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蟋蟀在堂，
岁聿其莫。
今我不乐，
日月其除。
无已大康，
职思其居。
好乐无荒，
良士瞿瞿。
(堂、康、荒，阳部。莫、除、居、瞿，鱼部。)
蟋蟀在堂，
岁聿其逝。
今我不乐，
日月其迈。
无已大康，
职思其外。
好乐无荒，
良士蹶蹶。
(堂、康、荒，阳部。逝、迈、外、蹶，祭部。)
蟋蟀在堂，
役车其休。
今我不乐，
日月其慆。(韩慆作陶。)
无以大康，
职思其忧。
好乐无荒，
良士休休。
(堂、康、荒，阳部。慆、忧、休，幽部。)
〔译文〕
天气变凉，蟋蟀进入堂屋之中了。一年已临近结束了。现在我如果不及时行乐，岁月即将过去了。当然欢乐一定要有节制，不可淫佚过度。寻欢作乐不能荒淫无度啊，做为一个善良之士，一定要瞻前顾后，从全面考虑。
天气变凉，蟋蟀进入堂屋之中了，一年的岁月即将过去了。现在我如果不及时行乐，岁月即将流逝了。当然欢乐一定要有节制，不可淫佚过度。寻欢作乐不能荒淫无度啊，做为一个善良之士，一定要时刻警惕，前思后想。
天气变凉，蟋蟀进入堂屋之中了。行役的车子已经停息了。现在我如果不及时行乐，岁月即将飘流过去了。当然欢乐一定要有节制，不可淫佚过度。寻欢作乐不能没有限度啊，做为一个善良之士，一定要做到安然自得，不痴心妄想。
〔评介〕
《蟋蟀》三章，章八句。对于本诗诗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三家《注》说：“《齐》说曰：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孔子曰：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鲁》说曰：独俭啬以龌龊，忘尧舜之谓何。”又引《毛序》说：“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齐》、《鲁》二家，只说诗旨在刺俭，《毛序》则具体化为刺晋僖公俭不中礼。至宋朱熹《诗集传》，否定了无征的刺晋僖公俭不中礼说，而取《毛序》之唐之风俗说加以引申，说“唐俗勤俭，故其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把原认为是写国君生活的诗，转变成了写下层民俗的诗。清姚际恒在其《诗经通论》里说：“《小序》谓刺晋僖公，《集传》谓民间终岁劳苦之诗。观诗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尽是细民，乃士大夫之诗也。”其说法确有见地，他明确了诗意是反映了那一阶层的生活。姚氏还进一步指出，各章“上四句一意，下四句一意。上四句言及时行乐，下四句又戒无过甚也。”这种看法也是正确的。不足的是，未能清楚地告诉我们，诗人的观点是对还是错，而言外之意，似乎使人感到他是赞成诗人的观点的，既要及时行乐，又不要过度荒淫。这就是诗教的所谓“乐而不淫”吧!正因为如此，吴闿生在《诗义会通》中对此诗十分欣赏地说：“诗意精湛之至，粹然有道君子之言，吾人所当三复循省者也。”今人对此则不以为然。高亨指出：“这是统治阶级的作品，宣扬人生及时行乐的思想，但又自警不要享乐太过，以免自取灭亡。”(《诗经今注》)袁梅则更进一步否定它说：“一个古代的小官吏，受不了沉重的差役的折磨，就唱这首歌，以宣泄内心的忧伤。在字里行间流露了剥削阶级颓废的思想感情。”(《诗经译注》)那么，我们对这首诗的思想意义及其价值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呢?当然，把这首诗当作“乐而不淫”的典范并因此而加以赞美肯定是不对的，而说它只是“流露了剥削阶级颓废的思想感情”，因而就全盘否定其社会价值也未必恰当。我们还应该看到它给我们提供的认识当时社会及其关于人生价值方面的意义。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小官吏，他终年行役，不得休息，因而在“役车其休”的岁末，想来“及时行乐”一下，其实这种“行乐”的愿望最终是否能得到实现，也很难肯定。其中的辛酸苦辣，不也是值得令人同情么?他的命运遭际不也是很可怜么?因而他那一种想喘一口气的“行乐”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说，不也正是一种对幸福追求的合理的愿望吗?更何况，诗人不是还明确警戒自己，要“好乐无荒”，并非荒淫无度呢?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小官吏终年行役，不能过安定的生活，也正是西周末至春秋初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也使我们增加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了解和认识。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在当时奴隶社会宗法制统治的条件下，人被认为不属于自己，只被看作社会群体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否定个人存在的价值，诗中则提出了岁月易逝，一个人应该有个人的行乐追求，这正是他开始蒙眬地意识到了个人存在的价值，这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萌芽。单就此而言，也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
本诗各章前四句均以“蟋蟀在堂”起兴，引出及时行乐之意;后四句则翻出正意，提出“好乐无荒”来警戒自己。这种以宾托主的方法，给本来有点板滞的议论带来了迭宕变化，从而增加了表现力。
本诗作者的身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姚氏以为“乃士大夫之诗也”，袁梅则进一步指出是“一个古代小官吏”，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只是从何证明这一点，均未明确提及，这里值得补充说几句。第三章中的“役车其休”，我觉得这正是点明诗人地位职务和身份的重要诗句。关于“役车”，郑《笺》云：“庶人乘役车，役车休，农功毕，无事也。”高亨《诗经今注》说是“担任劳役的车”，如此解释，使人感到似乎或者此役车和诗人本身的职务地位无关，或者诗人也是担任劳役之人了。其实这种理解未必恰当，我倒觉得此役车应当作为行役之车去理解。行役之事，可能是指普通人服劳役，但也包括士大夫出公差。《王风·黍离》和《君子于役》中的《毛序》就说：“周大夫行役于宗周”，“君子行役无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则明显是指士大夫行役，行役者所乘之车，当然也就是役车了。时当岁末，士大夫不出公差了，当然就是“役车其休”了，诗中提到此事，正好和诗人的地位身份职务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除“役车其休”以外，还有所谓“良士”，也是诗人自身身份的标志。诗中的“良士瞿瞿”、“良士蹶蹶”、“良士休休”，表面上似乎泛指一般良士，实质上也正是诗人以良士自居，认为自己做为一个良士，应该时刻警戒自己，并非若朱熹《诗集传》所说“若彼良士”，使良士成了诗人要学习的对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