，以及三部小说的问世，表明了自然主义文学已开始出现于法国文坛。
左拉在泰纳的实验主义美学、贝尔纳的遗传学和龚古尔兄弟的自然主义文学主张的影响下，积极从事自然主义创作理论的探讨。一八六六年，青年左拉在对当时巴黎画展所写的评论中，就提出了“应该按照自然的本来面貌来观察自然”的文学主张，并给自然主义小说下了这样的定义：“小说就是一本精神思想的解剖学，记述人的事件的专集，情欲的实验哲学小说藉着近似真实的行动，达到描写真实中的人物和自然的目的。”他在为长篇小说《蒂莱沙·拉康》所写的“序言”里，在《实验小说》、《戏剧上的自然主义》等论文中，对自然主义原则作了明确的阐述，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些原则。
首先，自然主义强调尊重客观事实，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但着重描写现实生活的个别现象和琐碎细节，追求事物的外在真实，忽视对生活现象的分析、概括和社会现实的本质方面。左拉认为，自然主义就是“回到自然和人”，是“从人生的真源来认识人”，主张作家对人类生活要进行“直接的观察”和“精确的解剖”，对客观事物“要按照原样加以分析”，并且如实地冷静地进行描写。自然主义否定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主张“纯客观”、“超政治”地反映现实。左拉提出：“我看见什么，我说出来，我一句一句地记录下来，仅限于此，道德教训，我留给道德家去做”。他拒绝创作上的夸张、渲染和理想化，认为“自然主义小说不插手于对现实的增、删，也不服从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从一块整布上再制成一件东西。自然就是我们的全部需要——我们就从这个观念开始；必须如实地接受自然，不从任何一点来变化它或削减它；它是足够美丽和伟大来提供一个开端、一个中间部分和一个结尾。”(左拉《戏剧上的自然主义》)因此，左拉要求作家应该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记录者”，“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从这方面说，自然主义作家往往缺乏远大目光和积极理想，在观察和反映生活时，常常局限于一些表面的、局部的真实，而看不到真正典型的、本质的东西。
其次，笃信实证哲学，提倡实验小说，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运用遗传学、临床病理学原理表现人的生物本能。左拉提出自然主义小说家应当根据当代实验医学、生理学、心理学和遗传学等科学知识，运用实证主义方法，去理解人和表现人。他在《实验小说》一文中说：“小说家是一位观察家，同时是一位实验家，观察家的他把已经观察到的事实原样摆出来，提出出发点，展示一个具体的环境，让人物在那里活动，事件在那里发展。接着实验家出现了，并介绍一套实验，那就是说，要在某一故事中安排若干人物的活动，从而显示出若干事实的继续之所以如此，乃是符合了决定论在检验现象时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的。”左拉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生活，用生理原因来解释人的行为，表现人的生物本能，认为人只能消极地受生活环境的支配。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钱》等二十部长篇小说所组成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虽然也写了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象，但无视社会发展规律，抹煞了人的阶级性。例如《小酒店》虽然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贫困，但却把小主人公的酗酒、贫困，以及最后悲惨地死去，看成是遗传的因素，根本抹煞了经济和社会的原因。左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戴莱紫·拉甘》，实际上是对于生理学上的一种病态的研究，难怪有的文艺批评家曾作过这样的分析比较：“高乃依只认得理性，拉辛只知道心灵，左拉却想深入到本能的神秘的深处，下降到情欲的最深根源里去。……别的小说家从来没有写过的东西，左拉找到了，他把它们血淋淋地投到读者的眼前。”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和自然主义小说，对近代法国文学和欧洲文坛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著名作家，如法国的莫泊桑、都德和巴比伦，揶威的易卜生，德国的霍普特曼等，都曾赞同和运用过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德国还形成了以史拉夫和霍尔茨为代表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他们在德国《社会》杂志上，大力宣传自然主义文学主张，认为左拉，易卜生都是伟大的自然主义者，只有运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当时，在德国《自由舞台》上，还演出了易卜生的《群鬼》和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轰动了德国整个文坛。
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大文学流派一样，都有着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都有着自己的时代特征和阶级局限性。但人们对它的评价，就不象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看法那么一致。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和德国文艺界对自然主义的评价，更是议论纷纭，毁誉不一。有的斥之为“溃烂的文学”、“伤风败俗的文学。”一些资产阶级批评家将自然主义的大师左拉指控为“象罗马暴君尼罗那样憎恨人民”，把左拉的文学作品说成是“令人作呕”，“有伤风化”。在德国，霍普特曼发表《日出之前》，遭到了围攻，有的骂他为“蠢猪”、“妓院作家”，有的甚至宣称：“作者其人生有一副明摆着的犯罪的凶相，这号人只能写出叛乱的同时也是肮脏的剧本”。
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坛，对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评价，同样存在严重分歧。有的评论家认为：“自然主义是彻头彻尾的颓废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文化腐朽的明白表现”。有的还认为：“自然主义破坏形象”，“不能揭示现象的本质、关系和规律”，“以摄影、记录、抄写等代替艺术”，“它虚伪地以艺术不干涉社会生活的呼号来掩饰它的反动内容”。尤其在日丹诺夫等人左倾教条主义文艺思想的支配下，自然主义曾被宣布为“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敌意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而有的评论家却持相反的态度，比如卢那察尔斯基在指出自然主义作家们的缺陷和不足的同时，对其长处也进行了肯定。他不仅赞扬了左拉的巨大才能、诚实的态度和鲜明的文笔，而且充分肯定了左拉和霍普特曼对科学性的追求，忠实于现实，向往正义，倾向进步等。
我们认为，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产生在浪漫主义思潮之后，把作家的注意力引向现实，特别描写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相似的、对生活不加提炼的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段，只能对生活作出片面的、畸形的、庸俗的描写，其结果，只能是对现实的歪曲和丑化。这是不足取的。总之，正如高尔基所说：“……我们不能把作为描写现实的方法的‘自然主义’称为‘反革命的’方法，但我却自信地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忠实的，与我们现实不相吻合的，而且是歪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