羔裘如濡，洵直且候。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郑风，即郑国的诗歌。郑国的开国君主是周宣王的弟弟郑桓公(名友)。公元前八○六年分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周幽王时，桓公见西周将亡，把财产，部族，家属连同商人迁移到东虢和郐之间。郑武公即位，先后灭郐与东虢，建立郑国，都新郑(今属河南)。羔，即小羊。《诗·召南·羔羊》：“羔羊之皮。”毛传：“小曰羔，大曰羊。”羔裘就是小羊皮做的衣服。郑玄笺云：“羔裘，诸侯之朝服也。”所以，羔裘为当时官员朝见天子所服。
《郑风·羔裘》凡三章，每章四句。首章描写道：“羔裘如濡，洵直且候。”濡，沾湿;《邶风·匏有苦叶》：“济盈不濡轨。”洵，诚然。实在，《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直，通顺。候，美丽。此句谓羔裘色泽光润，如在水中浸过一般，实在顺畅美丽。接下来，“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即“那个人”，指郑国某官员。舍，处、居。命，即天子之命。此句谓身居天命志不可夺。朱熹《诗集传》认为此章“言此羔裘润泽，毛顺而美。彼服此者当生死之际，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夺。”那么“彼其之子”究意是怎样一个人?有人解释说：“他做人知道听天命，不肯改变气节。”这与朱熹“彼服此者当生死之际，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夺”的解释同样略有泛泛之嫌。不过，朱熹在作了“盖美其大夫之词”的结论时，紧接着说：“然不知其所指。”可见，欲读懂全诗，首章颇为重要。
其实，这一章诗或说整个诗的关键就在“舍命不渝”四个字上。那个郑国大夫或许是个有功之臣，故被天子赐予羔裘，是为“命服”。《易·师》有“王三锡命”的记载，就是说，古代帝王以仪物或爵位赐给臣子时，因赐命次数不同而分出等级。《诗·小雅·采芭》：“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周代官员的品秩有一命至九命之差，官员的衣服因命数不同而各有定制。那位郑国大夫所衣羔裘很有可能为天子之命服。恩宠甚崇，故衔恩遇以进欲诚，发出“舍命不渝”的信誓。
理解了这一层，下面的两章便也就易懂了。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豹饰，以豹皮为饰，即在羔裘上镶有豹皮。孔，甚也。孔武有力，谓那个郑国大夫身着豹饰羔裘，象豹一样威武有力。邦，国家;司直，正直。这一章赞扬那位郑国大夫的刚正之美。如果说，首章的“舍命不渝”还是以诗作者的口吻代郑国大夫而言的话，那么“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可谓诗人自抒胸臆，褒扬那位郑国大夫了。
羔裘宴兮，三英粲兮。宴，鲜盛貌，三英，羔裘之饰物;粲，颜色鲜明。“邦之彦兮”的“彦”即俊美之意。《书·太甲上》：“旁求俊彦”。孔安国传：“美士曰彦。”末章称颂那郑国大夫为国中之美士。全诗以羔裘起兴，并作为譬喻;从对羔裘的华美的描写直到对那位郑国大夫的俊美容貌的赞叹，传达出诗人的审美倾向。
本诗最为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比喻。《礼记·学记》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是说不懂得运用比喻则等于不懂诗。《毛诗序》也将“比”归为诗“六义”之一，可见比之于诗十分重要。清魏源进一步强调诗歌不可直言，当一曲折传达胸臆。他在《诗比兴笺序》中说：“词不可以径也，则有曲而达焉;情不可以激也，则有譬而喻焉”。读了《郑风·羔裘”》产生的第一感受就是形象俊美生动。诗人对于歌颂的对象虽然没有直接描绘，然而一气读完却在欣赏者心目中留下了依依鲜明的影象。其原因恰在于成功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
何谓此?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云：“比者，喻类之言也。”南北朝时钟嵘《诗品》云：“因物喻志，比也。”到了南宋，朱熹在《诗集传》中对“比”的解释更为明确：“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人无不希图自己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给他的欣赏对象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之就往往利用比喻的手法，把一个事物的特征与另一事物的特征的相似之处联系起来，使其描写的对象更富于生动感。《郑风·羔裘》的作者出笔不凡。他想赞美的是一个郑国大夫。可既无其功业的铺叙，又无其形貌的夸饰。诗人的视线凝聚在描写对象的服饰上，通过对羔裘的再三吟咏，勾勒出一个神采奕奕、雍容典雅的形象。你看：那个郑国大夫身穿小羊皮制成的衣服，其质地柔软，润泽光亮，上面以豹皮为饰，看上去给人以力量的感觉。这件羔裘实在美丽!诗人实际上对那位郑国大夫钦羡不已：“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彼其之子”对于诗人似乎是个完美无缺之人，因而穿在那人身是的羔裘也便放出色彩夺目的光芒。于是，作为主体的郑国大夫与其衣着的羔裘之间在诗人心理上即产生了特定的联系。诗人以羔裘设喻;再现了那位郑国大夫俊美而刚直的形象。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诗歌婉转歌咏，由于通过比兴手法，其意旨往往不很显露，且易于为人误解。对于“诗三百篇”，前人旧说常常作为政治道德的教化经去释义，其显著特征便是所谓“美利”观。通过“美利”，所有的诗篇都可以成为政治道德的图解。这首《郑风·羔裘》也曾被人认为是“称赞郑国的官员有气节”。险些与政治道德牵扯到一起。其实，此诗仅仅是诗人对所仰慕之人的赞颂。诗人抓住“羔裘”这一特定事物，淋漓尽致地表现其柔顺而又不失其有力，润泽而又不失其粲烂的特征，委婉地抒发着诗人自己的情感。由于笔触的曲折，诗中的形象亦远亦近，亦虚亦实，似乎很模糊，实则很清晰。在于读者，可以说获得了充分的美的享受。当然，由于《郑风·羔裘》的创作年代大约在西周末年，春秋初年，当时，“后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众国纷然，刺怨相寻。王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郑玄《诗谱序》)因此，这首诗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了。作者塑造了一个俊美刚直的郑国大夫的形象，这是诗人理想中的形象，也是当时人们所企望出现的形象。这一形象表明了诗人对于当时社会的审美判断，寄寓了诗人的审美理想。了解了这一点，欣赏者就更能从那位郑国大夫的形象之中获得对于真、善、美的认识。